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全球远洋渔业攻势》(China’s Global Fishing Offensive) 是由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多数党报告。1月15日公布的这份报告，看上去在谈“非法捕捞”问题，实际上在写一部当代海洋权力之争。它关心的不是一条鱼到底是不是按规定申报，而是一个国家怎样把渔船、港口、补贴、卫星和加工厂，捏成一整套跨国权力机器。
报告给出的核心判断很直接：中国已经是全球非法、未报告、无管制（IUU）捕捞的最大国家，掌控着世界规模最大的远洋渔船队。官方登记与“灰色”船只加在一起，估计在两千到一万六千艘之间。2022—2024 年间，这支船队贡献了全球约 44% 的远洋捕捞，年作业时长超过 1.1 亿小时，足迹遍布 90 多个国家的海域。“远洋捕捞”行为如此流行，家喻户晓，以致于“远洋捕捞”这个词成了国人日常生活的口头语，用来形容公安“跨省越境执法”现象。
报告认为“远洋捕捞”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商业渔业，而是中共“海洋强国”战略的一枚大棋子：渔船可以在外交场合前后撤离以配合谈判，可以在争议海域形成“民船包围”，可以承担情报侦察，“平战结合”，同时还承载着全球海鲜加工的话语权和供应链控制力。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就可以看到一幅新的海洋版图：鱼不仅是可以食用的蛋白质，也是地缘政治的筹码；渔船既是劳工密集的生产工具，也是延伸国界的移动堡垒。
先看这套“机器”的经济结构。报告揭示，中国的远洋渔业并不是在市场上自然长出来的，而是在国家补贴和政策推动下被“拔高”起来的。仅 2017 年，涉渔补贴就达到约 72 亿美元，远超其他任何国家；配套的是海外港口、冷库、鱼粉厂、维修基地和“综合渔业基地”，从西非的努瓦迪布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马当，随处可见中国资本修建的码头和加工区。
从航运上看，冷藏运输船、加油船和“海上流动基地”把传统渔业必须回港的节点打碎了。补给、加油、转运、换班，可以在公海完成。船可以在某个渔场一守就是好几年，港口和岸上监管失去了本来应有的“卡口”作用。
从产业链看，中国通过强制性回国上岸、加工补贴、保税区政策等手段，把大量全球捕捞的鱼强行“导流”到中国沿海加工厂。再加上廉价劳动力、规模效应和能源补贴，中国在冷冻鱼片、罐头、鱼糜等环节形成明显的成本优势，掌握了最终定价权。报告甚至把它概括为：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再出口，是一个“闭环系统”。对今天理解“中国渔业经济”，这点很关键。表面上，这是一门赚外汇、解决就业的产业；实质上，它已经高度金融化、政策化，是补贴驱动的“外向型猎场经济”。沿海近海资源早已枯竭，国内渔民在春季休渔期里摇头叹气的情景，与远洋母港里钢铁巨轮出入、鱼山鱼海堆成加工厂烟囱的景象，构成了鲜明对比。
不过，这套机器的运转，有一个隐性的代价，就是对世界海洋生态的透支。报告列举的数字很刺眼：在南海，中国捕捞船和“砗磲帮”用炸药、化学品和高压泵破坏了超过 100 平方公里的珊瑚礁；在某些海域，二百多艘船长期投放污水，“一眼望去都是从太空都能看到的污水带”。在西非，一些中国背景的鱼粉厂把含砷和磷的废水直接排入海湾，当地渔民下海后皮肤溃烂。
所有这些并不是某个船长的“贪心”所致，而是补贴驱动下的系统性结果。渔船有动力多捕、乱捕，因为油钱有人补、船有人造、港口有人建。监管一旦稍松，最先牺牲的是珊瑚礁、海草床和小型鱼种。生态上的连锁反应很直接：幼鱼被过度捕捞，鱼群来不及恢复，靠近岸边的小渔民就先失去生计；沿海社区的蛋白来源减少，价格上升，又进一步加剧贫困和营养不良。
海洋看上去辽阔无边，但在工业化大规模捕捞面前，其实非常脆弱。今天在加拉帕戈斯、在阿根廷专属经济区附近高强度作业的那一架架灯火通明的鱿鱼船，背后不仅是某种“国家荣誉”，还是几代人以后食物链的空档。
