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勇:圣经对西方政治与律法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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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jpeg在他首个就职仪式上,华盛顿使用一本从圣约翰共济会(St. John’s Masonic Lodge)拿来的圣经,匆忙随意地翻到了创世记第49章13节。他在1793年连任总统时使用圣经的出处则不详。

常常有人把基督教视为西方文化,因此而加以抵挡。这实在是出于对宗教和历史的无知。其实,从宗教史的角度来看,基督教发源于亚洲,是在中东的巴勒斯坦。当初耶稣基督降世,也是在中东的巴勒斯坦。后来,基督教传到希腊,传到罗马,传到英格兰,传到美国,改变了整个的欧洲文化,形成了今日所谓的西方文化的框架和精神。因此,追本溯源,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基督教本是亚洲的文化,是东方的文化。所以,是亚洲文化或东方文化改变了整个世界文化的蓝图,影响了欧美文化的现状。当然,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和护理者,不管是亚洲,还是欧洲、美洲,不管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黑种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圣经作为上帝的话语适用于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时代。因此,中华民族也需要回到《圣经》这万古不易的标准,再也不要从黑暗中摸索,“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所付出的是巨大的生命的代价。在目前痞子文化盛行的时代,我们晓得《圣经》改变人心、重建道德文化的巨大力量。唯愿我们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存敬畏上帝的心,以上帝所启示的圣经为标准,使中国文化和道德得以重建。

涉及圣经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本文集中说明圣经对西方政治、律法文化的影响,并以几个典型的文件或事件为例证进行说明。宗教改革的先驱威克里夫曾言:“上帝惠赐圣经的目的就是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宗教改革的核心是归回圣经,藉着上帝的恩典,被罗马天主教可憎恶的偶像崇拜所淹没的圣经真道重新发出大光,直接促成了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整体。纵观西方政治律法文化,处处都可见到圣经的影响。

一.独立宣言

托马斯•杰弗逊于1776年起草美国《独立宣言》,他后来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创造者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简评:《独立宣言》有着世界性的意义,就在于他明确地宣告了政府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在中国封建文化中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民主与宪政政府的根本精神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专制水火不容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流行的是“打江山,坐江山”,“胜者王侯败者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后所导致的就是以暴易暴,新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换汤不换药,普通百姓仍然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当然,我们一定要晓得杰弗逊之所以说以下权利是“不言自明”的,这是在圣经文化的架构内不言自明的。超出了以圣经为本的基督教文化,这些权利就不是不言自明的了。所以,美国的人权概念在其他国家,特别是以封建专制盛行为背景的东方国家,产生了极大的抵触。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种权利概念并不是来自西方的,更不是来自美国的,而是来自圣经的启示。可惜,中国现代共和国建制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虽是基督徒,在他的政治演说和文件中却很少或见不到他提及上帝和《圣经》,这乃是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都不是建立在以《圣经》启示基础上的政治科学,这是令人感到极其悲哀的。但是,更令人悲哀的是,近百年的时间过去了,基督徒在世界观方面似乎并没有长进。我们仍然缺乏以《圣经》为根基的政治哲学、律法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等等。正如唐崇荣先生所痛陈的那样,中国基督徒长期以来所注重的是福音使命,但是对于文化使命并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

二.宗教与道德

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他为美国的建国作出了卓绝的贡献。他在其辞职演说中说:“在导致开明政治的各种精神意识和风俗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一个竭力破坏人类幸福的伟大支柱-人类与公民责任的最坚强支柱-的人,却妄想别人赞他爱国,必然是白费心机的。政治家应当与虔诚的人一样,尊敬和爱护宗教与道德。宗教与道德同个人福利以及公共福利的关系,即使写一本书也写不完。我们只要简单地问,如果宗教责任感不存在于法院赖以调查事件的宣誓中,那么,哪能谈得上财产、名誉和生命的安全呢?而且我们也不可耽于幻想,认为道德可不靠宗教而维持下去。高尚的教育,对于特殊构造的心灵,尽管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许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道德原则仍能普遍存在。”

