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将国家信访局从独立部门纳入成为国务院直属机关，标志着信访时代的终结，习近平作为信访举报制度的最大受益人，通过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的公平，就是对自己公平，如果对所有人公平，就会失去获得感、幸福感，1962年，康生指控小说《刘志丹》为高岗（东北）反革命集团翻案，并借此将为成书提供过材料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进行审查，被定性为“习仲勋反党集团”，而习仲勋翻案靠的就是信访举报制度。

一、信访举报制度的由来

自1971年《红旗》杂志刊发的《必须重视人民来信来访》一文首次公开使用“信访”和“信访工作”的说法，此后便成为一个具有特定意涵，并为机关和社会通用的专用词汇，甚至每一个市县，乡镇都设立了“信访办、信访科、信访局”等事务单位。
通过信访，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于1980年2月25日平反，给了习近平上位的机会。习近平最终终结了这个制度，自从2022年2月25日，《信访工作条例》颁布后，不但没有促进信访工作，反而使信访工作人员找到借口。

二、行政复议和诉讼程序易出现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官官相护和官商勾结，无法代替信访举报制度

首先，经过行政复议的案件、经过诉讼程序的案件不再受理信访，这样就堵塞了很多人的维权之路，因为法院的判决中存在的问题，往往不是裁判程序的问题，而是法官受制于政法委导致的，而政法委书记又必须听命于第一书记而且低于同级别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比如天津市河东区，区委书记第一实权，区长作为副书记第二，政法委书记在班子里最多算老三，而政法委书记从党的层面上领导法院、检察院、公安，这样就会造成司法不独立，区委书记、区长克政法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克法院，地方干部间接干预司法。而信访举报制度，给地方政府造成的维稳压力，平衡了普通公民和政府在力量上对比上的差距，使普通人有机会平等的和政府解决问题，现在更没有人管了，普通公民的愤恨只能以群体性、极端的形式倾泄。

三、“多元化矛盾纠纷调解制度”缺乏执行保障，无法替代信访举报制度。

中共二十大以后，国家信访局并入国务院，使全国信访部门彻底成为地方行政系统的一部分，地方政府更加肆无忌惮，地方政府将信访局改为“综合治理中心”，形式上看是进步，但是《人民调解法》的实施、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组织都名存实亡，因为公民体验这种所谓“多元化矛盾纠纷调解”就是拖时间，文书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社会也没有信用可言，只是给对方转移财产的时间和机会。

四、由于信访举报制度名存实亡，地方政府、法院开始联手包庇犯罪

以天津市人民政府包庇黑龙江省政府为例，在2022年4月22日，在黑龙江省鸡西市市委书记于洪涛（现任哈尔滨市委书记）拍板之下，为了掩盖魏群与鸡西市政府的权钱交易，指派鸡冠区委书记于君从国库挪用190万，通过孙岩个人账户洗钱转账，强迫周绍卿父亲收下作为交通事故赔偿金，但是当天鸡西市经侦支队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控制了周绍卿并逼迫他签署了《撤诉申请书》，随后周绍卿为了自救，在微博发布“反对李鸿忠二十大入常”的微博，天津市公安局被迫指派河东分局将其带回天津，期间法制二大队队长肖坤告知周绍卿，其收到的190万为国库财产，并要求其退还，周绍卿立即写了《给中央纪委监委的举报信》并指出黑龙江省是挪用公款罪嫌疑人，要求钱退给中央，被肖坤、武培等法制民警拒绝后，联系政治保卫支队姜支队和上杭路派出所所长宋加起（现代管河东分局政治保卫支队），被拒绝接收或转寄信件，后周绍卿将举报信写入检察官笔录，检察官杜冰倩、杨建超，法官张弓等都因为收受了黑龙江省贿赂而包庇黑龙江省，给黑龙江省补回挪用公款的机会，使其不受刑事处罚，2023年12月周绍卿刑满释放，将此事通过国家信访局反映，国家信访局不作为，起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不立案，不出裁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可以向上级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立案，北京市高院以无管辖权为由推诿。形成了官官相互到中央的腐败闭环。2025年，周绍卿依然在因此事控告河东区政法委和公检法机关承办人员的包庇犯罪。如果不成功，不是周绍卿的失败，事中共系统化的腐败导致的，其合法性受到进一步挑战，连国库税收都能来替魏群个人平事，还想诬告陷害受害者儿子以杀人灭口。

另一方面，黑龙江省三级法院为挪用公款事项洗地，在没有核实关键证据孙岩的转账记录中孙岩和魏群的实际关系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加戏，企图证明案外的事实，原本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因魏群不支付医药费而垫付了10万医疗费，起诉魏群，但是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出具了（2022）黑0302民初2633号之一、（2023）黑03民终499号、（2023）黑0302民初2849号、（2024）黑03民终192号和（2024）黑民申6384号等五份民事判决书和裁定书，其中，（2023）黑0302民初2849号作为一审发回重审，应当全面审查，但是，没有审查孙岩和魏群的关系，以及东风街道办事处东岸社区证明信中说魏群家庭生活困难，然后在疫情期间全国都没钱的时候，拿出来190万现金赔偿给周绍卿的父亲，这么不符合常识的结果，被黑龙江省三级法院包装，并且《社会保险基金先行垫付暂行办法》作为《社会保险法》的下位法，不能直接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因为其不是真正意义的法律，只是部门规章，甚至与上位法的立法精神相矛盾。说明黑龙江省三级法院的法官要么是坏，要么是蠢。这就是信访举报制度空转之后，公民和政府力量对比发生不平衡导致的破坏中共执政合法性和社会稳定的典型案例。

综上所述，现有的行政复议、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多元化矛盾纠纷调解等制度，无法填补信访举报制度名存实亡后的救济渠道缺失，作为全面的搜集公民诉求的制度，信访举报制度不可替代，虽然在很多年里，看似给地方政府增加了麻烦，但是实际上缓解了政权衰亡，二十大是中共走向衰落的里程碑。以天津河东区人民检察院为代表的全国检察系统和公务员开始开拓出“非暴力，加合作”的假作为道路，应付差事，少做少错，不再关心亡党亡国，只想自己的利益得失，王朝末年，往往会因司法机关互相推诿而产生廉洁的假象，不敢贪只是害怕既得利益受损，不是制度进步的表现，不作为最终导致强集权的国家失控分裂，才是客观要面对的挑战。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中国公民虽然痛恨中共，但是还是希望可以和平的将其逼退下台，以减少公民生命财产损失，中共的灭亡是自己的公检法队伍被政府控制导致的，政法委不解散，就会有无数个小周永康，把中共吞吃搅碎。

作者：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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