hari Matters 2025-12-20

早在学友社创立之时，中共地下党人虽然不担任公开的职务，事实上却是社的骨干分子。

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介绍人廖一原成为我的直接领导，不过只维持两个月时间，就改由诸桦领导。我跟虹虹歌咏团的唐天柱、一名姓杨的社员，组成一个团小组，诸桦经常召集我们一起学习。诸桦曾经说过，在她属下的小组中，我们的小组是水平最高的一个。诸桦原名朱幼慧，四十年代末，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州中山大学读书，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学运工作。一九四九年，在国​​民党破获的广东地下组织事件中，她逃避追捕来到香港，创办《香港学生》周刊时改名朱苑宜，任该杂志的社长，跟她一同来港的丈夫，则在虹虹歌咏团担任领导工作。八十年代，诸桦出任港澳办司长；一九九八年，澳门回归后，调任澳门中联办特别顾问。由一九五二年夏天开始，我的组织关系出现变动，诸桦调走，新领导叫欧阳成潮，但他很快又调走，接替的领导是化名陈实的邓姓新界人，他家境富裕，父亲是新界的地主。陈实在学友社的公开身份是普通社员，背后直接领导学友社，辅以早前入社的地下党成员，形成更有效的控制。

在这段时间入社的，还有来自培正的毛钧年，他直到八十年代，才主动公开中共党员身份，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个下午，港英警方政治部突然搜查元洲街学友社会址，当日我并不在社，会址内只有十个人左右，政治部人员在社内翻查文件、又向在场社员搜身。毛钧年被搜出一本笔记簿，内里记录了跟他有联系的地下党组织人员名字和通讯地址。在场还有游顺钊，政治部人员进入单位时，混乱中有人不知是想推卸责任、抑或一时惊慌，将一份小组学习提纲，塞到他手中，警员就在他身上搜出了这份提纲。在场的社友，被政治部带回警署问话后，陆续释放，没有人被落案起诉。然而，事件却令社内的地下党组织感到忧虑，在上级的压力下，他们没有经过讨论，也不具体分析检讨，是否透过改变学友社的活动形式，以适应形势，就贸然在一九五二年的圣诞节，停止活动。至于领导学友社工作的陈实，在这事件后竟变成惊弓之鸟。有一次，他外出时，怀疑被人跟踪，惊慌之下，违反组织纪律，没有向组织交代工作及去向，就私自跑回国内念大学去。经历多场政治运动后，他回到香港。据知已经对共产党没有几句好话。

学友社停止活动初期，我和组织的联系并无中断，还继续出席团的组织生活，只是地点不在学友社。当时，我尚未知悉陈实怀疑遭人跟踪和跑回国内的事，只是他的不辞而别，令我和组织失去了直接联系。组织也没有派新的领导来找我。但我感觉到，在我周围仍有组织在活动。在搜查事件前，归我领导的「下线」社友，继续有人领导他们。他们对团组织的活动，比我还要清楚，鉴于组织纪律，我只会知道自己的直线领导是谁、而不能打探其他成员的组织关系，故即使我感觉到组织的活动，也无法恢复自己的组织联系。我感到十分无奈，唯有找到在停止社活动前，曾做我「下线」的社友，托其向上级反映我的尴尬处境，不久，曾在陈实之前短暂领导过我的欧阳成潮找我，说是暂时来「照顾」我。

欧阳成潮出身「红校」系统，四十年代后期，在培侨中学读书，后转到其他学校搞地下工作。八十年代，出任亲中团体港进联秘书长，后又做广东社团总会秘书长。他向我解释，陈实声称跟我接触后，被人跟踪，所以不敢再来见我；但我后来才知道、他隐瞒了陈实回内地升学的事实。对陈实的不辞而别，我心中甚是不满，认为组织对于成员的政治生命、处理手法十分儿戏。自陈实离去后，从没有人理会我，直至我主动打探，转达意见，欧阳成潮才再来联系我，还说只是「暂时照顾」，换言之、并没有跟我恢复正式的组织关系。

学友社何时恢复活动，一直没人提起，直到一九五三年下旬、旧同学周炳良找我。他当时在九巴总工会当书记。周跟我说，知道我们元洲街的会址一直丢空，而他的巴士公司又靠近元洲街，故希望借用会址。我向欧阳成潮汇报此事，他才猛然醒起，原来学友社尚有一个会址，于是决定恢复活动，着我立刻召集已离开的同学返社。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转自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