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来 | 转自 新世纪

坚若磐石：黑暗时代的抗争者第四卷
作者： 余杰
出版社：主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01/02
ISBN：9786269959488
丛书系列：中国研究系列
出版地：台湾

内容连载

张先玲：祖籍安徽桐城，出生于浙江杭州。其祖上是清代名臣张英、张廷玉，安徽桐城的大宅子被称为「相府」。祖父张传缙曾捐过候补知府，祖母黄玉檀是浙江布政使黄祖络的女儿。抗战爆发后，父母带着她从杭州辗转回到桐城老家。

1952年，张先玲毕业于华东邮电学校（现为南京邮电学院），分配到北京电信局五分局工作。后调到清华大学电话总机房任技术员，文革中因出身不好，调至清华大学木工厂做小工。 1973年，申请调至北京第二分析仪器厂，从事仪表制作研究和工厂管理工作。 1983年调航天部标准化学研究所，从事电话机房维护及总机系统管理。

1970年，张先玲生下小儿子王楠。

1989年，胡耀邦去世引发学运。王楠是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热衷于照相，常常到天安门照相。刚开始，他说听不懂大学生们在讲什么。后来，去多了，就回来对张先玲说：「妈，我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应该支持他们，他们是为了国家好。」

张先玲告诉儿子：「你不要去。学生运动早晚是要被镇压的，或是被利用。」王楠却说：「学生运动会被利用，但是，学生运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王楠认为妈妈太胆小了。张先玲又说：「你还是赶快读书的好，明年就要高考了。」1949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她都经历过，知道共产党整人的厉害，不愿孩子参与学运。但王楠还是被大学生的热情感动，积极参与其中。在五一七大游行时，王楠与同学在学校组织了支持大学生的活动。
6月3日晚，母子俩最后有一次交谈。王楠问：「妈妈，你说会开枪吗？」张先玲回答：「不会吧，四人帮的时候都没有开枪，今天会开枪吗？」她再三叮嘱儿子：「晚上千万不要出去。四五运动时有人拿大棒子打人，打到头上也会有生命危险。」王楠说：「我不会出去，妈妈放心吧。」儿子平常比较听话，张先玲就放心了。当时，王楠自己住在旁边一栋楼的一间公寓。这番交谈后，王楠就回公寓去温习功课了。

张先玲真的以为儿子没有出去。第二天早晨，她六点起来到儿子的房间去看，却发现床上看起来不像睡过，儿子留了一张纸条说去找同学。她赶紧打电话询问儿子的同学，对方说，王楠在前一天晚上 11 时 20 分左右出门前打过一个电话，告诉同学，他要出去记录历史的真实情况，有人说会开枪，有人说不会开枪，他要去看看到底是开枪还是不开枪。他走时，还将朋友留在其住处的头盔戴在头上（大概是因为他听妈妈说警察有可能拿棍棒打人，要保护头部，却没有想到军人会开枪，头盔抵挡不了子弹），骑着自行车、带着照相机出去了。结果，一去不返。

张先玲和丈夫心急如焚，四处寻找儿子，一无所获。一直到6月12日，学校开学了，学校来通知说，有小孩的尸体在护国寺中医院，说是公​​安局送过来的。起先他们以为是戒严部队战士，戒严部队来看了几次都说不是。当时王楠穿了一身军训时发的军服，系了一根新发的武装带，还有编号，他们以为是军队士兵。因为几所学校报中学生失踪，西城分局就找到学校，学校就通知张先玲去辨认尸体。

于是，一个学生陪张先玲去医院。一开始，这个学生死活不让张先玲去看尸体，他去看了之后告诉张先玲说，确认是王楠。张先玲闻讯，痛不欲生。

医院的一位姓张的医生告知，这个学生是从天安门附近、南长街南口的第二十八中学门口挖出来的。一个坑埋了三个人。这个孩子是其中一个，挖出来的都是无名尸，身上没有证件，证件都被戒严部队收走。因为别的大医院的太平间都没有地方了，他们这个医院还有个冰冻的格子，就把尸体放在里面。