《中国的全球远洋渔业攻势》报告并未就“中国全球渔业霸权战略”展开论述，但描述的逻辑已经很清楚：中国的目标不是单纯多抓几条鱼，而是在三个层面争夺海洋权力。
第一层，是粮食安全与政治筹码。全球超过半数人口把鱼类和海产品当作主要蛋白来源。谁掌握了鱼的捕捞、加工和定价权，谁就掌握了不少国家的“饭碗阀门”。当西非国家的沿海渔业被挤压，本地市场被廉价进口鱼和鱼粉取代，政府在预算和就业上就被迫对投资方让步。饿肚子的时候，很难与资本谈“可持续”。
第二层，是灰色地带的海上存在。报告提到，近海的部分渔船队已经编入“海上民兵”，船体加固、装有水炮，按军事指挥体系行动，在黄海、东海、南海通过“民船围堵”来配合海警和海军行动。远海船队上，则逐步出现“信息员”和党组织，配合北斗、天通等卫星系统，形成移动的监视和通讯节点。这些都模糊了“渔民”和“海上治安力量”之间的界限。
第三层，是规则与话语权的再塑造。通过大量重旗（reflagging）、双边渔业协议、港口投资和把渔业补贴改头换面包装成“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中方在实务上绕开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港口国措施协定和世贸组织渔业补贴纪律中原本的约束。纸面上承诺“零容忍”，实际操作中则把关键节点留在了中国自己的规则之下。
换句话说，这是一场在鱼身上展开的“制度竞争”，谁能把自己的制度嵌入到港口、许可证、补贴、航运和贸易争端中，谁就在看不见的地方多画了一块海。
为什么中共会如此重视海洋？报告在历史部分给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在中共的叙事里，从明朝“郑和下西洋”后突然弃海，到鸦片战争后百年间列强从海上打开中国大门，“丧权辱国”的记忆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于“没有海权”“被锁在大陆”。1949 年之后，“站起来”的一部分就是要“走向深蓝”。从 1990 年代的“近海防御”，到胡锦涛时代把“建设海洋强国”写进党代会报告，再到习近平强调“海洋强国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这一套叙事把海洋提升成了意识形态和国家身份的一部分。
在这种叙事中，海洋不是共同的公共空间，而更像一块迟到百年的“蛋糕”，别人已经分完一轮，现在轮到自己“补课”。于是，“海洋权益”概念被不断扩展，既包括领土、也包括资源和话语。远洋渔业在这个框架下，很自然被纳入国家战略工具：既能表现“走出去”，又能在地图上插满一条条航迹线，证明“这片海也有中国人”。
从美国的角度看，这种海洋战略构成的挑战，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供应链安全。美国现在超过 80% 的海鲜依赖进口，其中很大一部分在捕捞或加工环节与中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报告指出，当中国在加工和再出口上拥有定价权时，美国国内的加工能力被挤出，工作岗位流失，长期下来会对美国自己的食品安全与应急能力带来风险。
第二层是情报与军事压力。渔船和海上民兵在西太平洋周边的长期存在，使得美国及其盟友在常规海空力量以外，又面对一支看似“民用”、实则可以快速转入军事用途的船队。它们提供海情、舰情信息，也可以在危机中承担封堵、骚扰和遮蔽等任务。这对美国海军的行动自由是一个不断增长的消耗。
第三层是规则体系的侵蚀。战后美国投入大量资源，建立以《海洋法公约》、地区渔业管理组织、港口国措施协定、劳工公约为基础的海洋治理体系。现在，当一支规模空前的国家支持船队，系统性利用规则缝隙开展不透明操作时，整个体系的公信力都会被削弱。美国即便自己遵守规则，如果其他大国通过灰色操作获利，就会在政治上被国内质疑“吃亏”。
对二战后全球秩序来说，这不是一场简单的中美贸易争端，而是对几个基本原则的考验。首先考验的是“公共资源可持续共享”的原则。公海渔业本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地，共同体通过科学配额、区域组织和执法合作来避免悲剧。而报告呈现出的，是一个大国利用规模和补贴，把“公地”当成“自家后院”，让弱小国家承担枯竭的后果。这种模式如果被复制，会把多边机构拖入“有名无实”的状态。
