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慧英著译、邝健铭编订《帝国之间、民国之外— 英属香港与新加坡华人的经济策略与「中国」想像（1914-1941）》（背景图片来源：Diego Marín @ Unsplash）

（编按：旅美台湾学者郭慧英教授新著《帝国之间、民国之外：英属香港与新加坡华人的经济策略与「中国」想像（1914-1941）》，从二十世纪初的华南与南洋角度，解构「中国」民族主义，破除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中国」想像。本文为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特藏主任邱淑如为本书所写的推荐序，承蒙编订者邝健铭先生授权转载。）

郭慧英博士于2014年出版英文书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 1914–1941（Leiden: Brill），如今中文译作《帝国之间、民国之外—英属香港与新加坡华人的经济策略与「中国」想像（1914–1941）》的面世，乃读者赏心悦目之事，一如既往，她总在传统论述上加入微妙的解析面向，有助扩展时空视野。笔者于2017年为期刊Chinese America: History & Perspectives客座编辑Taiwanese Americans特刊，邀请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郭博士赐文“Enumerating Taiwanese in American Censuse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当时已感觉作者将主题置于大环境下论析亚裔美籍的情境以获全貌。她2019年亲临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查询海外华人特藏和香港研究特藏，运用历史档案去研讨当代新加坡和香港议题，我好奇地问她到底是历史学者或社会学者。这部著作肯定了她呈现区域研究成果的潜能如下：一、将「海外华商」置于全球空间和时间脉动中，探索其在英国属地的新加坡和香港，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如何因时、地、事制宜回应来自于中国民族的政治号召动员，显出方言群组织的异质性，以及地缘媒介的机动性（agency），方法上超越地域研究专家与学科学者之间的范畴，有别于传统上等同各地闽粤地缘商业组织为语言文化一致，作为民族语文的桥梁，不由分说地以商业行为响应中国大陆的政治运动，视日本或英国帝国为仇敌，忽略了华商本身多重的思量；二、以原始资料和第二手来源文献分析过去和进行中的研究，有助读者发掘新的或未留意的现象，以便进一步衔接未来的研究。事实上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和商业活动并非近世纪的现象，Sin Wen Lau近日出版的Overseas Chinese Christia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ligion, Mobility and Belongings（Leiden: Brill, 2020），关注海外华商的企业资本和民族语文桥梁议题外，也指出华商本身的媒介机动性建构，可见郭博士以十九和二十世纪历史事件的观察所提出的见解，直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受用。

香港海外华人研究史料特藏

大学图书馆的香港研究和东南亚研究特藏和档案来源可溯至十九世纪，涵盖西方殖民政府在这些地区的外交和公共行政事务，以及东方和西方的商品和文化交流，也包含亚洲社会特有的问题，像是香港和马来亚华人的muitsai（妹仔，即bondservants），许多资料都是致力于田野考察的区域研究专家留下的笔记和出版品，如向来研究华人方言群组织的人类学家莫里斯．傅利曼（Maurice Freedman）之论文及其捐赠品。然而传统区域研究学术在近几十年的全球化世界中开始受到挑战，就Amitav Archarya（2014）的观察，全球化「已经造成跨越不同地区的社会有了共通的经验，受到某种问题影响的地区民众形成跨国度的社区，不能以严格的地理或民族根源分界来检视这些区域」（页470）。另一方面，区域研究专家Anthony Reid（2004）指出有些学科学者尽是寻求法则的规律性，他们复制这些原理在其他地区，无法对研究区域本身特有情境的问题产生灵敏觉察，容易「混淆了支配性的知识与真正普同性的知识」（页16）。他们对知识性问题有不同的观点和解决方式，而本书作者以跨国性和全球面向研究香港和新加坡，缩小区域研究专家与学科学者之间的专业壁垒，达致整合性学科区域研究（integrated disciplinary regional studies）模式，采用新加坡和香港自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原始资料，重建英属地的新、港两地不同方言群之华人回应中国民族政治动员的商业策略史，得以聚焦各研究区域特有的社会情境，细腻地描绘与当地息息相关的事物像是棉布、茶叶、制糖的原料来源、生产地、销售市场、关税，另辟连系性的时空走廊，令读者对照当时欧亚大陆的政经局势以及太平洋战争的影响，以多维的面向去理解两地华商在回应中国政府的实业建国、国货运动等号召，所必须参考的对象以运用其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是身处任何时空的海外华商回应政经环境皆具备的本能。

