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延安对现代中国的意义，在政治层面极强烈，其中包括共产党躲在那裡“等待摘桃”、”延安整风“缔造了毛神话和毛文化、中共俘虏西方也始之于这个山沟沟等等“史前神话”；但是延安的文化意义更大，远未诠释清楚，绝非“南泥湾”、“延河水”那点所谓“共产党圣洁”，它还在八十年代掀起过一股“西北风”，从美术、音乐到电影，其中也有所谓“大师级人物”，从崔建到张艺谋，剧烈影响世俗社会，却很微妙的一直被极酷烈的中共意识形态所容忍，一个很有趣的迷，谜底就在延安。我去过一趟延安，写了一点感觉，对这个“西北”现象的疑惑，却浅尝辄止，然而今天坐在中南海头把交椅上的是一个陝北娃子，不是一个偶然。】
受到一种克制不住的「源头」诱惑，我们一行五人的摄製小组，在夏骏带领下，八七年十一月从北京直飞延安。我们当然不再对青海河源地区感兴趣，因为在我们的期待中，「黄河」已然在人文之境，甚至更在短促、迫近的当代史中。
黄河上下五千年、东西一万里，说什麽不行？我们偏要去说最忌讳的。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想「绕过批判现实的险滩去安全地鞭打祖宗」（事后有人作如是批评），毋宁我们是故意多拉点「祖宗」来做挡箭牌。黄河流经山陝峡谷就变「黄」了，而中国经过「延安」就彻底「红」了。——事后证明，我们一开始的「延安衝动」就犯了大忌，捅了谁的心窝子，叫陈汉元最担心的「一老」暴跳如雷。
王鲁湘也叙述了飞往延安途中，从飞机上往下观察的景观：
『飞机掠过晋陝大地，这是最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然而使我惊讶的是人类在地表上留下的痕迹。山西的地貌，很像军事地图，到处是等高线，说明坡地改造成了水平梯田——我强烈地感觉到山西人的勤奋，并想到大寨 ，儘管我在飞机上看不到大寨。一过黄河，地貌突变，等高线消失，大地突然变得容颜丑陋，到处是坡度很大的坡地，鬆散乾燥的黄土像挂在坡上随时都可以流失，由于重力流失（也叫垂直流失）形成一根根土柱、土搭，像云南的石林，七零八落，矗立在沟豁和梁峁之间，像千年古宅塌圮后的朽柱，像大火过后的森林枯木。 』
我们要来陝北寻找什麽？延安已不再神圣、庄严，而是贫穷、破旧。延河在冬季是乾凅的，一河床的碎石。宝塔，那个革命象徵物，形单影隻地站在光秃秃的土山上，俯视著破破烂烂的延安城。枣园人去楼空，山坡上落叶凄凉。涂了白灰的窑洞，伟人们的名字还都一个个挂在那裡：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却每一个名字都向游人暗示著一个血腥的故事。
夏骏要拍一些陝北的外景，我们又在周围的子长、安塞跑了跑。那些曾经演出过革命壮剧的梁梁峁峁、沟沟豁豁裡，如今仍然是破败的窑洞、守著几隻羊的木讷老汉、生育过度而病怏怏的婆娘，只有杂粮喂饱肚子但很壮实的孩子们……。我们还走进一个庄户人家的院落，採访一位陝北老汉，我问他有几个孩子？他说三个儿子、五个女儿，生养了十四个孙辈；镜头裡他的婆娘就坐在旁边，搂著一个孙子。夏骏拍下的这个简洁镜头，生动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可怕瓶颈和生态危机：资源与人口的巨大紧张，一个无解的发展死结。在安塞，我们还遇到一群年轻娃们，《黄河》中日联合摄製组拍摄「千人腰鼓队」时，他们曾是临时演员，可他们说，摄製组给每个人一块钱酬劳，却被县政府贪污去了。腐败也不会漏掉最穷的地方，因为它是制度性的，水银泻地似的流向所有角落。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颳过，
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
就在《河殇》旋风颳过，还在「六四」屠杀后的恐怖中，中国大陆彷彿在血腥中飘荡起一股「西北风」 。甚至我逃亡到一个边陲小镇，那商业街上的所有商店、饭馆、旅社中的各种喇叭，都在吼叫一曲〈黄土高坡〉；这旋律伴随著我离乡背井初期的感伤。
「西北风」就像上个世纪八、九○年代之交的一支过渡插曲，至今对它没有到位的诠释。一说它是以「草根」的阳刚，抗拒「邓丽君」的悱恻缠绵。又说大陆流行乐坛摆脱模仿港台的第一步，是回归西北的「黄土情结」；好像那裡是一个充沛的源头活水。「西北风」也总拉上崔健的摇滚，然而崔健对採访他的查建英说，「西北风」不过是一种「商业的东西」，他自己的摇滚则是「模仿西方」；因为「他们那种追求自由的个性，正是我们东方人缺乏的。」——这小子不只有音乐细胞，观念上也绝对先锋前卫。
在我们下榻的延安宾馆，居然遇到大名鼎鼎的王军涛 ，带领一个团队前来协助「老区」开发经济。我从他那裡听到一个新名词：「宗法情感」。他说，从延安去到北京的这个政权，一直以「宗法情感」，向「抚育」过他们的老区—如延安、赣南、大别山、沂蒙山、苏北等地「经济输血」，这却惯出了一种惰性，抑制了这些地区自身的发展内力；如今「宗法情感」开始淡化，这些「老区」就被抛弃了。这无疑是对中共内部机制的一种政治学解读。我们也就此议题採访了他。
王军涛是一个标准的民间政治家。早在文革晚期，他已是一个年龄最小的「老反革命」，并成为「四五英雄」，胡耀邦指示从他们中间挑选团中央委员。王军涛一路参与民主牆、民刊社团与高校竞选等体制外运动，却在邓小平发动「改革」以后选择了「体制内」路径，以「民间智库」形式，向当局献策。
八八年底我曾接到一个电话，说中直（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有个会，值得去听听。我去了，是一群年轻的「民间政改派」在那裡「侃大山」，其中我只认得王军涛。那个场合的言说，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们直言不讳执政党正面临严重危机，搞不好会发生动乱，出现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军管」后果；他们手中已为执政党备好几套应急方案，只要中南海肯採纳。我当时都听呆了，看来所谓「文化热」并非几个文人在那裡耍嘴皮子，民间有心的「政治人」已经应运而生，且相当成熟。不到半年，果然「天安门运动」爆发，接著就是大屠杀，然后王军涛入狱。他的朋友谢小庆九〇年撰文说：
『陈子明、王军涛认为民主进程包括传统专制、开明专制、精英政治、民主政治四个阶段。去年六四之前，中国的问题是防止向传统专制的倒退和促进向精英政治转化的问题，不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问题。军涛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政治只会导致「痞子上台」，精英由于受到个人道德的约束经常败于痞子。他提出的「精英要与痞子赛跑」的观点，在知识界中很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