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於2012年逃離中國，抵達美國。他在美國多年來依然為中國的人權、民主努力奮鬥。圖：摘自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編者按：感謝《紐約書評》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及作者林培瑞 Perry Link 先生授權本網站刊出該雜誌 2011年2月11日版林培瑞的文章Seeing the CCP Clearly）
本文作者林培瑞（Perry Link）是加州大學河濱分校跨學科的校長特聘講座教授。他最近的著作包括《剖析中國：節奏，隱喻，政治》，以及中國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回憶錄的譯本《中國最想要的人：從科學家到國家敵人的旅程》。 （2021年2月）
在去年八月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奧巴馬政府於2012年將其從中國接來美國的那位異議人士、意志堅強的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在發表演講中說：
我知道，對抗暴政並不容易。當年我大聲疾呼，反對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 和其他不義事件，結果遭到迫害、毆打，被送進監獄，也被軟禁…… 中共是人類的敵人。它恐嚇自己的公民，並威脅世界的福祉……。美國必須利 用其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價值觀，來聯盟其他民主國家，以制止中共的侵略。 川普總統領導了這個工作，我們需要其他國家跟他並肩，為我們的未來而戰。
幾個小時後，陳光誠在美國的老朋友，也是人權律師的滕彪，發了推文：「我完全反對他的所作所為。」滕彪也曾飽受中共的迫害、毆打和監禁，他不會不同意陳光誠關於中共的說法，他反對的是陳對唐納德·川普的推崇。滕彪在推特上說：「對於中國維權者來說，支持川普在邏輯上是毫無邏輯可言的。」
這兩個朋友之間的裂隙，只是中國異議人士群體中「挺川」和「反川」之間巨大分歧中的一個小例子。裂痕在中國境內外均清晰可見，並可能在拜登時代以其他形式持續存在。分歧的原因與基本價值判斷無關。雙方都不同意將維吾爾人關進新疆的集中營、粉碎香港的民主制度、在中國遍地安裝數億個監視攝像機、也反對中共專政下的許多其他現象。在川普和習近平的政治直覺上，雙方都看不出有什麼大的區別。習近平控制著他的國家的新聞界，而川普若做得到，也會如此。這兩人都把他們的批評者稱為「人民公敵」；他們都想把對手關起來（習近平做到了）；兩人都設想取消對自己任期的限制（習近平成功了）；兩者都要求下屬忠誠；他們倆身邊都圍一幫應聲蟲（yes-men）。中國的互聯網上有個玩笑就說，川普是以微弱多數當選的，在中國，習近平可不是（以微弱多數上位的）。所以兩人之間最為相似的是，他們都不是被選出來的中國代表。
在中國，川普的批評者包括著名的法律學者賀衛方和張千帆，他們很睿智地看透了，川普許多行為本質上是反民主的，這損害了美國的民主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前景。但是，在中國國內外的持不同政見者中，川普的支持者超過了他的批評者，去了解原因何在是很重要的。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在政治上是極右翼的，從意識形態上講，他們更接近美國政治領域中傳統的自由主義者。
