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昌明镇——熠熠生辉的新工厂附近，新铺好的街道上飘荡着强烈的咸味。
这座工厂属于一家名为“老干妈”的公司，该公司的辣豆豉酱因令人垂涎欲滴而闻名全国。在全球大流行的时代，世界各地劳动者的工作岗位都岌岌可危，这家工厂的气味预示着机会。
工厂于今年3月开工以来，一直在努力寻找足够的机械操作人员或质量控制技术人员，当时中国还处于新冠的阴影之下。如今，许多工人涌向昌明镇，这个一度宁静的农业小镇被青山和稻田环绕，年轻人曾经逃离这里，到其他地方寻找更好的工作。
昌明镇见证了中国在新冠病毒后惊人的复兴——由中国工厂和建筑工人布满老茧的双手推动。除了少数例外，世界其他地区仍处于大流行导致的低迷状态。但当中国于周一公布2020年经济数据时，预计将显示该国的经济增长，尽管在当年前几周被封锁拖累。（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宣布，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了2.3％。——编注）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下班后工人们带着钱离开工厂，涌向附近的市场摊位，买手切面条、香蕉和桔子。这个家族企业付给生产工人的月薪达到8000元。“还可以嘛，对我们这帮这么大的年纪的人来说还是也可以。”刚下班的员工王明艳说。
这位50岁的小个子女工说，老干妈和其他公司争夺工人，因此她得到了免租公寓、免费食堂和其他福利。菜单上的菜并不总是她喜欢的，但那也不算什么。
“出门在外面只要把肚子填饱就行了，”从两个多小时车程外的家乡搬来的王明艳说。
去年2月，中国冻结了100万亿元的经济活动。它使用粗暴的力量隔离城市和省份，把人们拖进隔离区。
随后北京又使用了同样的沉重工具来推动经济复苏。政府下令工厂重开，国有银行放贷，要求国有企业重新启动。
现在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政府补贴正在推动新的铁路和工厂的建设。一家可能成为波音和空客竞争对手的国有企业表示，它将在22个大型建设项目中投资200亿元。
政府的角色使中国的复兴明显带有蓝领色彩。在重启大型工厂或大型建设项目方面，国家的杠杆最为有效。长期以来，因为担心出现颠覆美国和欧洲政治的那种动荡，它一直专注于保持工人阶级的幸福感。
北京在解决其他问题方面的难度更大。购物者仍然持谨慎态度，而且随着病毒最近在几个城市重新出现，他们可能会变得更加谨慎。中国经济对创新和服务的依赖仍然少于对制造业的依赖。大量大学毕业生仍然感到令人满意的工作供不应求。
从昌明镇沿高速公路往北行驶80公里，就是省会贵阳，“老干妈”在当地的招聘会上打出一个一米高的牌子招工。但是这份工作对于找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其实找是找得到，但是就只会不是那种自己想象的那种，就没有自己要、心目中要求这种，达不到那种目标，”贵阳一所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的大四学生格蕾丝·蔡（Grace Cai，音）说。
格蕾丝·蔡去年秋天在一家酒店餐厅实习，做服务员。她害怕找不到全职工作。
“因为现在学生也多，”她说，“然后因为疫情原因，工作其实也不太好找。”
昌明镇的村民可能不会同意这种说法。该地镇位于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五年前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县，成了中国扶贫运动的目标。
甚至在新冠病毒暴发之前，官员们就努力让闲置劳动力投入工作。中央政府刚刚修建了一条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和一条连接贵州和邻近省份的高铁。老干妈和其他公司很快跟进。镇上到处都是建筑工人在为新工人建造公寓的热闹场景。
“每个厂都缺工人，进不来，没有工人。本地的全部招完了，”周薪说。他曾是一名农民，为了让老干妈建工厂，放弃了自己的稻田。“本地的就是太辛苦了，那也不愿意干。”
他自己的女儿在上海学习，后来留在一家工业设计公司工作。他现在在工厂对面开了一家小餐馆，还在附近的河里钓鱼。他只讨厌一件事：工厂里持续不断低沉的隆隆声和嘶嘶声。
“那个声音听习惯了就是无所谓了，”他说。“但是开头还是会吵，没有办法，这个投资了这么多亿。”
该工厂原定于2月开工。然后大流行暴发了。
街道空无一人。居民在城镇入口设置路障，检查每个人的体温。恐惧夹杂着同舟共济的心态，使几乎每个人都在家呆了六个星期，靠后院菜园里的玉米、土豆和绿色蔬菜生活。
杨晓珍和父母在昌明镇经营一个小餐馆，一盘饺子卖7元。他们关门了。她的父母呆在家里。杨晓珍也极少出门。
她说：“但是尽量自己很自觉，因为我们中国人肯定很团结很自觉。”
但这种病毒从未到过昌明镇。到2月下旬，经济仍然停滞，地方官员和老干妈的管理人员迅速开始了行动。（老干妈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该县其他地方的官员奉命寻找失业工人来工厂工作。市政工人花费大量时间在附近修路。甚至园丁们都匆忙在工厂围墙内种下一排排树苗。
文维是最早的一批工人之一。她负责运送香料到生产线，每月赚4000元。她的丈夫炒辣椒，每月收入约7000至8000元。
老干妈的食宿全包吸引他们来到了昌明镇。公司为他们和两个孩子提供了免费的公寓，自助餐厅提供免费饭菜。他们只需支付水电费。
她说：“你在外面去找也找不到这么高的工资。”
在老干妈工厂以南的几个街区，朱海华驾驶卡车前往一家钢铁厂，该厂生产用于风力涡轮机的塔架。他的月薪是15000元，不包吃不包住。
这仅是美国卡车司机平均收入的一半。但是这么多钱在中国的一个山村里能花很久。过去几年的狂热建造和宽松的土地使用法规使得新建公寓供大于求。因此，朱海华每月只要千把块钱就能租到一个三居室。
他说：“这边租房很便宜。”
目前，机器和建筑的声音常常淹没了小镇周围中国枫林中的鸟叫声。但是经济疲软的迹象还没走远。杨晓珍的餐馆生意一直没有完全恢复。
尽管老干妈工厂继续运作，但政府资助的建设项目可能不会持续。高铁施工人员正在向更远的地方迁移。他们回来消费的频率越来越低。
杨晓珍的餐馆隔壁的电钻用品店的老板蔡刘中正准备将工作转移到下一个即将繁荣的小镇。
他说：“我们就跟着它走。”
餐馆的常客杨法学很自信，觉得自己会一直有工作可做。这位36岁的建筑工人在过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外工作，离开离昌明镇大约两小时车程的家，最初去往大城市南京工作。他的妻子——后来还有三个孩子——留守在家。
杨法学很高兴在离家较近的昌明镇找到工作。并且，在大流行期间几乎没有停工。
“还是要建房子的啊，”他说。“做工就是做工，没什么感觉，要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