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淼 2015.12.10

人们总说，在最没有希望的时候就是希望来临的时候。2015年12月，我们等来了已经关押了19个月的高瑜判处5年徒刑、获缓出狱；等待着已经关押了19个月的浦志强律师案的最后结果；却等不到“709”被抓捕的锋锐律师事务所周世锋和其他律师、公民的消息。在他们被捕8天后，电视上看到他们疲惫的样子，听到了对他们对抗法官的指罪。家属和他们的律师们再不知道他们关在哪里，谁抓了他们。
12月10日是联合国大会规定的国际人权日，以纪念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二战结束后，各国达成共识成立了联合国，人类历史跨进了国际争端用协商谈判解决的和平年代。我们终于迎来了千年战火硝烟后的短暂和平。但独裁专制的毒瘤一天不根除，以国家名义行使的暴力就不会从地球彻底消失。人权的灾难从国与国间的战争，转为各国内部对公民的打压迫害。

里面的我－外面的律师

去年的今天，2014年的12月10号，我在经历了几次转换羁押地点到了通州看守所后， 第一次获得“领导”允许，和我的律师周世锋见面。
从一被捕到看守所，我多次和预审（看守所审问嫌疑犯的警察）要求和律师见面（法律咱懂，后来发现是我想多 ）。预审们找了各种方式推脱，比如，律师的手机号你告诉我。当然他们不会给我手机查通讯录；没事，你的事儿也不大，不用请律师；还有威胁的：你最好不要请人权律师，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你的事儿折腾得越大， 你刑期越重；有的直接垂着眼、面无表情地说，你家人没给你请律师。前面的理由让我抓耳挠腮，还试图挣破求解，听到最后这条理由，我彻底放弃了见律师的念头。不是我相信了预审的话，而是不相信我家人不为我请律师，才明白原来他们不让我见律师。
我从单间里转回北京第一看守所时，管教（管理在押人员生活的警察）给我一包衣物，说是家人送来的。我并没有吃惊，因为家人始终如一地给予我爱和关怀，无论何时何境。想到他们知道了我在哪里，不会太着急，我也轻松了一点。包里除了必须的内衣、保暖衣物以外，还有两条毛巾，一个手绢。如此妥帖细致，我猜背后一定有律师的指点。抓捕39天后，我被正式批捕，从北京第一看守所转到通州区看守所。“一看”的号友们当时在放风，风场门关上了，我听到她们的鼓掌声，她们恭喜我：“下到区里就是案件变小了。”后来我知道了，原来他们把我和几个艺术家从“占中”事件改成2013年8月23号“宋庄独立电影展”，在派出所门口举蜡烛等栗宪庭的事情。为了这个由头，他们在宋庄又抓了一批艺术家，追魂留在最后，和朱雁光、王藏、我最后放出来的。
在看守所会见律师是个让其他号友羡慕的事情。看守所人身没有不自由，案件判决遥遥无期，是一个心理和物理的孤岛。会见律师是在押犯唯一一个走出牢房接触外面世界的机会。虽然一路要沿着黄线走，戴着黑头套和手铐，不能说话，可能错过午饭或晚饭，但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我10月2号下午被捕，在关押了两个多月、学好一切看守所的劳动以后，第一次被叫到名字，走出牢房门，来到会见律师的玻璃房子里面。因为通州看守所不允许戴眼镜，我的近视眼看不清楚不锈钢栏杆后面的两个男人。隐约看见一个中年人穿着干净利落的白衬衫，声音很高亢，一见到我马上开心地站起来，激动地说：“张淼，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我问，“是律师吗？”话音刚落，他连珠炮似地又发问了：“你想没想到会有这一天？你想没想过你能见到律师？你相不相信中国的法律？！”对前面两个问题，我详细地讲述了我发现我有律师的过程。对最后那个问题，我呵呵了。但他并不以为意。手臂大大地一挥，替我重做了一遍全部肯定的总结；“你要相信我们！你要相信律师和中国的法律！”这就是周世锋律师。
想我在看守所所见的一切，那些根本从没有过犯罪想法、各个行业、各种理由莫名其妙被抓起来的普通女子们，失去自由这段经历并没有让她们对法律信服，她们更畏惧地是在中国生活。很多人开始在看守所信教。对她们而言，牢狱之灾是命运的劫数，是犯小人。“法律”是个她们从来没接触过，更不了解和关心的东西。但在看守所里，这个词触动着人们悲愤的神经， 它蛮横强大而无规律和公正可言。谁犯了事儿算谁倒霉。当我听到一位大姐因为和区长儿子合伙卖经济适用房被判无期等着下监的时候，我倒吸一口冷气，这个宣武区大姐大却泰然自若。她不会因为区长儿子没事儿、自己和老公被判无期而耿耿于怀，只是在看守所里过着尽可能舒适点儿的生活，感慨着这羁押的800天吃掉的馒头也堆成了山，告诉我信佛法以后见到的神迹。在押犯们等着提审，等着（公安局）批捕令，等接（检察院）告知，接二次告知，等接起（诉），等（法院）庭审，等判决，等下监。在看守所一等最短等三个月，一般是一年，最长的我见过的是五年。这是我见证的法律。
周律师问我的问题， 每次都不需要我的回答，“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然后我知道了，这天是世界人权日。他在和律师同事们给市政府、各个部门、机关打了无数次投诉电话后， 就在这天，国际人权日这天，他终于争取到和我会见的权利。这个和我原来并没有关系的日子成了我看守所生活的一次重大转机。从那之后，他争取每个月来看我一次，每次来都给我带来希望和鼓励。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冥冥中的安排，却在我7月9号出狱后第二天，7月10号，他和锋锐事务所大批律师、公民被捕。
看守所的经历也让我对忽然的遭遇情感上开始归运于命。理智上我还在思考， 是什么让我有这样的“运”？让我和其他人有这样不可预知的“运”？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重复经历着同样的“运”？ 作为一个在国外生活过十年的人，我在国外也“遭遇”过几次麻烦，是德国的法律保护了我，更确切地说是德国国家的公益律师机构为我打官司，使我平安渡过险境。我也从没有作为一个“危险的外国女人”因此未审先押在看守所里。在中国，我经历了最高级别的“刑事案件”，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的最高会谈。牵连了很多人，甚至我的律师和同事同仁们。被抓捕时，只是因为我走在路上没给警察出示身份证，立刻被一群人暴打，押送到看守所。在警察知道了我外媒助理的身份后，开始把我开始作为“间谍”审问。在看了我微信上成千的猫狗图以后，预审问我为什么你不拍自拍或者吃吃喝喝？为什么不过白富美的生活，却关心政治？为这样的问题我被关在单间里十个警卫轮番看守，还要写悔过书，不写不让睡觉，付出了9个月的时间。

