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乎:我们的校长丁石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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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在北京大学读过书,但北京大学是中国的头一块牌子、第一张名片,所以,我愿意骄傲地说“我们的北大”,因而,北大的校长丁石孙也就成了“我们的校长”。

丁石孙学术成就卓著,在政府有很多官衔,但是,我总觉得叫他“我们的校长”比较亲切,也许丁石孙本人也喜欢人们这样称呼他。

回首望去,20世纪的激荡百年,是大学教育在中国从落地生根到开花结果的百年,也是像丁石孙这样的“名校长”竞相涌现,美谈不绝的百年。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蒋南翔、郭影秋……这些人们听来耳熟能详的大名,不仅写就了那些至今为人所称道的治校掌故,让后世教师、学子钦佩不已,同时也见证、记录了中国高等教育曲折而壮阔的发展与勃兴。

这些知名校长中,有人在乱世当中,种下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火种(蔡元培),有人发出了“救国须改造中国,改造中国先改造人”的急呼(张伯苓),也有人给学生留下了“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的天问(竺可桢)。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都有其各自的独到与不同之处,但他们身上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把将学生培育成社会的有用之才放到第一位,本着一切为学生负责的态度工作、履职。

丁石孙从1984年3月到1989年8月任北大校长,时间并不算太长,但却长久地留在了国人的记忆里。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丁石孙已经离开北大多年,受邀到校出席纪念活动。介绍贵宾时,当丁石孙名字被念出时,全场响起了极为热烈的掌声。校庆期间,丁石孙被校友、学生包围,邀请他到自己的班级走走,为大家再上一课。从一个教室走出,紧接着又被“架”进另一个教室……

季羡林在北京大学校庆大会发表讲话,感慨道:在北京大学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北大之父’蔡元培,另一位就是丁石孙。”

其实,我跟丁石孙还真有点关系: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盟员,而丁石孙曾是我们民盟中央的主席,是我所属的组织的最高领导,是我的丁主席!

去年的今天,2019年10月12日,我们的校长和我的民盟主席丁石孙先生走完了他93岁的人生里程,驾鹤西归。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丁石孙先生。

百度百科如是说——

丁石孙,原名丁永安 (1927年9月-2019年10月12日),男,汉族,江苏镇江人,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学历,教授,著名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北京大学原校长、北京大学数学系原主任,第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丁石孙于1938年入上海南洋中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后转入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乐群中学就读 ;1944年至1947年,在上海大同大学电机系学习,后转入数学系学习;1948年至1950年,插班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学习;1982年至198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进修;1984年至198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教授;1998年,任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2003年3月,任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2019年10月12日14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无论我一厢情愿地把丁石孙先生称作“我们的校长”,还是“我的民盟主席”,我一直无缘与丁石孙先生见过一次面,更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丁石孙先生在我心目中都是巍巍的一座高山,正所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有人写文章说:丁石孙是“最不把自己当校长的北大校长”

1983年,丁石孙去美国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时,北大进行了选举新一任校长的民意测试,结果丁石孙竟得票最多。1984年,北大校党委书记通知丁石孙,当选北大校长,一个月后,丁石孙回国就任,成为北京大学第26任校长。

1984年3月,57岁的丁石孙上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就职讲话中,丁石孙说:“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没有三把火,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丁石孙的办学理念是:“学生是教学的主体”,他重视基础学科建设,努力保持北大文理基础学科的传统优势,同时大力发展与国家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应用学科;重视交叉学科,加强应用学科建设。

1986年下半年,丁石孙提出了六点治校方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严治校;贯彻竞争原则;坚持双百方针,活跃学术空气;树立综合平衡与全局观念;分层管理,坚决放权。

上任伊始,丁石孙就着意延续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思想,推行北大的改革,把北大打造成为一个自由发展、教学环境宽松的新北大。

丁石孙的学术思想,气质,造就了北大校园的人文精神。他认为“科学与民主”、“兼容并包,求同存异”都是“北大精神”,但最为核心的东西是尊重人,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自由发展。

他强调从严治校,但同时希望能给学生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个人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办法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

在北大期间,丁石孙确实不像校长的“样子”,经常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或者灰色衣服,骑着自行车,在校园中穿行,那架势简直像个校工,学生见到丁石孙,随时可以拦住,对学校提出各种建议,有的甚至发牢骚。丁石孙都一一耐心听取。