近代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之联系与互动

郭博士在论述1933 至1941 年中国国民政府统制经济下的南洋与中国商业关系，认为对日战争在华南沿海失守，「不断退缩的中国领土，对于南洋与香港华商的影响，是他们与福建与广东的经贸往来，因为『侨乡』为日本所据的缘故，往往被当作是接济日本」（本书第七章第三节），时空转换不但影响了身处中国大陆以外的海外华人团体与华南侨乡的互动，也调整了他们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大学图书馆馆藏显示香港华人移民社团分别出现于三个时期，即1860 年代至1948 年、1948／1949 年至1970 年代、1980 年至今（参见Dialect/Trade Association publications-Hong Kong Studies-LibGuid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郭博士查阅的主要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的社团详实记录。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接壤，早期经此来港的华人移民依其血缘和方言群认同，自1860 年代以来组成宗亲会、同乡会、地缘商会的互助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无异于早期移居东南亚和北美洲各地华人的社团形成。自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华人会馆面临中国大陆不确定的社会和政治情势直至1970 年代，在港经历了本地化过程（邱、林、何，2014）。自1980 年起有不断来自广东和福建的新移民在港成立以乡镇和村落为单位的同乡会或联谊会，新移民社团经历1997 年英国政府移交政权至二十一世纪有增无减。

Pal Nyiri（2001）认为中国大陆的菁英模塑了近年来自大陆的海外华人之认同建构，他们「并没有正式区别独特的论述，像是传统海外华人所谓『福建人』或『广东人』那类的论述」（页650），所有各省分的认同感都以单一的国家论述取代。这就令香港的情况显得特别，还有不断衍生自宗族和方言群的传统华人社团，这些快速成长的广东、福建的乡镇和村庄社团，只有数量很少的成员，地理上的区划与旧香港的方言群和地缘商会重复，新移民社团的刊物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论述。另一方面，Cheun Hoe Yow（2013）认为过去三十多年来改变广东经济和内部建设的，主要由于香港1980 年以来的投资，跟东南亚华人社团不太相关，大部分东南亚和北美洲的传统华人社团都是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期成立的，他们在二次大战后已在移居国落地生根，馆藏鲜有发现出自1949 年后成立的社团刊物。

海外华人的乡缘

然而，海外华人馆藏却收集了大量1980 年以来的华南侨乡刊物，且偏重珠三角西南隅的江门五邑（即台山、开平、恩平、新会、鹤山）（参见Emigrant Village publications –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 – LibGuid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这是传统海外广东华人的祖居地。一些旧香港移民社团在1980 年开始，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而变得活跃。为了与海外华人凝聚社会关系，中国侨乡政府以亲属辞令，以及侨乡刊物来拉近海外华人，邀请他们在中国大陆投资（邱、严，2016）。诚如吉原（1991）所指出，香港的移民社团为广东省政府与海外广东华人居中斡旋，助长了原先于1949 年停摆的许多华南侨乡刊物都在这一时期复刊，由此我们也看出香港与华南之间的民族文化界线从来都是流动性、随机性、处于商榷议论中的状态，商业策略可以是主导国族关系的因素。不同于海外华人特藏的收集，这一时期香港移民会馆刊物，是偏向粤东社团如潮州、汕头、东莞、深圳、中山、珠海同乡会的侨乡刊物，意即香港华商在80 年代至90 年代初中期投资最多的地区。

人类学家James Watson（1975）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研究香港新界新田村的文（广东话发音为Man）氏族群，及其村民在英国伦敦的移民。这个华人社区在1960 年代和1970 年代以亲属关系积极移民到伦敦经营餐厅，赞助他们在香港数百年历史的家乡举办传统的祭典和节庆活动。其后Watson（2004）观察到许多来自香港文氏族裔的海外华人，从1990 年代末开始便在中国大陆寻找商机，他们试图以寻根和重新创造远祖的祭典来与中国大陆拉近关系，荣显著名的爱国历史人物，宋朝末年被蒙古军处决的文天祥（1236-1283），其溯祖范围远超过在香港的故乡，以此虚拟的亲属辞令应用于全中国大陆，发展房地产市场。读者可以查询《新界新田村文氏族谱》，文氏开基祖在十六世纪的明朝时才到香港定居，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胶卷族谱是由伦敦的英国图书馆复制而来。本书读者可借以反思这种具有自主性的地缘组织华商是否仍旧运作在全球化加剧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大陆的政府是否还以此国族的软实力和华裔亲属辞令，与海外方言族群互动。

文化回忆与海外华人意识

作者的区域研究有着详实的原始档案为基础，并非用历史的类比来回应我们假设的问题，但她提议的方言群华人社团的自主性，以及各地社团之间的异质性如何回应祖居地的呼唤，依然适用于我们的数位资讯时代，启迪我们去觉察当前的现象，益以想像和思考去回应新的问题。Aleida Assmann（2006）相信，比起印刷文化的回忆（memory），当代资讯社会的人们更喜好网际网路文化的注意（attention）。印刷时代的知识分子意图时间的超越，他们记录并且阐释跨越不同时代的资料。网际网路时代的网民意图空间的超越，他们传达跟那些面对面的口述史一般真实的人类沟通。但我们认为人们是可以这两种不同方式参与文化回忆的，在美国的台湾客家华人，并非因循百年前在美国成立的广东客家社团成为会员，而是以Hakka Global Website（Chiu & Chang, 2018）上线沟通，唤起他们在台湾故乡有趣的回忆，参加自组的社团活动。福州新移民在他们纽约的家乡网站Fujianese.com（Chiu, 2016），重新想像六百年前下西洋的郑和如何在其长乐故里太平港起航，类比本身移民至西半球的经历（Chiu, 2019）。