张先玲整天痛哭。但她还是比大部分父母冷静和理性，慢慢恢复了一些。随即，她发现，儿子尸体的头上包着绷带，绷带还有血迹，就追问：「他怎么头上包着绷带，说明有人救过他啊，那怎么人不在医院，怎么又埋起来了呢？」她开始追寻儿子遇难的真相。

经过多方查证，张先玲得知，尸体是由戒严部队跟警察一起埋的，上面有命令，6月4日7点以前必须把长安街上的尸体全部处理掉，就是打扫战场的意思。还说7点钟有西方卫星开动，如果不把尸体隐蔽起来，就会被卫星拍到。中共当局谎称隽水没开枪，没死一个人。于是，很多尸体在附近就地掩埋。王楠等三人的尸体被埋在二十八中门口的草地下。但过了几天，下雨后，就有味道了。学校12日要开学，8日派人去挖出来，然后送到医院。

张先玲后来接受外媒访问说：「除了我的儿子，那两具无名尸体恐怕到现在家属都没有找到。我们天安门母亲难属群体两百多个遇难者中，有十几个都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是多么残酷，人被打死了，还不让被抬到医院，不让家属来认， 还把人埋掉。我认为还不止二十八中外面，可能在人民大会堂外面也埋了人。」

张先玲听说，儿子学校传达室的一位老先生接到过一个电话，是一位声称在现场救治过王楠的名叫吴先的医生打来的。她找了很多线索，才打听吴先毕业分到北大工作，就给对方写了一封信。

1989年12月，四名医学院学生来到张先玲家，告知当时的详情。其中一个女学生是吴先的女友，三位男学生都在现场救助过王楠。他们是北大医学院的学生，分配在协和医院或北大医院实习，临时在西单组织起来参与救护工作，自称「北大协和联合救护队」，跟在戒严部队后面，从西单一直跟到南长安街南口，一路救了不少人。他们发现南长街有三位中弹者，其中一个就是王楠，王楠当时还有体温。他们听到旁边的群众说，王楠是一点多左右，部队开枪过来，他去照相，被打中的。打中以后，老百姓涌过去把他拉到墙后。戒严部队拿枪对着老百姓说，你们不准拉他，他是暴徒，你们要是想拉他，我们就枪毙你们。老百姓只好缩回去了。

这时，南长街北口开过来救护车，救护车想要到长安街救人，戒严部队不准过去。之后，有大夫下车说：「你不让车过去，我们人过去，把受伤的人抬回来，可以吧？」但那也不行，不准大夫过去。张先玲感叹说：「这种行为是很卑鄙的。两国打仗，伤者也该救啊，共产党都不让救。」

于是，这几位医学生只好在现场帮王楠包扎。然后，他们准备将王楠还有另外两个受伤的孩子抬走，因为他们还有体温。

来了一个上校军官，有一些同情的样子，但还是说不能抬走，只能就地抢救。他们帮王楠包扎以后，人工呼吸也没用，到三点钟，人就死亡了。他们又要求把遗体抬走：「我们把遗体抬出去送到医院，家人可以找。」军人仍然不准。这时，又来了一个年轻的少尉军官，很凶狠地说：「你们马上离开，不走就把你们抓起来。」这几位医学生只好离开。

离开前，这几位医学生拿到王楠口袋里的证件，就在一张纸上写下死亡年龄、身分、什么时候中弹、什么时候死亡、中弹部位在哪儿等，写得很清楚，然后将这张纸放在孩子的口袋中。但后来护国寺中医院的医生再挖出尸体以后，王楠口袋里没有这个证明，说明埋尸体的戒严部队或警察把证明拿走了。

在找王楠的过程中，张先玲了解到不少人家里出了类似的事。后来，她将王楠的骨灰放在万安公墓的骨灰堂，并且在走道的地方摆了一张很大的照片。她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果然，尤维洁看到了，她留了一张小纸条，说自己的丈夫也是六四遇难的，希望和张先玲联系。后来，张先玲、尤维洁、丁子霖三位难属最先连结到一起。然后，又找到六四罹难者杨燕生的妻子黄金平。就这样，天安门母亲群体慢慢形成。在最初阶段，张先玲和丁子霖在寻找难属上出力最多。