简评:华盛顿在辞去总统职位之际,特别强调了宗教与道德的关系。当然,他所指的宗教绝对不是佛教、道教或伊斯兰教之流,更不是法轮功、新时代运动之类的新兴宗教,而是以《圣经》启示为本,以十诫为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督教。今日在礼崩乐坏、道德崩溃的中国,在文化重建和道德重建的过程中,基督徒一定要从《圣经》吸取力量,以《圣经》为标准,积极在社会中发挥光与盐的作用。

三.权利来源

肯尼迪在其1961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宣告:“现在的世界已大不相同了,因为人类的巨手掌握着既能消灭人间的各种贫困、又能毁灭人间的各种生活的力量。但我们的先辈为之奋斗的那些革命信念,在世界各地仍然有着争论。这个信念就是:人的权利并非来自国家的慷慨,而是来自上帝的恩赐。”
简评:二十一世纪是人权的世纪,《圣经》奠定了人权的基础和架构。在人权的问题上,最重要的是权利的来源问题。若是人权来自国家政权的赋予,那么国家政权就会随时把这些权利收回,或加以限制。“人权是来自上帝的恩赐”,这一伟大的宣告并非是美国的专利,而是来自《圣经》。在《圣经》中宣告:“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创1:27)。人都是上帝按其形像创造的,所以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践踏他人的人格尊严。所以,在圣经中禁止谋害人的生命,唯一的原因就在于-“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创9:6)。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肆意侮辱、损害他人,必然招惹“天怒”,受到“天罚”-也就是上帝的震怒和审判,因为正如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那样,“天网恢恢,疏而不露”。

四.国家座右铭

1956年7月20日,在美国《联合决议》法案中通过了查尔斯.E.贝内特的提议,把“上帝是我们所信靠的”(In God we trust)作为美利坚合众国全国性的正式座右铭,美国的钱币和政府办公大楼上都刻着这句话。

简评:一个国家的座右铭,反应一个国家的特征和民族的精神。如果我们是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我们国家的座右铭,那么我们所建造的就不会是民族与阶级的和解,而是残酷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残酷的斗争。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是很难注重社会公义问题的。目前的“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一个很好的口号,关键是如何代表,能不能代表。我们基督徒是上帝的代表,是基督的使者,是劝人与上帝和好的。我们也要积极发挥“代表”的作用,不要失掉了盐味。

五.公民素质

艾森豪威尔是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二战时的盟军总司令。他在谈及美国公民素质的时候,说:“一个忠诚、团结的民族,其目标已经在圣经中阐明-(1)在自由中生活;(2)在富饶的土地上工作;(3)顺服上帝的诫命。”

简评:公民素质是立国之本。我们国家现在也注重素质教育,但是,问题是我们到底以什么来雕刻民族的灵魂呢?到底是以什么为标准来在社会中确定善恶呢?艾森豪威尔的话语可能令今日的许多基督徒汗颜。今日教会中,基督徒受反律主义的影响,不珍惜上帝所赐给的自由,没有积极的工作概念,更不愿意顺服上帝的诫命,致使上帝的名受到亵渎。昔日在美国,牧师是一个人人尊重的职业,如今却是一落千丈,原因就是数典忘族,反对上帝的律法,致使道德水准直线下降,丑闻不断,自毁根基。

六.生活方式

美国第38任总统福特(1974)说:“若没有上帝,就没有美国这样的政府,也没有美国式的生活。‘认识上帝’是对‘美国主义’最根本、最基础的表达。美国的建国者们看见了这一点,也正是因为有上帝的帮助,这样的‘美国主义’还将持续下去。”

简评:中国国门打开之后,留学与移民的首选国家就是美国。当初的“美国梦”也是无数中国青年的梦想,当我上大学期间,那时很流行的一本书就叫作《美国梦寻》。正是《圣经》奠定了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上帝在美国成就的,在中国也能够成就。中国人并不一定非得要到美国寻梦,更不是说只有在美国才有上帝的祝福,才有文明的生活。上帝并不偏待人,只要我们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存敬畏上帝的心,遵行他所启示的生命之道,就必然得蒙上帝的赐福。