他們之所以成為「挺川的」，是因為他們認為幾十年來美國政府對中共一直都很幼稚，他們將川普視為首位對此持反對態度的美國總統。為了報復他認為不公平的貿易，他於2018年中期開始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看起來是出於直率的「美國優先」衝動，而並非持不同政見者更喜歡的那種削弱中共國內實力的企圖。儘管如此，他還顯示一點反抗的精神，這與老布什總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為了「維持關係」，布什對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屠殺寬容了；克林頓總統將貿易與人權脫鉤；小布什總統將中國加引進世界貿易組織；奧巴馬推出對華政策，保證人權不會「干擾」貿易、氣候變化或安全；還有另外的美國政府放任中共的種種例子。無論出於何種原因，與中國政府對峙，似乎是異議人士期待已久的轉折，足以抵消川普性格的瑕疵和其他政策的弊端。
10月下旬，現居美國的中國著名異見人士余杰發表一個97人的名單，這些是來自中國、香港、台灣和海外的中共批評者，他把他們按照公開反對和支持川普來排列。 在做我自己的一些小調查來補充余杰的清單時，我很驚訝地發現，竟有這樣多中國自由思想者是挺川的。
除了陳光誠和余杰本人外，他們還包括一些傑出的人物。蔡霞是北京中央黨校研究中共思想的退休教授，由於對習近平的批評，她離開了中共高層，現在流亡美國。她告訴一個在線聊天小組，她發現普通美國人天真誠實，「這當然是好事。但這也有負面的影響，即美國人的相對簡單，普遍對中共的邪惡認識不足。」1989年天安門遊行示威的傑出學生領袖王丹指出，持不同政見的出版大亨黎智英和香港其他中共反抗者最近下獄，可能對拜登政府構成考驗：缺乏反應將釋放一個將重返川普之前綏靖政策的信號。
經濟學家何清漣和作家廖亦武也都是川普的支持者。出色的《痛苦的西藏》一書的作者李江琳也是如此；劉軍寧，《零八憲章》運動的主要人物；北京最受歡迎的書店「萬聖書園」的經理劉蘇里；在美國流亡了數十年的傑出批評家胡平和蘇曉康也都是。還有來自湖南的詩人師濤，他在2004年向紐約的朋友們轉發了一項政府命令，不讓公眾提及天安門屠殺15週年。他被指控「洩露國家機密」，並在雅虎向中共透露身份後被判入獄八年半。
簡而言之，把支持川普的中國異議份子歸咎到教育程度低或信息不足的說法是錯誤的。他們並非如此，他們對西方民主國家不願跟獨裁對峙，其實有比川普總統更深遠的認知。
15年前，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寫了一系列文章，他稱之為「二十世紀自由國家的四大錯誤」。2017年作為「囚犯」去世的劉曉波提出的問題是：1930年代的西方知識分子為什麽會被斯大林迷惑？為什麼英國和法國如此輕易地與德國和意大利的獨裁者妥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什麼美國和英國向蘇聯屈服呢？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歐洲的前衛知識分子為何中招「毛澤東熱」，這種「熱」為何持續這麼長時間？
讓劉曉波格外不齒的是西方知識分子聲稱要通過毛澤東為平民-被壓迫的弱者－「群眾」發聲。實際上，他們的做法恰恰相反：他們與壓迫者站在一旁。 1989年，蘇聯帝國瓦解時，西方人發出了「冷戰結束」的嘆息。結束了？中國、朝鮮、越南、古巴呢？為什麼西方看不到世界的某些部分？
美國的政策不僅忽視了中國的獨裁統治，它還幫助了中共權力的增長。在天安門屠殺的幾天之內，國際儘管對北京實施了制裁，布什總統還是秘密派遣使節向中共領導人保證，他想維持與中共的良好關係。當國會從1990年代初開始要求北京在年度人權方面改善，以換取「最惠國」貿易條件時，克林頓總統在華爾街的壓力下，於1994年突然將貿易與人權「脫鉤」。美國資本和（一部分是偷來的）技術開始推動中國製造業的蓬勃發展和出口。
在美國的支持下，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獲得了世界銀行數十億美元的貸款，幫助其經濟進一步飛躍。 2005年，美國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發表的講話廣為流傳，他說中共可能成為世界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夥伴」。對於中國持不同政見者來說，這次演講更多地顯示了美國的天真，而不是對中共有所期望。