当2001 年九一一恐怖袭击重挫纽约市中心的曼哈顿区，毗连的唐人街里，旧广东华人社团和新福州移民社团在往后十年社区重建中多所贡献，笔者研究其中所表达的关于华人核心价值观之异同，以及对国族号召所展现出不尽相同之行动。为振兴唐人街的旅游业，福建社团2007 年提议捐赠他们的航海英雄郑和所乘的宝船模型给哥伦布公园；罗列于东百老汇街（East Broadway）的福州社团一向认真接待来访的福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要，并资助福州长乐的海外华侨华人博物馆。另一方面，罗列于勿街（Mott Street）的广东社团自清末支持孙中山（Sun Yat-sen）推翻满清以来，至今一直悬挂中华民国国旗，2009 年台湾民间团体送给广东社团中华公所一座孙中山铜像，公园最终在2015 年放置中华公所致赠的人物雕像。但形式的政治行为不足以触及方言群社团心理最深处的自主性，特别是福州帮作为新经济移民，与旧广东移民仍有文化习俗共通的概念，许多策略元素是借用Bailey（2002）所谓的常则规范（normative rule）和实际规范（pragmatic rule）的象征寓意，并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次序重复（Chiu, 2012）。立于东百老汇街口的雕像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由于林则徐是福州人，于清末对英国的战争中烧毁鸦片，平日在与广东侨团较量时，他们以此为荣，时常应用实际规范批评对方在社区重建资源上的占领。当1999 年纽约市长宣布林雕像周围命名为林则徐广场时，他们雀跃万分。但到2005 年6 月26 日国际禁烟节，市长将东百老汇街名为「林则徐路」时，又不免感到失望，因为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十年渐增，主动登记政治选民增长，福州社区的商业和人口领域扩展至临近许多市区和外州，期许可以跟广东华人一般为美国主流接受，所以一直企盼结果是名为「福州街」，他们心理上的国族论述（discourse of state）和文化论述（discourse of culture）之论争也算是另类的自主性。

郭博士的著书不仅分析了新、港过去一段商业史与中国民族政治动员的回应，她对两地闽、粤华商的自主性看法，持之有效于现行中的研究，有助读者衔接其未来的研究。

参考书目
吉原和男，戒香港干同乡会茅华侨送出村拐，山田辰雄、可児弘明（编），《香港樫歓勘香港问题干研究》（东京：东方书店，1991），129-153。
邱淑如、林进光、何展云，戒从不同时期华人会馆的成立探讨香港华人移民史拐，《国家图书馆馆刊》民国103年第二期（2014），131-152。
邱淑如、严汉伟，〈1980年代以来的华南侨乡刊物研究〉，《国家图书馆馆刊》民国105年第一期（2016），129-146。
Acharya, A.,“Remaking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doubts, desire and the promise of comparisons,” Pacific Affairs , Vol. 87, No. 3 (2014), 463-483.
Assmann, A.,“The printing press and the internet: From a culture of memory to a culture of attention,”In S. Kramer & N. Vittinghoff (eds.), Globalization and Media Studies: Cultural Identity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 11-23.
Bailey, FG,“Stratagems and spoils,”In Joan Vincent, (Ed.),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s: A Reader in Ethnography, Theory and Critique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90-95.
Chiu, Ann Shu-ju（邱淑如）, “Fuzhou Chinese speech group and associations: Online debates over the landmarks of Manhattan Chinatown after 9/11,”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 Vol. 8, No. 2 (2012), 232-264.
“The online social world of Fuzhou Chinese migrants in New York, 2004-2016,” Chinese America : History & Perspectives 2016 (2016), 33-40.
“New Fuzhou migrants in New York reimagines Zheng He (郑和),”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 Perspectives 2019 (2019), 61-64.
Chiu, Ann Shu-ju（邱淑如）& Chang, Wei-An（张维安）,“Hakka American associations and their online discourses: A case study of Taiwan Council Global Website,”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 Perspectives 2018 (2018), 81 -90.
Nyiri, P.,“Expatriating is patriotic? The discourse on’new migrants’in the recent migrants from PRC,”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 Vol. 27, No. 4 (2001), 635-653.
Reid, A.,“Studying Southeast Asia in a globalized world,”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Vol. 1, No. 2 (2004), 3-18.
Watson, JL, E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Lineage: The Mans in Hong Kong and Lond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residential address: Virtual kinship, real estate, and diaspora formation – The Man Lineage revisite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 63, No. 4 (2004), 893-910.
Yow Cheun Hoe（游俊豪）, Guangdong and Chinese Diaspora: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Qiaoxiang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