里面的律师－外面的我们

在我们无罪释放的第二天，7月10号，周世锋律师早上在我面前被人蒙头带走，事务所被查抄，一起的张维玉要求被捕时候的七天酒店提供房间录像被拒绝。当警察当天下午再次武装护送我带到派出所的时候，我不再要求请律师了。后来听说那天全国同时几百人被刑拘和传讯。我受到警告不许就律师抓捕的事件出声，第n次地写了保证书，然后被带回审查室，再无人问津。这个新的宋庄派出所是抓了我们以后才盖的，非常气派，空调也极冷。六个小时以后， 夜里正被冻得半醒的时候，几个人叫我出来，送我回家。他们商量了一下，这次就不带枪了，说怕惊吓了邻居。
孟子有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孔子也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说出的事一定可信，说了就一定守信用，一定办到，这是个浅薄固执的小人呀。我深以为意，就像看《人民日报》一样看我的“保证书”。
没有了律师谁来保护我们？更多的律师和亲属们被限制出境。因为接受委托为律师辩护的律师被传讯和警告。但还是有勇敢者为被捕的律师们穿文化衫。全世界人权组织都在关注被捕的律师们。律师是中国建成法制社会的中坚， 是抵御浊流的垒石，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器”。为公民辩护不是罪，遵循的是法制社会的法治。用强大的国家机器迫害弱小是为无道，用法治之名迫害美好和希望，是为耻也。
荣耀归于义者。愿周世锋和其他律师、公民们重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