丁石孙的电话号码是公开的。那年头,大学生常常对伙食不满,有时还因此酿成一些事端。一次,一个学生给丁石孙电话,抱怨北大食堂太差,把丁石孙臭骂了一通。

你别说,这一骂还真奏效了:丁石孙的改革便从食堂开始,引入竞争机制,饭票在各个食堂通用。在竞争的压力下,食堂质量逐渐开始提高,化解了学生对食堂的矛盾。

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意见成了他的作风,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周固定和一些学生见面交流。这些学生思维活跃,关心国内国际大事,他们一起探讨国内外正在发生的大事,双方常就学校改革平等交换意见。构想新北大的蓝图。

丁石孙提出了多项治校原则。针对北大松散、效率低的现状,丁石孙首先提出从严治校;他主张发扬民主,对不同的事情采取不同的民主形式,学术问题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对关系师生的生活问题,要求在教代会上讨论,发动全校的教职工参与。

丁石孙的民主作风是出了名的。如有人向他反映住房问题,他从不当场表态,总要跟管住房的干部商量,征求意见。另外,学校的招生工作,不归他管,他绝对不管,也绝不给负责招生的干部写条子。

丁石孙说:“个人也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只有这样,并不需要管得太多。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

此后,丁石孙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大力提拔年轻人,实行工资包干制,贯彻竞争机制,活跃学术空气,加强校生交流,允许学生转系,以基础学科为主,推动学科建设,拓宽、活跃学生思维、眼界,等等。

丁石孙自己以身作则。虽然当了校长,却坚持给学生上高等代数这门基础课,除非不得已,从不耽误课时。

那些年,丁永宁常在星期天去北大看哥哥。每一任北大校长都可以在任内搬进北大燕南园的一套独栋小楼居住,但丁石孙拒绝了,仍旧住在中关园一套不到80平方米的老旧房子里。丁永宁却在他脸上看到了难得的笑脸。

丁石孙极力推崇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认为学术问题不能有任何框框。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的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一位1986年入读国际政治系的学生回忆,那时的北大就是他们心目中大学的样子。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觉得自己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承担着使命和责任,心怀热情和希望。

新生被学长们告知,要读《围城》《麦田的守望者》和《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北大“准读本”。“三角地”贴满了讲座海报。每到晚上、周末,各个教学楼里会有各式各样的讲座,从朦胧诗到存在主义,从弗洛伊德到现代派。未名湖畔,五四文学社常常在那里讨论诗歌。学生宿舍和食堂的墙上,贴着原创或分享的作品,谁都可以“跟帖”,支持或批驳……

正如一名北大84级毕业生在其所作的悼亡诗中所写——“坦荡真君子,卓尔大学人。燕园一国士,五载掌黉门。”在任校长期间,丁石孙先生以其高尚的人格、正直的作风,在有幸承蒙其教谕的莘莘学子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而在燕园之外,作为声名在外的“名校长”,丁石孙先生也影响了诸多同为教育工作者的后辈,树立了垂范后世的教育楷模。

在数年的校长生涯中,丁石孙也确实感到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觉得自己力不从心,推动改革十分不易。1988年,他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以身体不好为由请求辞职。直到1989年8月下旬,教育部才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在告别讲话中,他说:“我当了五年校长,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没做好;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会把北大办得更好。”

但是,后来常常有人怀念那时的北大,丁石孙笑笑:“我运气比较好,因为1988年确实是北大达到很高水平的一年。”他觉得,那种精神的魅力,是“不太容易消失的”。

离任第二天,丁石孙回到数学系,找到时任数学系系主任的李忠。“他说,我来找你报到,请系里安排我的工作。”

丁石孙空闲了许多,他常常和夫人骑着自行车,到香山、植物园玩儿。有时候,也会一个人在校园里默默地散步。

原来的秘书刘圣宇,依然常常探望这位老领导。每每走进起居室,眼前的丁石孙就像一座山,沉默而坚定。

在接受央视的采访时,丁石孙说:“我是个失败的校长,因为我心目中理想的、好的学校,不是这样的,没有达到。”

我们明白,那不是他的错。

丁石孙在10多年以前,接受央视《大家》的访谈时,回忆自己在北大任职校长的经历所说:“我觉得我曾经评价过,我说最得意的一点就是我当了多少年校长,学校里没有人认为我是校长。”“谁也不把我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是我很大的成就。”

但是,人们却常常怀念那时的北大,丁石孙笑笑:“我运气比较好,因为1988年确实是北大达到很高水平的一年。”他觉得,那种精神的魅力,是“不太容易消失的”。

是的,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我们相信,蔡元培、丁石孙两位校长的开创的那种精神的魅力,是“不太容易消失的”。如果延续这种精神,北大肯定能办成一所双一流的大学,问鼎诺贝尔奖金。

我们期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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