不幸的是，佐利克在西方人中並不罕見。在大西洋兩岸的首都中，人們越來越相信「他們會變得像我們一樣」。在2008年壯觀的北京奧運會上，長期以來一直支持中共「參與」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商會（Kissinger Associates）的一位約書亞·拉莫（Joshua Ramo）預測中國是「一個能將火箭點燃的火柴國家」。他沒有提到成千上萬的平民百姓，被迫離開家園，以確保偉大的奧林匹克盡善盡美，讓中共贏得巨大禮讚。在中國持不同政見者中總體形象良好的奧巴馬在2015年公開表示，中共的脫貧計劃是「人類史上最傑出的成就之一」。他不承認1959年至1962年的大躍進農業災難，導致上億人口墮入極度貧困 （令至少三千萬人死亡），中共政策直接造成的貧困，後來必須逐步清除。
幾十年來，美國方面處理中美關係的工作，一直由一小撮政府和學術界專家組成， 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在操作上中都驚人地相似。他們的第一個原則是，「關係」必須守住，關係的「另一端」僅限於其正式的對話者，也就是中共那邊責任在身的代理人。這些專家發表演講，其中「中國」或「中國觀點」之類的詞，專門指政權高層中的極少數人。美國專家確實對那些精英做了研究，但對漢語、文化和社會的理解並不深廣。北京知道如何利用這些美國人來強加自己的觀點，即美國必須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直接或間接影響中共權力的利益），否則這種關係將受到威脅。只有美國，而不是中共有可能危及它。
川普輕視這些中國政策精英，是中國持不同政見者青睞他的原因之一。川普在國務院用了余茂春、白宮用了博明（Matthew Pottinger）等為中國顧問， 似乎美國政府終於開始了解中共了。 博明來自波士頓，1990年代中期學中文，十分優異。1998年至2005年他成為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的中國特派記者，很快掌握了共產黨是怎麽回事。 2005年，他加入了海軍陸戰隊五年，被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 2017年，他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他既在中國政策上參與，又能完成工作，而不致被（川普）解僱，由此可見他有多麼的聰敏。 （他於1月7日辭職，作為對國會大廈受到襲擊的回應）。
23歲的余茂春於1985年離開中國，在斯沃思莫爾（Swarthmore）大學念書，後來 在伯克萊拿到博士學位。1989大屠殺之後，他編印簡報《中國論壇》，這是我所見過的，對中共統治最為尖銳揭露的出版物。他是海軍學院的歷史學教授，在校請假到美國國務院任職。
在2020年11月16日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中，余茂春指出了川普國務院啟動的三項對華政策的新方向。其一，須停止把「中國共產黨」 和「中國」作為同義詞，關鍵不是要在語言層面上挑動中共的反感，而是為了使美國人擺脫把中國和中共視為同一件事的壞習慣。只有清楚區分，才能開始理解中共對中國的破壞。其二，要改變「參與」（engagement）的概念，這是美國的「中國通們」長期倡導的戰略名稱。根據「參與」理論，將中共納入商業、教育旅遊等領域的交流，以為會促使中共遵循國際規範，但結果是趨勢卻朝相反的方向流逝。中共入侵了西方媒體、工業、金融、研究、教育、個人數據收集和其他領域，我們必須抵制這種「參與」。其三，與中共的協議必須以「結果為導向」。多年來，中共一直採用談判的策略，對緊迫問題如朝鮮無核化，或伊朗制裁等進行拖延，說這一類問題需要更多的研究，更多的協商和更多的時間，直到美國耐不住了，最終接受不了了之的結果。余茂春說，國務院不再這樣做了。
中國的民主人士十分困惑，不明白為什麼美國決策者這麼多年來一直被中共耍弄。對於企業界來說，原因並不難理解。龐大的，廉價的，受箝制的勞動力自然吸引了美國製造商，還有那潛在而巨大的市場誘惑。得罪中共，這些好處可能會消失。但是將政治理想這麼輕易就撇開，這很令民運人士感到困惑。西方人怎麼看不見，中共更像黑手黨，這跟他們的政府實在並不相似啊。西方自由主義者為什麼要對暴政那麽尊重呢？「社會主義」和「人民」這種漂亮的標籤是否愚弄了他們？