孩子遇难后，张先玲从单位病休，直至1992年正式从单位退休。作为天安门母亲核心成员，张先玲夫妇成为中共重点维稳对象。每到所谓「敏感日子」前夕，有三路人马便出现在她家门口：一路是国保，一路是派出所，一路是社区。他们一般是两人一组二十四小时值守，楼下有一个警员和一辆警车。她虽然出去是自由的，但警察的的车或人在后面寸步不离地跟着，有特殊情况如外国重要人物来访，还强迫她坐警察的车出门，除司机外还有一人同行。警察禁止她去天安门等敏感的地方，也拦截前来访问的外国记者。在她家门口值班的警方人员会仔细查验来客的身分证。警察明确告知：「我们来你门前设岗，就是因为你见记者。如果你答应不见记者，我们就不设岗位。」张先玲说：「那我不可能答应你。我的底线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媒体、任何人，他只要来采访，我肯定接受，我说的就是六四的事。」警察就说：「那不行，那我们只好设岗。」

张先玲的丈夫王范地是一位音乐家，此前很少关心政治。身为六四难属，仍处处被当局针对。 2013年5月底，王范地受宋庆龄基金会邀请，到香港担任一场琵琶比赛的专家顾问。他预计28日抵达香港，6月1日返回北京。张先玲则因为需要照顾患有心脏病的丈夫，而陪伴同行。两人本来就没有计画出席香港举行的悼念六四活动，却遭到北京当局多番阻挠因而被迫取消行程。

张先玲当时告诉《苹果日报》，中共曾力阻她陪伴丈夫来港，「大概一周前，警察来找我，说六四快到啦，你能不能不去香港，香港很紧张，很多人筹备活动」。张先玲说，丈夫有心脏病，身体不好，要有人照顾，「还未到六四，我们6月1日就回来啦，我去就是去照顾王老师的身体，你们不必如此恐慌」。但警方没有接受她的解释，强行阻止他们夫妇赴香港，还说即便他们到了机场，也会被拦下。王范地与张先玲对事件表示愤怒，「一个文化交流活动，完全没任何政治色彩，人家精心准备这么长时间，却被粗暴取消」。

2017年12月8日，王范地去世。那时，张先玲精神、身体都很不好，警方却仍然在门口设岗，强迫前来探望的友人出示身 分证，使张先玲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受到严重伤害。张先玲说，儿子冤案未雪，老伴去世的时候死不瞑目：「他非常遗憾，他走前跟我说，我的担子就交给你了，以后你要保重好身体，争取看到儿子昭雪那一天。」张先玲说，作为杀人凶手，政府现在还不承认，你还怎么说你要社会和谐、要人们有幸福感呢？幸福感从何而来？这么大一个杀人惨案，你都不敢面对，那谁还能相信你们呢？中国政府坚持不道歉不改变，这说明他们内心的怯懦和恐惧，就是一种杀人犯的心态：「哪个杀了人的人，心里不害怕？但是作为一个执政党，应该考虑到，这么大的一个惨案你不承认，不等于不存在，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别人才能相信你。」

每年六四这一天，张先玲都会与多名亲人骨灰放置在万安公墓的难属，到万安公墓举办一场公祭，并发布一份声明。张先玲表示：「六四是一个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国家犯的屠杀的刑事案件，因为是政府调动正规军，荷枪实弹的用真枪实弹来杀害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平民。这是国家犯罪。杀了人怎么能够这么多年都不追查呢？」

天安门母亲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真相。什么是真相？你杀人了没有？为什么要杀人？你杀了多少人？这就是真相。当局必须将真相说清楚。

其次，是赔偿。天安门母亲要求政府通过立法，来做出道歉、积极赔偿。

第三，是追责。交通肇事还要追查责任。政府军公开的开枪杀人，这么大一个刑事案件，不可能遮掩过去。必须追究责任 者的刑事责任。谁指示的、谁决定的、谁动用军队来杀老百姓。张先玲表示：「三十年来我们一直为这件事情抗议。要求政府与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对话。这是我们一贯的要求，我们主张和平的、理性的抗争。我们主张在法律的道路上解决问题。」

