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电机系的长官开会谈到，我们做研究真的要务实、好好的做好，并以川普去抓委内瑞拉总统为例，中国的防卫系统，不论是雷达或防空飞弹，都没有侦测到任何异常。这件事本身当然细节未全然公开，但它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起点，却非常值得拿来谈一个更大的问题：科技发展，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精神？

反紫光时，我为了解美国、台湾、和中国的 IC 设计有多强，想办法联络自己的同学、学长、学弟，这些在美国、台湾和中国半导体业界工作的朋友，了解反紫光这个问题中科技背景资料，收获非常大。有一种感觉，命运安排我念台大电机系，一直留在电机系工作，好像主要是为了这个任务。

我也是因为这样才认识修民，跑了马拉松，已经五十几场。

当时奇游团当然不能用道德论述，但经过研究以后，不管从巨观或微观，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台湾如果要有未来，绝对不可以跟中国那种专制的国家站在一起。

不只从政治上，从科技的发展，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理性结论。

以这次委内瑞拉的中国军事科技展现结果，可以发现，在中国这样专制体制下，科技常被定义为「政绩的一部分」，雷达要的是「能展示」、飞弹要的是「能阅兵」、系统要的是「能写进报告」。

在这样的逻辑中，科技的第一个任务不是发现问题，而是避免制造麻烦。因为一旦系统真的「侦测到什么」，下一个问题就会是：为什么你现在才发现？为什么之前没发现？要不要有人负责？

于是，最安全的状态，就是一切正常。没有异常，就没有责任；没有责任，就没有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当真正高风险、高复杂度的事件发生时。再先进、再昂贵的系统，也可能「什么都没看到」。

对照之下，自由民主体制中的科技文化，恰恰相反。在这里，错误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技术问题；失败不是忠诚问题，而是系统问题。

工程师可以说：「这个模型有盲点。」研究者可以说：「我们低估了风险。」制度允许、甚至鼓励这样的声音存在。

这也是为什么在关键时刻，真正有用的科技，往往来自那些可以不必先顾虑政治后果的环境。

科技真正的创意，从来不是来自「绝对正确」，而是来自承认自己可能错了。

尤其才在不久之前，大瘟疫的流行，疫情初期，世界很快意识到一件事：问题不只是病毒本身，而是资讯如何流动。

「武汉肺炎」这个说法，指向的是一个被压抑、被延迟、被掩盖的起点；后来被改成 COVID-19 这个名称，虽然高举避免歧视的说法，实际上也是专制政权掩盖问题的一种措施。而且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一开始就选择盖牌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同胞有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于这个疾病。

当科技、医学、资讯，都必须先通过政治审查，那它们就不再是用来保护社会的工具，而只是维持稳定政权叙事的一部分。

专制体制并非没有工程师，也不是没有资源，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结构性问题：创意，永远是风险；而风险，是不被允许的。在这样的体制里：创新必须「安全」、发现必须「可控」、科技必须「可预测」。

久而久之，剩下的只会是技术的堆叠，而不是突破；是「看起来很厉害」，却不敢面对未知。

科技不是为了证明体制正确，而是为了及早指出它可能错了。真正成熟的科技精神，至少包含三件事： 1. 对现实的敏感，而非对权力的服从；2. 允许坏消息上报，而不是只接受好消息；3. 把人命与真相，放在面子与稳定之前。

从防卫系统「什么都没看到」，到疫情初期「什么都没发生」，这不是单一事件的巧合，而是一种制度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在民主自由体制下，科技的创意来自允许偏离主流、质疑权威与推翻既有假设，真实性被视为修正系统的必要资讯，而错误则是被制度性容忍、用来累积经验的燃料；相反地，在专制体制中，创意必须先服从政治边界，科技不再优先回应现实而是服务稳定叙事，错误被视为责任与威胁，迫使系统学会沉默与自我审查，最终形成「看似先进却对真实迟钝」的技术文化。

这不是道德差异，而是制度结构决定了科技究竟是用来揭露世界，还是用来掩盖问题。

科技若失去了说真话的自由，再先进，也只是一种精致的装饰品。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与任教单位无关。

作者脸书 2026-1-8

转自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