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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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烨之死：天才神话下的性别暴力
顾城从肉体上消灭了谢烨，后人从舆论上抹去她。
【苏晓康按：张淑伶贴了这篇谢烨，我转给一些朋友，也觉得未见文字谈顾城的心理疾病，中国真是一个精神病盲大国，从领袖到名人，不知凡几。然后我才想起，多年前我在哪里写过一句“小木耳”，找出才知道在这里，《离魂历劫自序》中的一节，我丢了一个儿子。】
兒子的墳
那個冬天之後的春天裡﹐我帶著蘇單驅車從醫院去大學圖書館給他借書。他突然說：
「你說為什麼有那麼多小Baby﹖」
「哪裡﹖」
「那個教堂旁邊﹐你看﹐那麼多很小很小的碑。」
「……」我朝右邊匆匆掃了一眼﹐一塊在美國小鎮裡常見的那種墓地﹐很觸目的矗立著許多精致的小墓碑﹐可我立刻很驚訝蘇單居然知道那是Baby的……！一剎那間﹐我便想起一些小生命來﹐如我失去的那個兒子、顧城殺妻後遺留在島上的那個小木耳……。
我同傅莉結婚第二年﹐她便有了身孕。我們那時並不急於想要孩子﹐尤其她剛剛畢業﹐極想幹兒科﹐卻未遂願﹐心裡很不甘﹐還在四處奔走。懷孕起初幾個月她沒事人似的﹐只是嘴很刁﹐聞到鄰居燉肉的香味﹐饞得出奇﹐我去一問﹐才知道人家燉的是野兔肉﹐她央求我去討一點來給她嘗嘗﹐我說你不怕生個孩子是兔唇﹖她說顧不得啦。
五﹑六個月光景﹐她腰身顯出來了﹐竟是大得異常﹐上了公共汽車﹐人家給她讓座位﹐她居然坐不進去身子。我們這才有些犯疑﹐去看了產科﹐醫生聽聽胎心音﹐也未覺異常。過幾日醫生忽說聽不到了﹐再去又聽到了﹐這就怪了﹐建議作透視檢查。
我至今記得那一天。中午回家吃飯﹐進門傅莉就撲上來摟住我﹕
「你猜﹐是怎麼回事﹖一對兒。」
「什麼一對兒﹖」
「雙胞胎﹗」
怪不得肚子大﹐我想。我也未覺太驚奇﹐因為這可能是我母系方面的遺傳因素﹐我媽媽的妹妹﹐即我的三姨就有一對雙生女兒。傅莉則認真準備起來﹐由她的姊妹們幫忙﹐嬰兒服﹑小被小褥﹐都是成雙成套的﹐我至今還記得她們選的那種紅白相間的淡雅碎花布料。
臨近分娩﹐又照了X光片﹐我看到那張底片上﹐兩個碩大的頭顱﹐都是朝下的﹐那彷彿是他們來到人世的第一張合影。傅莉終於進醫院了﹐就是她實習過的那家省人民醫院﹐好像有預感似的﹐她進去立即聲明﹕我已經二十九歲﹐頭胎就是雙胎﹐我生不下來的﹐請給我剖腹產。可是那位產科醫生就是不理睬她﹐硬說她怕疼﹐逼她自然分娩。
她被數度推進產房﹐又推出來。我在走廊裡也可以聽到她憤怒的責罵﹐但沒人理她。她看見我時﹐哭著叫﹕「蘇曉康﹐別聽他們的﹐趕快找人去﹐孩子要給誤啦……。」
傅莉真是孤苦無援。我被擋在產房外面﹐無計可施﹐但最要命的是﹐當時我絲毫沒有劫難臨頭之感﹐像是目睹一個不相識的產婦在難產。直到那天——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七日——黃昏﹐護士發現破水了﹐傅莉媽媽趕來﹐請了一位退休的老助產師﹐才立即將傅莉送進手術室。
……我坐在手術室外的臺階上等著﹐見那門開了﹐兩個護士一前一後走過來﹐兩人懷裡各抱著一個包袱﹐走在前面的那位﹐還低頭瞅著包袱裡的嬰兒﹔後面那位﹐則是兩眼直視前方﹐彷彿並沒有什麼在手中似的。我一迎上去便接獲了噩耗；那護士微微躲閃了一下手中的包袱﹐冰冷的說﹕「只成了一個。」我只覺雙腿一軟﹐癱在臺階上。
當傅莉和兩個孩子陷於生死關頭時﹐我是在局外渾然不覺的。我對他們那場生死搏鬥無動於衷。直到死亡已經被判定﹐我才開始痛苦。我彷彿永遠是一個只會吃後悔藥的人。災難前的麻木與災難後的痛徹﹐總要加倍撕裂我。