张先玲有两位地位显赫的近亲，他们对六四屠杀态度迥异，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

一位近亲是丁关根—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是所谓「副国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丁关根靠陪同邓小平打桥牌而在中共党内平步青云，担任中宣部部长时，严厉控制传媒，被民间人士讥讽为「盯紧」、「关紧」、「跟紧」。丁关根的妻子是张先玲的亲妹妹。张先玲家有三姊妹，张先玲是老大，其中一个妹妹就是丁关根的妻子，还有一个妹妹在南方工作。据传，王楠死讯传出，丁关根眼中噙满泪水，这个侄儿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但时间一长，尤其是张先玲参与「天安门母亲」，成为党国眼中的「敌对分子」，丁关根夫妇的态度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断绝了与张先玲一家的来往。大家都住在北京，但形同陌路。可见，中共这个政党完全是邪教，一旦加入中共，就泯灭人性、六亲不认。

张先玲的另一位近亲是其大表哥余英时。余英时在1993年9月7、8日的《中国时报》发表一篇题为〈一位母亲的来信〉的长文，详细披露了这段渊源：「在数以千计的天安门死难者之中竟包括了我自己的近亲在内。我有一位至亲，1945至1946年我曾在她家住过一年，那时她才上小学。我们重逢是在1978年的北京，她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1992年初她给 我写了一封信，托人转寄，但这封信一直最近才交到我的手中。这是一个孩子的母亲用血和泪写成的关于天安门屠杀的一个镜头，任何注释都是多余的。四年以来，我读了无数篇关于天安门屠杀的记载和评论，但这一切文字加起来也比不上这封短信给我的震动之大，哀痛之深。由母亲亲笔写儿子在天安门被屠杀的经过，这是我所读到的第一篇文字，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文字。信中还附了死者的一张照片和北京广播电台转播过的死者在高中一年级时所写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信中，我们知道死者生前和他的母亲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慈爱而又互相了解的关系。他因此希望天下的父母也都能和子女成为朋友，这样才能消弭代沟于无形。这明明是一个充满着推己及人的爱心的好孩子，但这样一个刚刚开始茁壮的幼苗却活生生地为北京屠夫扼杀了。他中弹倒下去的时候竟『不准抢救』，我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野蛮的政权能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他死的时候只有十九岁吧。⋯⋯照片上的他笑得很甜，透着清秀、聪慧和温厚。难道这样一个可爱的孩子竟是中共宣传中所说的『挑起反革命动乱的暴徒』吗？⋯⋯天安门前已干的血和我的体内尚在流动的血竟有一部分是同源的。这个十九岁的高中生为了『伸张正义』，为了『记录下历史的真实镜头』，献出了他的宝贵生命。这将是我此生永不能忘怀的一个悲痛记忆。我不可能而且也不配对大陆的民主运动作出任何直接的贡献，但是为了不能愧对这个孩子，为了不能让这个孩子的血白流，至少，我必须『记录下历史的真实镜头』。这个孩子只是数以千计的天安门前被屠杀中的一个，不用说，其他的许多死者也必然同样会留下无数的记忆—在他们的亲人和朋友的心里，甚至在更多的不相识者的心里。世界上没有比记忆更伟大的力量，这个力量便是大陆民主运动的最后保证。」

余英时去世后，张先玲于2021年11月10日写了一篇名为〈在北京包饺子的期望—忆英时表哥二、三事〉的悼念文章，谈到1940年代中期与「面黄体瘦」表哥的交往，再次见面已是1978年，「表哥到北京之后，我和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王杨、 王楠去北京饭店与他见面」。然后就是六四屠杀发生，余英时奋笔疾书，写下〈一位母亲的来信〉一文，披露孩子遇难的事实，谴责中共的暴行。 「对于我参与『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事，他十分理解，并嘱咐我注意安全。1990年代后期，他曾将一笔稿费捐赠给群体中困难的老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华府，2000年11月，张先玲随王范地到美国参加一个艺术活动，两对夫妇得以在华府会面，「他们对王楠遇难表达了深切的关心和哀悼，对六四屠杀十分愤概。表哥说：『六四惨案不解决，我不会去大陆！』」他们还相约，如果中国民主化了，「到那时请他们来北京包饺子」。可惜，他们未能在北京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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