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园地作者 一枚新园地
我的原籍是河北省饶阳县。父亲16岁时，就离乡背井到北京大栅栏一家草帽店学做生意。他在家乡读过四年私塾，读过一些古书，又能写一笔好毛笔字，所以老板对他很器重，让他当了账房先生。后来父亲积攒了一些钱到天津发展，开了一个小织布工厂，成了 “资本家”。

我于1957年考入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196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青县中学教历史。

1965年11月的一天，我在《文汇报》上读到后来被称作“吹响了文化大革命号角”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这篇文章里，姚文元无中生有地指责吴晗先生的《海瑞罢官》“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在他眼里，历史上的清官、好官麻痹人民、用小恩小惠为封建统治阶级涂脂抹粉，使广大人民群众放弃阶级斗争，因此比贪官污吏还要坏十倍百倍！应该统统打倒！

那年我刚刚27岁，正是一个血气方刚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我拿起笔，写了一篇2000多字反驳的文章《我对“好官”的一些看法》，用事实批驳姚文元泼在清官好官身上的污泥浊水，提出 “不能把好官、清官臧否不分地放在一个锅里煮。”

说实在话，对于要不要把这篇文章寄给《文汇报》，我心里是有顾虑的，因为我对当时的不正常学术气氛多少有些察觉，并且注意到《文汇报》的版面有点耐人寻味——凡是和姚文元唱一个调子的文章都放在版面的左侧；凡是和姚文元唱反调的文章都放在版面的右侧。

最终我还是把稿子寄了出去。使我又惊又喜的是，1966年2月17日的《文汇报》一字不漏地刊出了我的这篇文章。

加上我的“反动资本家”的出身，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到来之际时，我被红卫兵扣上“吴晗的孝子贤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因而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就不足为奇了。

我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小将”批斗过上百次，其中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有一次，他们把我和另外几个“牛鬼蛇神”押到集市上去游街批斗。

我们学校被“革命小将”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都集中在一个大教室里，一面学习“毛著”，一面用书面形式检查交代自己，以及检举揭发别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其间随时随地有戴着红袖章的“革命小将”把我们当中的某一个人或几个人喊出去接受“革命群众”批斗。

那时我们县每逢农历二、五、七、十是赶集的日子。当时还没有固定的农贸市场，每逢集日，来自周边农村的社员群众，肩担手提或者骑着当时流行的“铁驴”﹙用铁管焊接成的自行车﹚，带上自家自留地里生产的农副产品诸如瓜果蔬菜、笤帚箩筐等来到城里，把东西摊摆在大街两侧。所以每逢集市，街道人来人往，十分拥挤，如果赶上上下班时间更是人满为患，交通为之堵塞。

烈日当空的一天上午，正是一个大集的日子，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正在“牛棚”里检查交待问题，几个红卫兵气势汹汹地闯进门来，大呼小叫地喊着我和另外几个人的名字，让跟他们出去。

这是家常便饭了，无非是接受批判而已，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和平时不一样的地方。但这次有点意外，他们把我们几个带出“牛棚”以后，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把我们分别带到不同的“连队”，而是一直把我们带到了位于校园东侧的体育器材室门前。

那里，早有一队身着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腰扎牛皮带、手持“红宝书”的红卫兵等候在那里，见我们几个走来，便有人领头高呼口号，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然后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高唱“语录歌”。

我们几个，灰溜溜地低着头，站在墙根下面等候发配。

器材室的窗户根底下，放着几顶用旧报纸糊的圆锥形的高帽子，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自己的心脏“扑通扑腾”的紧张地跳动起来，马上意识到这次和以往的批斗不同，红卫兵是要押我们几个到集市上去游街。

平时，我对批斗、坐“喷气式”都司空见惯了，所以毫不紧张，这次要游街，可是大闺女上轿头一回，我紧张害怕不得了。一个“群众专政专案组”的成员大手一挥，示意红卫兵安静下来，转过身来教训我们几个“牛鬼蛇神”说，

“今天是集，你们几个到集上向广大贫下中农交代自己的罪行，接受贫下中农、革命群众批判，要老老实实低头认罪，狡猾抵赖、避重就轻绝没有好下场……”

我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更紧张了，只觉得身上冒出一股冷汗，凉飕飕的。接着有人拿出几件打击乐器发给我们，人手一个。有小鼓、镲、小铜锣、梆子……我分到的是一个中等碟子一般大的小铜锣。

然后他们交代我们说，“队伍走的时候，你们要敲手里的东西，前边的敲完，后面的跟着敲，一面敲一面要大声报出自己的罪名，是反革命就说反革命，是特务就说特务……”

