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8-1980》

这几天看《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又有胸闷堵塞、凄凉悲惨进而无比愤懑之感觉，好像在看犹太人在二战时遭受纳粹无穷尽迫害的书一样。

本人好像与犹太人没什么交集，除了通过书本得到的理性认识，对他们的生理尤其是心理应该没有切肤体会。可是，一直觉得犹太人的那段经历，我很熟悉。

每当犹太人貌似还有选择时，你的选择是向下时，那是很容易的，很容易滑下去的；而每当你选择向上时，不要说往上一步都得花尽全力，且多半不会成功而再次一下子滑下去。

中国的知青与二战时欧洲的犹太人是一样的。

本书作者潘鸣啸是法国学者。他让我们重温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该书从三个方面，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经济领域，阐述了当局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现实和后果。

以大量的数据和事实，把社会经济的意义变成笑话。上山下乡不仅经济上是亏本无意义的，即使从毛式计划经济的减少城市人口、解决就业问题的律条出发，也是荒唐的。因为就在大批城镇知青下乡的同时，同等数量的农民被招到城镇企业工作（当然不少是临时工，但后来基本转正）。

上山下乡在政治利益方面是有短期好处的。红卫兵的价值在1968年已经没有用了，且是眼前的麻烦（想起M的一句话“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然而长期看，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它非但使一代人连带他们的上一代和他们的后辈，对中共的正统信念彻底丧失，而且使整个大陆社会价值观念伊于胡底，延续至今！几时能够重建？现在还不能看到些许曙光。

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说到底还是领袖个人的意识形态考量。

李先念有一句话，引起人们共识。上山下乡运动“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可是，有一个人是满意了，党国的领袖毛泽东满意了。这是党国的核心利益。此人的核心利益是个人至高的权位，可毛也有他的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当他的权位巩固时，他是要推行他的乌托邦意识形态的。

极权主义的初始（初心），一般都有理想，都有乌托邦的目标。为了达到目标，他们建立起了一套全面控制社会、全面挤压人权的全能统治制度。在极权机制下，领袖可以全然不会去顾及民众的死活（活生生的民众成了一个个小白鼠），甚至不顾及他自己手下执行官员的反对。

毛一死，上山下乡运动自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此时，全国知青的反抗才真正全面公开的展开。1978～81年，一浪又一浪的知青要求返城的逆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尤以云南知青和新疆知青的集体拼死抗议，最令人动容。

所谓“国家不满意”，乃是干实务的老干部不满意。文革中运动中乃至上山下乡运动中得益的新干部，可是一直坚持领袖的乌托邦意识形态，一直坚决抵制知青返城。

即使领袖死了，他们仍然千方百计要坚持上山下乡运动。上海郊区农场，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最风光的那年，甚至停掉了连续几年一直有的部分知青抽调回城。

1978、79年，上海、北京知青各在自己的城市申诉、请愿、抗议，演讲、贴大字报乃至游行，他们把自己返城的诉求已经与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民主结合在一起了。

1978-79年的成千上百万的知青悲壮的抗议，撞上了好运。坚决维护已故领袖统治体制的新干部，遇到了务实老干部的权力斗争，邓在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顺手就答应了知青的返城要求。

可是，等到新疆知青集合起来准备复制云南知青的请愿时，时间已经到了1980～81年了，邓已经大权在手了，他不需要知青借力了。

此时的极权主义已经放弃了初始的乌托邦了，可是新的极权主义领袖仍然还需要已故领袖的基本的统治机制，他以毛的办法拒绝了新疆知青返城的诉求。

今天，社会上有不少老年毛左。有朋友说，“不要小看原国有企业干部在红粉中的骨干作用”。我甚至以为，那中间还有不少从未下乡过的城市企业员工。

而当年的知青，虽绝大多数早就返城，然而这数千万知青在十年青春期，一次次争取一次次抗争一次次绝望，他们对领袖M的害死人的乌托邦还会不清楚吗？他们应该明白，他们的青春悲剧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