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来 | 转自 新世纪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
作者： 王泛森
译者： 王晓冰
出版社：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6/01/08
ISBN：9789570879049

内容连载

导论：1895年后的思潮与傅斯年

傅斯年出生的1896年，中国尚处于刚刚过去的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余波之中。那场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战败于日本人手下实在令人震惊，给傅斯年及其同时代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

年轻的梁超（1873-1929）已亲身体验到这次震惊带来的冲击，他认为这场战争的后果是「粉碎了中国两千年之大梦」，尽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屡遭失败，但败在日本手里却是创巨痛深的。毕竟日本是个亚洲国家，在中国人眼中长期处于中华文化影响之下，且其开始按照西方模式进行改革还在中国之后呢。

甲午之后，巨变接踵而至，各类中国知识分子也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1895年，革命派领袖孙中山（1866-1925）认为日本的胜利是中国历史上难以预料之事。 1894年冬，在中国刚刚遭受一系列军事失败之后，他即决定组织他的第一个反满团体──兴中会。后来成为改革派领袖的康有为（1858-1927）则召集在北京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促使皇帝进行改革。知识分子领袖严复（1854-1921）发表了四篇划时代的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严氏后来以向中国译介欧洲功利主义政治、经济、哲学著称，他在1895年着手从事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汉译工作，这本译名为《天演论》的书成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出版物。后来成为戊戌变法牺牲者的谭嗣同（1865-1898）则在1894-1895年间决心放弃传统文士的生活方式。

中国知识界的新发展形塑了傅斯年的知识体系结构。首先是思想观念的激进化。一些人促成了这种现象的出现。严复在中国和西方传统之间划下了黑白分明的界线，他极力主张中国已远不如西方，尤其是在文化领域。这种责难使此前对自身文化特别自豪的中国人甚感惊讶。谭嗣同批评传统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康有为几乎将过去两千年的学术通通贬为「伪学。章炳麟（1869-1936）无情地批判了儒家的人格。梁超的「新民说」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已经过时，因为它们全都与现代公民所需的公德无关。

但是，许多社会和政治体系仍支撑着传统的价值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君主制、儒家礼仪、经典教育、科举制和法律制度。虽然晚清时激进思想已初露端倪，但只有在上述五个支柱全都崩溃之后，知识界的革命才真正开始：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1911年君主制崩溃；1912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宣布学生不必祭孔，经学不再是必修课程；同年，大清律例也被废除。
1895年后被大肆诋毁的传统价值体系，曾经是个相当和谐统一的体系。这一价值体系崩溃后，原来相互关联的各个部分，彼此之间走向直接对抗或相互竞争。

知识界的第二个主要变化是新知识群体的形成，他们由效忠于满清朝廷逐渐转向效忠于整个国家。 1894-1895年中国败于日本之后，许多年轻知识分子渐渐放弃为进入官场而进行的科举考试的学习，他们成为韦伯（Max Weber）所描述的「自由流动的资源」，后来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转型。人们认为这些新知识分子将自己从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考试制度中分离出来。他们失去了官方的职位，也不再受官方意识型态的制约，成为政治和知识转型的行为主体。然而，1905年科举制被政府废除，似乎是政府自己切断了士人和主要由儒家教义构成的官方意识型态之间的纽带。这一决策开了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成为思想解放的主要推动力。科举制的废除是一次激变，将许多知识分子从昏睡状态中唤醒。没有了前程和收入，一些士人努力变成了新式知识分子，而另一些人则陷入绝境。他们不能过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生活。在这个新的中国里，读书人的地位成了问题：他们是否应该适应社会转变而成为专业人员，继而形成职业阶层来组成新社会的核心呢？

1895年之后，中国并存着政治和文化两个轴心。前者由求权力的意志驱动，后者由求真理的意志驱动。两者同时被知识分子看作是救国于危难的方法。虽然政治并不总是与文化背道而驰，但在近代中国，它们两者常剑拔弩张，关系紧张。政治轴心的目标是将民族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追求富强；而在文化领域，一些旨在建立自主学术社会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他们要使学术摆脱功利心态和政治力量的干预，其最终目标则是以更根本的方式与西方国家竞争。他们认为，旧传统的缺陷恰在于缺少有现代意味的学术社会。
对于那些呼吁建立学术社会的人来说，学术必须与现实关怀分离。学术自立──亦即为学术而学术──是一个越来越强烈的信念。严复是这一信念的始作俑者。他宣称西方国家的力量源自于思想和观念领域，为了追求这种「真正」的力量，中国必须去伪存真，即放弃被实用目的所腐蚀的伪学问，而获取真学问。他断言，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真正的学问；虽然真学问一时看起来似乎没有用处，但是从长远来看，它是最有价值的。与此相应，他主张治学与治世的分离。 「愈愚」是严复书斋的名字，这表明他坚信克服愚昧十分重要。 「凡可以愈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只有克服愚昧，方能疗贫弱。

章炳麟在这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许多年轻人相信，章炳麟所主张的经学与实际应用相脱离，致使人们考虑以经典和古代学问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另一位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王国维（1877-1927）甚至在清末即主张学问应与实用相分离，应提升到更高的目的。