我最担心的，是他们要把地上的高帽子戴到我们的头上，但出乎我的意料，当一个红卫兵正弯下腰要拿那几顶帽子往我们头上戴的时候，不知是哪个好心人喊了一句：“别给戴帽子了！”于是那个红卫兵乖乖地把帽子放到了原地。

这件事让我对那个人一直心存感激，至今记忆犹新，遗憾的是当时人声噪杂，我没有听出是谁的声音。不但没戴高帽子，连写着“罪名”、名字、名字上打着红叉的大牌子也没让我们挂。

我们学校有两个大门，西门是正门，有台阶，东门是偏门，没有台阶，便于车辆出进，但平时大门紧闭，特别是逢集的日子。集市在学校的东侧，这次为了我们这支特殊的队伍出行方便，东门大门洞开。

我们几个“牛鬼蛇神”为“前导”，后面是浩大的红卫兵队伍。当我们走出东门开始向东拐的时候，便有人高声叫嚷让我们打击乐器。

打头的是“反革命黑手”郎X，他的两只手让革命小将事前蘸到墨水里染成了黑色，罪行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是一个初中班的班主任，“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有次他参加班上的大扫除，见黑板上方挂的毛主席像的一个角耷拉了下来，而且积满了灰尘，就跳到讲桌上伸出胳膊，一把就把毛主席画像撕了下来，两手一团扔到了地上。

本来他的意思是要换上一副新的毛主席画像，但在那个把毛主席当做神一样顶礼膜拜的疯狂年代，他即使浑身是嘴说也说不清楚了，加上他的出身是“反动资本家”，于是立马被他班的革命小将揪了出来，什么“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啊，“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啊，“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啊……一顶顶吓人的帽子铺天盖地而来。

那时候“恶毒攻击”可是天大的罪恶，弄不好要带来杀身之祸，幸亏他后来落实了政策，重新登上讲台。

我们那次被游街示众的大约有四五个人，我不记得我是排在第几个了，我前面的人敲的什么家伙我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前面敲一下，我就按照要求敲一下我手里的小铜锣，然后说一声“我是反革命分子……”但因为事前没有经过“彩排”，所以这次正式“演出”效果不太理想，主要是前后打击乐器不协调，不是前面的打完了，后面没跟上；要不就是前面的还没打，后面的抢先敲上了，这就难免引起周围“观众”一阵一阵的笑声。

我因为怕遇到街上的熟人，行进的时候老是低着头猫着腰，像被人押着奔赴刑场一般，自报家门的时候也是有力无气，软绵绵的好像多少天没让吃饭的样子，所以免不了让“革命小将”推推搡搡，不时的高门大嗓嚷道：“大声点！”

我们先沿着大街走了一趟。大概贫下中农关心的只是自己带来的农副产品能不能卖个好价钱，或者是这类“演出”在村里批斗“五类分子”的时候看得也不胜其烦了，所以对我们这场演出并不感到有多大兴趣，跟在我们身边看热闹的都是一些十来岁的小朋友，大概老师们停课闹革命他们无事可干就跑来凑热闹，时而大声喊叫，时而哈哈大笑，跑前跑后忙个不停，给本来喧嚣的集市增添了一股欢乐喜庆的气氛。

返回的时候，经过一个不知谁家的宅基地的大高台子，领头的让我们几个站上去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先是有人逐一的把我们几个人的“罪行”介绍给大家，然后陆续有“革命小将”登台，手里拿着不知念了多少遍的稿子再照本宣科朗诵一番。站在台子下面的“革命小将”高举着“红宝书”跟着领头的喊口号，但因为折腾了两个多小时了，加上天气下火一般的炎热，到这时候已经是人困马乏，口号声听起来有点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

而此时的我却平静多了，因为对这种场面我早就适应了，下意识地觉得曲终人散的时候就要到了，这场演出该收场了。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我们几个逐个轮番被批判以后，领头的喊道：“贫下中农同志们！广大革命战友们！还有要上来发言的吗？”冷场了一会儿，“好！今天的批判会到此结束！”我终于听到了在整个挨批斗的日子里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话：

“把反革命分子……押下台去！”

就这样，我们回来的路上也没敲打乐器，也没“自报家门”，和红卫兵小将一个个蔫头耷脑、松松垮垮地回到了学校。我心想，大概大伙儿都和我一样，累得够呛了。

【作者简介】韩铁铮：1938年生于天津。1961年河北京师院历史系（现河北师大文史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河北青县中学任教。1990年河北省教育厅授予中学历史特级教师称号，1995年荣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散文、小小说、杂文30余万字。河北作家协会会员。一枚园地忠实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