大約十年前，「白左」這個詞出現在中國互聯網上。這高度的貶義詞的意思是「無意間背叛了西方文明左派的白人」。 1950年代訪問過中國的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是一個早期的例子。薩特譴責西方帝國主義，並書寫他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所感知的「美」，雖然那時千百萬中國人正在遭受荼毒。到現在，「白左」思想能否說明西方人為何仍然看不透中共？為什麼當美國人振振有詞地譴責自己國家侵犯了人權，而在自稱「社會主義」國家中發生濫權時，卻採用不同的標準呢？
中國人對「白左」的批評並非一貫嚴厲。來自台灣的美籍華人蔣慧娜（Louisa Chiang）與大陸持不同政見者緊密合作了數十年，給我的信中說：
許多「白左思維」都是善意的，自由主義者同樣有權獲得其他人所能獲得的善意理解和寬容。但這是在提醒他們，如果他們真正聽取第三世界的聲音，他們的努力甚至可以更有效，並且可以獲得更深入的認知。敞開心扉，認真傾聽。
蔣女士看不慣西方自由主義者瞧不起中國受害者，認為他們缺乏應有的政治判斷能力。
在紐約大學法學小組和德克薩斯州基督教團體「中國援助」的幫助下，陳光誠於2012年來到美國。以往的經歷證明，他擁有獨立做政治決定的超強能力，然而，兩個接待團體中的人都希望他接受他們的指導，學習如何在美國政治上表現得體。後來，當陳光誠成為川普的支持者時，一些觀察家更加覺得他非常需要接受政治指導， 認為中國人在一個壓抑的社會中長大，畢竟那裡的權利意識薄弱，所以，像川普這樣的騙子那麽容易讓他們上當受騙是可以理解的。但若以這種方式看問題，實際上，美國人認為中共領導人具有更高的判斷力，而對中共批評者的判斷力反而差多了。異議人士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做選擇，需要得到諮詢，但是胡錦濤和習近平在有機會以「負責任的利益夥伴」之身份加入世界時，美國人能相信他們自然會做出正確的決定（直到事實證明美國人才錯了）。
在某種程度上，異議人士能夠接受西方自由主義者的這種批評。與專制思想的毒素作鬥爭常常是他們自己經歷的一部分。劉曉波在2003年寫道：「我可能需要一輩子才能擺脫毒素。」但是，在經歷了磨難之後，這種人要比那些自以為是、悠哉的旁觀者具有更深刻的認知。他們不需要憐憫。他們感到奇怪的是，像劉賓雁、方勵之、胡平和蘇曉康這樣的資深異議人士，本來完全可以幫助華盛頓去了解中共，但在美國住了幾十年，卻從未有人去徵詢他們的意見。
許多人告訴我，他們覺得很難理解，為何西方幾乎沒有察覺到，他們的國家一直在付出很大的代價。為何西方跟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這些獨裁者對立，所汲取的教訓就不能應用於中國？中共正在向外擴展權力，情況就會有所不同嗎？西方準備好了嗎？還是西方自己已經朝著專制方向發展了？中國境內的一個朋友開玩笑卻同時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問我，在推特上班的審查員是否是中國移民？她打趣地說：「他們具有專業知識，當美國某人說出某些『政治不正確』的話時，不僅會被自動打回來，而且人家開始調查他的動機。簡直就是毛派作風嘛！」
言論自由一直是川普支持者和批評者之間的爭論問題。笑蜀是一位長期以來雖然徒勞無功，卻一直為爭取中國的媒體自由而奮鬥的記者。當他聽到美國總統稱新聞界是「人民的敵人」時，打了個冷顫。川普知道這個詞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怎麽用的嗎？ 知道可是不在乎嗎？曾經寫過一本關於中國如何過渡到民主的書的王天成先生批評在美國的川粉說他們願意為了短期內的好處犧牲基本的民主憲政原則。