吴稚晖（1865-1953）则坚信，如果中国能够有几十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形成一个重心，这些学者就能将中国变为现代国家。一些相信学术文化优于政治的人形成了一个群体，他们中多数是受过西式教育的学生。蔡元培（1868-1940）、吴稚晖、李石曾（1881-1973）、汪精卫（1883-1944），以及一些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元老们也都这样认为。但是，因为政治危机不断困扰着中国，他们没有时间和机遇来慢慢建立一个学术社会。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校长，加速了建立纯粹学术社会理想的实现。蔡元培用一个简单的句子开始他的校长就职演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一宣言彻底改变了大学的性质──由培养政府官员的机构转变为现代学术社群。治理国家不再是士人的责任。从那时起，知识分子得以从事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并以其同事为听众。他们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服务于社会──但不是作为官员，而是作为学者。他们的成就是由学术界的成员，而不是由社会来评判。蔡元培上任后九天，就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那时任命的一批学者从根本上改变了北大相对保守的氛围。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坚定拥护者的蔡元培、吴稚晖和李石曾相信，如果有几十个献身真正学术工作的知识分子集合起来，就能形成一个思想学术中心。假以时日，这个群体对社会的影响和改造，会比1911年的辛亥革命更为深远。
因此，激进化、自由流动的知识分子以及在中国创建一个学术社会的愿景，成了此后影响傅斯年一生的三大倾向。

傅斯年在中国现代知识界的地位
虽然中国现代思想史领域有大量关于五四时代「老师辈」的论著，如胡适（1891-1962）、陈独秀和李大钊（1888-1927），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学生辈」。在这些人之中，这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几乎完全被忽略了。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学者、政治家、社会批评家以及学界领袖的傅斯年，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色彩最丰富的人物之一。然而，除了莫勒（Alan Moller）的博士论文，迄今没有任何一种用西方语言写作的关于傅斯年的学术传记。在中国学术界，有关傅斯年生平的研究也刚刚起步。

在中国大陆，傅斯年差不多被遗忘了。因为与蒋介石（1887-1975）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密切关系，毛泽东（1894-1976）在1949年曾谴责他为战犯，加之在「批判胡适运动」中对他的严厉批评，大陆作者也对傅斯年的名字讳莫如深，甚至在叙述以他为中心的事件时也是如此。大部分历史学家并未承认傅斯年对历史学科的贡献。在台湾，傅斯年是享有盛名的学术领袖，其学术成就广为人知。他和胡适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风尚成为各类持不同见解者不断攻击的靶子。譬如，新一代史家批评傅斯年拒绝理论性的诠释；而新儒家们，如徐复观（1903-1982），又强烈指责傅斯年和他建立的学派故意忽略中国传统学术中的道德观念（尤其是内省式的道德哲学）。其结果，一个1919至1949年间学术史及政治史上的重要角色至今仍然面目模糊。
本书中，我必须集中讨论他众多成就中的几个方面。首先是傅斯年的学术生涯和他组织并领导了二十年的学术群体。我所说的群体不仅指他的史语所，还包括北大和台湾大学（以下称台大）。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主要建构者之一，傅斯年创建的史语所被认为是当时现代历史学的代表。他集合并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在他领导下工作。这一事业本身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学术科学化的迅速发展。傅斯年和他领导的机构取得了众多引人注目的成就。他们开展了一些新的研究专案，其中许多揭开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篇章。譬如，1949年后的中国考古发掘取得了可观成就是众所周知的，但这些考古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傅斯年具有远见的领导，却鲜为人知。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考古学带头人，最著名的如夏鼐（1910-1985），当初就是由傅斯年的机构培养的。相关领域的情形也是如此，如甲骨文、金文研究和档案的收集与研究等。

另一个意义深远的贡献，是使中国的历史学专业化，成为一个学科门类。现代中国有许多史家在他们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几乎没有人像傅斯年那样奠定了一个制度化的基础，对中国历史学的形塑产生了影响。傅斯年强调严谨的方法论和专业化，有意识地批判了传统史学的肤浅涉猎方式。如果我们可以说现代中国有一场「史学革命」，那么，它开始于顾颉刚（1893-1980），完成于傅斯年。但是在1920年代后期，顾颉刚在西方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声誉，相比之下，外在世界实际仍对傅斯年一无所知。现在是以学术的眼光予其应有的评价之时了。

作为历史学家，傅斯年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虽然傅斯年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学术部分已经受到质疑或被修正，但它们仍提供了对这一时期的重要洞察。他最重要的学术主张是「夷夏东西说」，这一说法将三代分为两个对立的集团。本书将重构傅斯年打破过去的一元论体系、形成新学说的过程。同时也将讨论傅斯年的历史研究与多元论等现代思想观念的互动。

傅斯年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另一个主要贡献是他的重建努力。 1920年代中期，他因支持疑古运动而著名。但到1930年代，他又极力参与否定这一运动。傅和他的史语所的同事们远非盲从者，他们坚定地将重建中国古代史作为中心任务。这里将讨论傅斯年对这场激进运动的反动和影响。
本研究试图将傅斯年的个案带到中国现代思想史中两个更广泛的主题上来：一是五四青年的文化反传统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二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进程中的成功与挫折。

从1920年代后期起，当五四一代人极力贬低中国传统，给中国社会输入许多新思想并致力于构建新的学术社会时，相应地，社会也开始向他们发出挑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动荡的政局挑战着文化领域内的非政治立场；二、文化本土主义的复兴及民族认同感的迫切需要挑战着五四反传统主义；三、政治集体主义挑战着五四自由主义。

1931年九一八事件，国家命悬一线，这些挑战也越发强烈。此后，许多五四青年改变或放弃了他们早期的主张。考察傅斯年如何对这种挑战作出响应，以及他的响应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同时代人，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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