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2026年05月08日来源：上报

对中国来说，「禁评」的风险更为深远，因为它将削弱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使问题难以及时被识别与修正。 （法新社）

2026年4月，一篇出自中国国家安全系统的文章，将「躺平」现象直接上升为「境外势力渗透」的结果。文章声称，有外部力量资助所谓「躺平网红」，透过短影音平台系统性传播「躺平即正义」「反内卷」等观念，意在削弱中国青年的奋斗意志。这一论断迅速登上热搜，但舆论的实际反应却耐人寻味——大量年轻人并未认同这一解释，反而提出更直接的问题：高失业率、高房价、回报递减的努力，这些现实困境，难道同样来自「境外操控」？

这一反差，恰恰揭示了问题的核心。中国当下面临的挑战，并不在于「躺平」本身，而在于「禁评」——对现实问题的公开讨论被禁止，对社会情绪的理性表达被限制。结果是，本应成为社会调节讯号的「躺平」，被简单定性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本应透过讨论得到纾解的压力，更无法找到舒缓和宣泄的管道。

其实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躺平」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经常会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在日本，所谓「低欲望社会」早已成为学界与舆论的共识， 所以才有草食男这样的名词来形容日本的躺平一族。经济泡沫破裂后，年轻一代逐渐放弃对房产、奢侈消费与传统人生路径的追求，转而选择成本更低、风险更可控的生活方式。这种变化，并非单纯的消极退缩，而是基于现实条件的理性选择。在长期通缩压力与收入成长乏力的背景下，「不过度追求」反而成为一种更稳健的策略。

关键在于，日本社会为这种选择提供了制度支撑。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个体即便降低工作强度，也不至于陷入生存危机；医疗、养老与失业救济形成基本安全网，使「低欲望」不等同于「高风险」。因此，这种「躺平」更多体现为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而非系统性焦虑的外化。类似现象在台湾亦有体现。近年来流行的「小确幸」文化，本质上也是对高强度竞争的某种温和回应。部分年轻人不再以财富最大化为唯一目标，而是追求生活中的确定性与可感知的幸福。这种选择能够成立，同样依赖于制度环境：较高覆盖率的公共医疗体系、相对开放的社会流动管道，以及最为关键的——表达不满与参与公共事务的正常渠道以及对于社会和制度的基本信任。换言之，「躺平」在这些社会中，是可以被吸纳、被讨论、甚至被转化的。

反观中国，情况则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当部分年轻人选择降低消费、延后婚育、减少职业投入时，这一现象并未被视为需要分析与回应的社会讯号，反而被迅速政治化、外部化。在相关论述中，「躺平」不再是结构性问题的结果，而被归因为「境外势力的叙事操控」。随之而来的，是对相关表达的收紧——部分词汇被限制，相关内容被下架，讨论空间明显缩小。这种处理方式的直接后果，是将原本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转变为难以表达的隐性情绪。 。

从治理角度看，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承受经济波动与结构转型，很大程度上依赖三项基础条件：一是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个体风险；二是相对畅通的阶层流动管道，使「努力」仍具意义；三是开放的表达与参与机制，使问题能够被看见、被讨论、被修正。在这些条件存在的情况下，即便出现「低欲望」或「躺平」趋势，也更可能成为一种阶段性现象，甚至成为推动改革的契机。相反，如果这些基础条件不足，同时又缺乏公开讨论的空间，那么任何社会症状，都可能被放大为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叠加局面。一方面，经济转型带来的压力尚未完全释放，个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上升；另一方面，表达与讨论的空间收紧，使这些压力难以转化为制度改进的动力。相比之下，「禁评」所带来的风险更为深远。它削弱了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使问题难以及时被识别与修正；同时也降低了政策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基础，使任何官方叙事更容易遭遇质疑。当表达被限制时，理解也随之减少，治理成本反而上升。

中国当下需要的，不是对「躺平」的再定义，而是对「禁评」的再审视。只有恢复正常的表达空间，让社会情绪能够被看见、被讨论，政策调整才有现实依据，制度信任才有可能重建。 「躺平」是表象，「禁评」才是问题所在。前者反映问题，后者决定问题能否被解决。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 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余本。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