挺川的能夠接受這裡頭的某些批評，但也不要放棄基本的觀點。華盛頓對華政策新的、也許短暫的改善總比沒有改善好，反正幾十年來都是這麼個情況，美國式的民主， 哪怕不完善，總比中共的制度好得多。就拿說謊這個問題來看，川普撒謊嗎？肯定的。中共宣傳部（後更名為公關部）說謊嗎？蘇曉康溫和地跟我說，這個問題很幼稚。他解釋說，中共系統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評估語句的價值。真實和虛假是偶然的。如果陳述的「社會效應」「良好」，那麼這種陳述就很有價值，而如果一種陳述支持中共的權力利益，那麼這種陳述就算是好的。 （對於天氣預報或籃球成績等政治上無害的事情，黨不在乎支持與否，但依然要避免對黨的任何傷害。）因此，「好」的陳述可能是真的，半真或不真實的，這都無關緊要。
陳述中包含一些真實成份，會更有效地影響人們，因而包含真理的趨勢是很重要的。但是，真理永遠不是首要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說謊也不是。美國民主派對總統撒謊感到頭疼，這與中國生活在中共的宣傳機構下本質上根本不同。中國的宣傳機構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而如今的專家們更是非常精於此道。
西方媒體的讀者，無論是否意識到，反正都已經看到了這類專業的例子。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新華社的英文媒體開始頻繁使用「lifted from poverty」（從貧困擡起了）一詞。意思就是說「中國」（意為中共）為億萬中國人所做的大事。世界各地的媒體，例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路透社、半島電視台、共同社、BBC以及許多其他媒體，都採用了這個詞組，西方政治家們，不論左派或右派也都選用這個詞組。世界銀行在官方報告中也使用了。簡而言之，這些話在取得預期的效果方面非常成功：全世界開始相信中共成就了偉大的擡起事業。
但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子的。 中國經濟發展史，從1980年代以來，要是更透明地說，是這樣：中共對中國老百姓局部放開了經濟管制，讓他們幾十年來第一次能夠自己賺錢；數以億計的工人於是拿低工資而超長時間地努力工作，沒有工會，沒有勞保，沒有新聞自由或獨立司法的保護；的確，他們賺了很多錢，自己脫貧了，同時也將高居他們頭頂之上的中共精英，推上巔峰，讓他們獲得了炫目的財富。
簡而言之，「擡起」一詞需要分析，到底誰擡起了誰。在世界各地閱讀到「中國人被擡起」的讀者通常不會想到這個問題。有了這些句子的語法，再加上「中國＝中共」（China = CCP）的公式，就不需要再提問了。這個文字工程是故意的嗎？任何對此有懷疑的人都應注意，中共媒體在英語、法語、德語和其他外語出版物中使用「中國人被擡起」一詞，但在本國的中文媒體中不使用。這是有道理的。如果中共開始對自己的老百姓說「我們擡起了你們」，會怎麽樣呢？人們心裡很清楚，雙方都心知肚明。做出這樣的斷言可能會產生不良的「社會效果」，例如會有更多的示威、罷工、靜坐、路障，以及公安部標記為「群眾事件」。最近每年已經有數萬起。
「挺川」和「反川」的公開辯論升溫時，人身攻擊有時候代替內容（但未必比其他地方的政治辯論多）。川粉說批評川的與西方自由主義走得太近了，借了人家的許多反川的論點，這就顯示著中國的鬥爭屈服於美國的政治鬥爭，這是不恰當的。進一步聲稱，反川的人擺出了溫和的道德敲詐態勢：「您不譴責川普，您就是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厭惡婦女的人。」挺川的說，這種壓力再次讓人聯想到毛澤東時代，當時人們被要求檢視自己的靈魂和思想，直到他們公開表達了「正確」的觀點。
川普離職，拜登組建外交政策小組，他能對中共有多實際的把握？如果拜登能召回余茂春或博明在他的政府中任職，那就不僅是兩黨合作的標誌，也是避免幼稚的門戶之檻的高明之舉。可惜，我看這樣做是不太可能的。關鍵不僅在於美國對華政策的問題上，更基本的問題是拜登的班子能否正確地掌握中共的性質。
林培瑞，2021年1月13日
（廖天琪譯自英文，感謝原作者校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