那一個窒息了。剩下的這個﹐按出生順序是弟弟。淒然於他與哥哥一道生而為人卻孤單一人出世﹐取名蘇單；卻常常被人誤寫為「蘇丹」﹐好像我們生了一個王子似的。
此刻我對活著的這一個說﹕死後有一塊碑也不容易﹐你哥哥就沒有。
「他在哪裡﹐現在﹖」
我第一次跟他講了埋他哥哥的事。
只有我見過那個兒子。十三年前﹐在婦產科的護士站﹐我進去的時候﹐他已經躺在角落的一個紙盒子裡﹐度過他出生後第一個孤零零的夜晚。一個護士搬過來那紙盒﹐打開﹐露出赤條條一個胎兒﹐他連包裹一絲布巾的權利都沒有；雖然他媽媽已經為他準備好嬰兒服和那紅白相間的碎花布被褥。他很健壯﹐整整五磅重﹐同他的弟弟一絲不差﹐黝黑的頭髮覆在額頭上﹐鬢角幾乎拖到腮部﹐濕漉漉的﹐像是昨晚生死關頭曾拼得滿頭大汗﹐一夜都沒乾透。我伸手觸碰了一下那鬢角﹐軟軟的﹐卻沒有勇氣去抱這一絲不掛的兒子。
幾分鐘後﹐我拎著這個紙盒﹐裡面盛著他小小的遺體﹐站在醫院大門口的時候﹐手裡感覺到那個體重的份量好像還是有生命的﹐心裡卻是一種無比的孤單﹕哪裡有一寸土地可以埋他呢﹖若不埋了他﹐照婦產科護士說的處理方式﹐是交給清潔工當垃圾扔了﹐或拿去作解剖用——那是中國大陸實行「一胎化」政策以後的通常現象﹐無數沒有生育指標的產婦﹐會被強迫引產﹐流下來的胎兒都是這種結局。「我是不忍心﹐才告訴你……﹐瞧這孩子多好。」那護士剛才遞給我紙盒時﹐悄悄對我說。
我的一個朋友趕來﹐他的意見是﹕埋兒子在一個你知道的地方﹐乃是日後無窮盡的痛苦。
「為什麼﹖應該知道才對呀﹐像那個教堂邊的小碑……。」蘇單說。
我沒有辦法向他解釋清楚中國是沒有教堂的﹐雖然這種解釋很勉強﹔我也對他說不清中國如今已是一個沒有埋遺體之地的國度。我只告訴他﹐那天我和朋友一道﹐拎著那個紙盒﹐朝醫院北面的郊區走去﹐走了很久﹐終於遇到一群農民。聽我們講了來意之後﹐一位老者站出來﹐說﹕
「雙生是嗎﹖那埋法是有講究的﹐要放一根小木棍兒在他身旁……。」
「為什麼﹖」我那朋友問。
「他一個人在地底下會孤單的﹐有個伴兒嘛﹐活著的那個也就不惦著他兄弟了。聽我的﹐沒錯。」
我哭著把身上能掏出來的錢都給了他﹐放下紙盒﹐走了。
「他們肯定埋了我哥﹐你怎麼知道呢﹖」而今蘇單的邏輯完全是美國式的﹐似乎覺得我做得並不妥。
「他會在哪裡呢﹐你覺得﹖」我問。
「我覺得他還活著。我的感覺上他存在著。」蘇單說。
他倆是單卵雙胎﹐不僅長相一模一樣﹐或許互相有神秘的心理感應也未可知。然而對於我來說﹐這個兒子一直還在世上﹐只是不知道他在哪裡是我同他分手時留下的一個無盡的遺憾。這遺憾存留在心底有時會是對一個生命牽掛的某種溫馨﹐有時又是不敢戀棧於此情之中的另一種隱痛。無緣跟他同享天倫之樂的苦楚﹐恰好是靠這幻覺似的可遇不可求來代嘗著的。他離去的很多年裡﹐我騎著自行車﹐朝著那醫院北方的農村﹐神情恍惚地不知跑了多少趟。我有時覺得總能找到一個小小的墳頭﹐在那下面埋著我的這個兒子﹔有時卻希望晨曦裡偶遇路旁在塵埃裡拾牛糞的一個村童就是他……。
一九八五年我調到北京工作﹐要離開河南了。蘇單已經四歲﹐傅莉要我帶他一道走﹐到北京送幼兒園。
臨走前的一個早晨﹐我又獨自悄悄走了一趟那尋覓兒子的郊區小路﹐是去同他告別的。我同這片中州古地的關係﹐只剩下這一絲是永遠切不斷的﹐日後只有魂繫夢中了……。兩年後我寫了《河殤》。鬧過這場軒然大波很久之後﹐才忽然想起﹐用《河殤》這個片名時﹐我竟壓根兒沒有想到我那沒墳的兒子﹐而我對「殤」字的解釋﹐從來只用一義﹕夭折而未進祖墳的孩子。
——苏晓康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