七.战争军事

丘吉尔是英国二战期间的杰出首相。他在出任首相的首次演说中(1940),说:“正如我对参加现届政府的成员所说的那样,我要向下院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的,有的只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极为痛苦的严峻考验。在我们面前,有许多许多漫长的斗争和苦难的岁月。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要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我们的全部能力,用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所从来未有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赢得胜利;无论多么可怕,也要赢得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赢得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

简评:丘吉尔在艰难的处境中,如此充满必胜的信心,这是要令今天很多基督徒神学家所汗颜的。由于受错误神学的影响,他们一味地在神学院和教会中鼓吹各种形式的失败主义,正象当初以色列那十个探子一样,向上帝的教会报“恶信”。史鲍尔是一个比较严谨的神学家。但是,当他谈及基督的国度的时候,他说:“耶稣开展了上帝的国度,如今他已坐在天上的宝座。不过,他又像流亡在外的君王,只有很少的忠心子民相随。但有一天他回来时,他的掌权便要实现”(《神学入门》,262页)。这种失败主义、悲观主义的神学观坑害了基督的教会,使教会失去得胜的异象,悲观退缩,无力进取,也被世人小看。其实,这是藐视、违背上帝的律法所受到的审判:“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惊惶,将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要白白地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利26:14-17)。

八.法庭审判

在法庭每次开庭前,都会以这样的祈祷开始:“愿上帝保守美利坚合众国和这个光荣的法庭。”在首席大法官座位上方的石头上,刻着《圣经》中的十条诫命。

简评:中国司法制度的腐败,公检法司的腐败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四等公民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圣经》会给我们提供满意的答案。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化的精髓体现在律法制度中。而律法制度的关键不仅在于律法本身,更在于律法的施行,也就是法庭审判。审判是社会公义的阀门,如果人们能在法庭上得到公平、有效的判决,社会问题就能够得以和平地解决;如果法庭审判不能使当事人得到公平、有效的判决,整个的社会公义体系就会完全崩溃,人们就会诉诸暴力革命、黑社会等非法手段。所以在《圣经》中反复强调审判的重要性:“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上帝的”(申1:17)。再没有别的话语更能强调审判的重要性了。而法庭审判的公正很大程度上又在于审判人员的素质,但是,如果审判人员没有敬畏上帝的心,就难免苟徇私情,枉法裁判。

九.总统就职

乔治•布什是美国第43任总统,在2002年1月20日他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就职。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他将手放在《圣经》上,履行了第一个总统就职宣誓。从他以后,每一任美国总统都将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就职。总统就职宣誓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愿上帝帮助我!”

简评:布雷克在论及政府的时候指出:政府“必须代表上帝,倚靠他的权柄,根据他的律法进行治理。” 国家元首倘若不敬畏上帝,就会“朕就是法”,“无法无天”,搞“一言堂”,成为“伟大舵手”,荼毒百姓,满足一己之私欲,不管是以什么高尚的主义或名称进行。这是一个民族的不幸和悲哀。真正的民主制度需要诚实的领导人。如果国家领导人没有诚实的美德,不以诚实为执政的基本原则,用敲诈、阴险、欺骗、虚假的诺言谋取政治地位,用各种各样的谎言来掩盖事实真像,欺骗百姓,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可言。但是,一个身在高位的人,如果不敬畏上帝,本来是独夫民贼,祸国殃民的魁首,却利用自己的权势控制、操纵舆论,不向人民说明真像,传递真理,却遮掩事实,自吹自擂,一手遮天,自欺欺人,制造各种形式的个人偶像崇拜,为自己涂脂抹粉,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和“舵手”的样子,这实在是令人感到痛心的。另外,如果没有《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的律法作为绝对的标准,统治者就可以随时更改律法,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民众也没有一个超越现实法层次之上的更高的律法,可以藉此主张并保护自己的权益。

