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 民国百年

国民政府财政部的人事行政有一个特点，就是各署、局、司、处等单位的首脑和重要秘书、重要参事，是由部长亲自掌握任免调动；至各单位首脑以下的官员，则实际上主要是掌握在各该单位首脑的手上。财政部人事处除了它本处的处长以下的官员之外，对别单位的官员是无权单独直接处理的，即使是一个最低级的雇员和工友，也不例外。

通常任免人员，都是由各署、局、会、厅、司、处的首脑提出意见，写成签呈，送给财政厅人事处会章后，再送部次长批准，所以人事处只能起牵制作用，对各单位提出的任免人员，提出不同意见不会章。对部外人士向部次长介绍的人员，经批交人事处核办后，如果人事处认为要用的，也要事先征得有关单位首脑同意会章，才能签请部次长批准令派。只有一种例外情况，人事处可以单独办理任免，就是有部次长亲笔写的“条纸”指示办理的。

这个特点的形成，有其客观的历史根源：由于财政部的部长，长期以来，都是由宋子文或孔祥熙担任，他们都是以行政院长或副院长来兼任，而且同时都是兼任中央银行总裁。他们掌管的摊子自然很多很大，高高在上，而且不论孔祥熙或宋子文，主要都是掌握上层的头面人物，极少注意中下层人物，他们同C·C·派的既拉拢上层头面人物，也网罗中下层人马，是具有不同的作风的。因此，财政部各署、局、会、厅、司、处等单位首脑以下的重要人员，多数跟着该所在单位的首脑有关系。如果彼此发生了严重的对立，通常是很难立足的。

在孔祥熙执掌财政部的时候，内部有所谓“四大金刚”之说，即鲁佩璋、关吉玉、陈逸凡、张国正。

鲁佩璋，字白纯，安徽人。由于长了满脸痘皮，所以人们私下都称叫他做“鲁麻子”。原来是孔祥熙派的亲信人物，后来又勾搭上了C·C·派。长时期担任财政部的简任秘书、秘书长，后来是国库署长。俞鸿钧升任部长后，他就升为政务次长。在他任财政部秘书长时，为了扩张私人势力，倡议要把他主持的秘书处，变成部次长的耳目，而把大量秘书派出去担任各司处的帮办，或署的副职。如派简任秘书朱偰兼任钱币司帮办（鲁佩璋同钱币司长戴铭礼是有矛盾的）。简任秘书李锐担任税务署副署长，后来李锐调升直接税署长，又派简任秘书姜书阁去接充遗缺，又派荐任秘书高清孝兼任总务司帮办。鲁佩璋一方面同关吉玉、陈逸凡、张国正拉拢勾结成一伙，另一方面又自己运用权力，提拔或以小恩小惠拉拢了一批财政部的中下级官员，所以成了当时财政部里拥有干部最多的一个人。

关吉玉，东北人，中国大学毕业，是C·C·派在财政界的重要人物。对日抗战前，C·C·派头子陈果夫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关即跟随担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后来进财政部任地方财政司长。1941年，政府实施田赋征实，成立财政部田赋管理委员会（起初叫筹备委员会），关即担任了这个会的主任委员。

这是财政部内直属单位中机构最庞大的一个，会里分处、室，下设科，主要骨干官员大多是C·C·派把持下的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和大学部的毕业生。1945年，宋子文把该会撤销后，关改任财政部税务署长。同年抗日胜利后，调充东北松江省政府主席。

陈逸凡，浙江人，也是C·C·派在财政界颇为重要的人物，曾任上海市财政局长。他在1941年初逃到重庆，即往见陈果夫（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并到中央政治学校，向专为训练由考试院举办的1940年度高等考试财政金融人员考试初次及格人员的财政金融班作过一次演讲，题目为《战时财政问题》。不久，陈逸凡继关吉玉而为财政部地方财政司司长。抗日胜利后，他也离开了财政部。

张国正，山西人，是孔祥熙的同乡，又跟上述的鲁佩璋等结成了密切关系。原任财政部科员、总务司会计科长，后来财政部设立会计处——是受C·C·派把持的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和财政部双重领导的——他就升任为会计长。直到1949年春，财政部迁来广州时，他没有随同南下，闻解放时留在南京。

这四人互为朋党，形成财政部里最大的集团，实是孔祥熙派和C·C·派的混血儿。抗日胜利以后，由于鲁佩璋病死，关吉玉、陈逸夫先后离开财政部，这个集团也就跟着逐渐星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