其次考验的是“劳动者基本权利”的原则。报告大量篇幅描述了远洋渔船上的强迫劳动情形：合同欺诈、债务束缚、与世隔绝、暴力威胁、弃尸海中。这里受到冲击的，不仅是《强迫劳动公约》《渔业劳工公约》等具体条款，还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文明共识——再穷、再偏远的行业，也不能以奴工为代价维持利润。
最后考验的是“规则优先于力量”的原则。海洋秩序能维持到今天，很大程度上依靠各国大致遵守“先有规则，再谈力量”，即便有争端，争的是规则解释。但当一个大国更习惯通过规模和经济依赖来压倒邻国的谈判地位，并把规则当作工具箱而不是底线时，很多沿海小国就会在“生计”和“主权”之间被迫做选择。
从中国国内的视角看，这份报告间接提出了几个值得中国社会自己追问的问题。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确实给很多沿海城市带来了就业和税收，也让许多渔民家庭有了新的出路。但与此同时，近海资源崩塌、渔港老旧、传统渔村衰败，也是肉眼可见的现实。国家把大量资源投向远洋船队和海外港口时，谁来为黄海、渤海、南海的生态买单？谁来守住那些已经风化的盐田、红树林和退缩的海岸线？
再往深里问一点：海洋强国到底是“钢铁吨位”和“渔获吨位”的叠加，还是在环保、劳工、科学管理上的示范能力？如果前者压倒后者，那么哪天其它大国也学这套“补贴+灰色操作”的路子，最后受害的还是普通渔民和消费者。
这份报告用的是美国的语境，但提出的问题具有普遍性：一个后发大国走向深蓝的时候，是不是只能重复前人的掠夺式发展，还是有机会走出一条更负责任的路？这个问题，终究还是要中国自己来回答。
面对后发大国的挑战，美国和盟友显然不可能只靠“道德谴责”。报告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政策方向。一是把“管渔民”升级为“管国家”。传统渔业执法是针对个别船只的违规，如今面对的是有国家补贴、有海外基地、有卫星网络的整套系统。美国建议通过扩充海岸警卫队能力，加强与盟友的联合巡逻和“搭船执法”，在西太平洋、印度洋、东太平洋等重点水域形成常态化的存在；同时，把远洋渔业问题纳入情报工作，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牵头，系统分析渔业、民兵和其他非法活动之间的关联。
二是帮助沿海发展中国家提高执法和谈判能力。报告提议通过“Fish for Security”（“以渔促安”）这样的机制，把渔业治理和海上安全挂钩，提供执法培训、监测设备和法律咨询，帮助这些国家识别和阻止非法捕捞，避免在双边谈判中被高额投资和短期利益“绑架”。
三是加强供应链透明度和国内韧性。一方面，要求所有国际渔船使用统一的、不可篡改的识别码，强化港口国检查和进口追溯，减少“洗白”空间；另一方面，鼓励在美国本土和盟友国家恢复一定比例的加工能力，避免关键环节高度集中在单一国家手中。
这些措施的执行需要时间、钱，也需要政治意愿。但如果只是停留在象征性的制裁名单和口头谴责上，那么庞大的远洋船队只会继续在全球海面上扩张，留给后来的选择会越来越少。
这份《中国的全球远洋渔业攻势》把鱼从厨房和市场里拉了出来，放到全球权力竞争的坐标系里。它提醒世界：当鱼被当成武器使用，海洋不再只是湛蓝的背景，而是政治、经济和道德冲突最前沿的战场。
未来几十年，中美博弈不只会发生在芯片、稀土、岛礁和海峡上，也会发生在那些看似普通的鱿鱼、金枪鱼和沙丁鱼上。谁愿意为海洋的长远健康买单，谁能在规则之内维护自己的利益，谁就更有资格在下一轮海洋秩序重构中发言。
这不是哪一个国家单方面能解决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任由补贴驱动的远洋捕捞继续在暗处加速运转，那么有一天，当人们再走到海边，望向那片看似无边的海，可能会突然发现——海还是那片海，却已经没有多少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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