十.国家祷告日

亚伯拉罕•林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1863):“我真诚地邀请合众国每一个地方的公民,旅居国外的每一个同胞,选出并记念下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为祷告日,感谢和赞美那位在天上满有慈爱的父。他已经在圣经中被宣告,在历史中被证明。那些称耶和华为上帝的国家是蒙福的……对我而言,所有美国人民用同一颗心,同一个声音来恭敬、严肃、感激地承认上帝是合宜的,正确的。”

乔治•布什,第四十一任总统(1990):“曾经引导国父们在自治政府中开创,并继续勇敢地试验的伟大信心,支持我们走过了易变、混乱的时代;这信心也给了我们鼓励和力量直到今天。就像当初的建国者们一样,我们时刻努力铭记真正仰赖‘上帝的保护’。感谢上帝赐给这个国家所享有的自由和繁荣,祈求我们那智慧、慈爱的创造者继续帮助我们,并带领我们。”

简评:当国家遭遇患难,或面临重大转折的时候,首先不是考虑动用军队和警察力量,而是求告上帝的带领和怜悯,这是敬畏上帝的表现。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如此倡议民众求告主名,不仅蒙上帝的悦纳,在实践中也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避免个人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专断独行,穷兵黩武,坑害百姓。同时,民众在祷告反思的时候,也会冷静下来反思自己,每个人都面对自己的良心,争取和解,化干戈为玉帛,而不是战争与冲突。我们国家面对重大场合的时候,往往是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来鼓动人心,用“稳定压倒一切”来取代对社会公义的关注,动用军队、警察和公检法司等整个的国家机器进行运动式的“严打”来暂时性地解决问题。但是,防民如防川,不去正面解决社会内部矛盾,确保人民的各项权益,而是采取舆论上宣传欺骗、政治上暴力压制的方法,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难免有社会性的大动荡。

十一. 圣经年

1982年10月4日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授权并要求总统将1983年定为全国“圣经年”:“鉴于《圣经》-上帝的话语,对美国成为一个独特、蒙福的国家、民族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鉴于源于《圣经》的深刻宗教信仰曾经指导我们国家早期的定居者;鉴于是《圣经》的教导激励出拥有《度量宣言》和《美国宪法》之公民的政府思想;鉴于我们许多伟大元首-包括华盛顿总统、杰弗逊总统、林肯总统、威尔逊总统-都极大地赞美《圣经》对美国发展的非凡影响,如杰克逊总统曾说:‘《圣经》乃是我们建立共和政府的基础。’鉴于我国历史清楚地显明,个人、家庭、社会自愿运用圣经教导所带来的价值观;鉴于我们的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的考验;鉴于通过《圣经》能更新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和对他的信心,增加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力量;所以现在众参两院通过决议,授权并要求总统将1983年定为全国“圣经年”,以此肯定《圣经》曾对我国的影响,以及我们的国民需要学习、运用圣经的教导。”

简评:若是靠着上帝的恩典,用圣经雕塑中华民族的灵魂,政府就不用雇佣大量的知识分子杜撰各样的宣传理论,每年花费大量的金钱印刷各样的宣传资料了。政府的职能并不是要控制人民的思想,更不是试图通过改变国民的思想来创造罪人所设想的所谓的理想社会。政府的职能就是确保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的权利,使人能够和平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当然,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包括美国政府在内。虽然美国宪法和政治一直提倡“政教分离”,这种分离只能是职能上的分离,而不是政府要离开上帝,凌驾于宗教之上,甚至成为另外一个庞大的宗教组织-也就是利用政治权力强行推动某种意识形态或世界观。迄今为止,美国历代总统都是基督徒,对于以基督教为根基和背景的美国人而言,选举一个连上帝都不相信,都不敬畏的狂人担任一国的元首,是一件不可思议、令人惊恐的事!

本文参考: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布雷克:《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唐崇荣《圣经的本质与内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黎明《西方传统文化对美国律法和国际商务的影响》;四川人民出版社《世界人权约法总揽》;春风文艺出版社《中外名人演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