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疫狂嚣的2020年，中国甩脱病毒之际，留下一首情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在大江南北疯传，似乎是给劫后馀生的民众一种心灵慰藉，从街头排档到大牌歌星的集体秀，一派全民皆歌的情景。报导说这首歌的播放量已过亿计。不禁引起关注中国的人们高度好奇。中国崛起有如魔幻，这首流行曲的魅力何在？背后有没有可供探寻的迷藏？
初听之下，似乎是前两年《西海情歌》的翻版。歌的词曲作者和原唱是东北青年歌手王琪，34岁，出身辽宁农家。他特地为这首歌写了背景故事──在北疆的可可托海（设镇），一个以追逐丰美草场为家的牧羊人，遇到一位赶著骆驼看花开花谢的养蜂女。共同的漂泊命运，使他们产生爱意。牧人不时将羊奶送到有两个小孩的养蜂女身边，女人也将蜂蜜经常放在牧人的毡房门口，她喜欢牧人善良开朗的个性……在一个大雨的夜晚，女人默默地离开了。牧羊人选择在可可托海等待。不久，传来女人要嫁到伊犁的消息，牧羊人不明白她为什麽要嫁给别人？他表示会像父亲一样照顾孩子。但是，「养蜂又养家」的女人不想拖累他。听到草色已经变黄，牧人还在等她，她哭了。
嫁到伊犁：养蜂女的选择
这并非罕见的故事，也许是王琪（和妻子）有感于在新疆十年生涯的体验，他也曾作为流浪歌手，走南闯北，看到多少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因此，曲调写得异常真切凄凉，如泣如诉，引用刀郎西域风味的叙事手法，赢得有口皆碑的共鸣，展现今日一代艺人的风貌。多情自古伤离别，向来是名利场的拿手题材，王琪的创作质朴，贴近生活原相。无意中却触及了大陆生活的一些沉重的真实。
「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王琪解说，独饮不醉的牧羊人不能理解他的心上人为什麽悄然一去不回？痴醉的牧人，不知何时梦醒──可是我们知道，「可可托海」是中国最严寒的一个极北小镇，它和靠近蒙古边界的阿勒泰一样，冬天冷过零下30度C，却没人开发照顾，一片荒凉。离西疆名城「伊犁」更远，约800公里，中间隔著一个古尔班大沙漠。伊犁现在已是一个230万人的特别州，首府伊宁人口56万。1962年的「伊犁塔城事件」和广东「逃港潮」一样震撼国际，至少十多万人逃出中国大饥荒求生……歌曲中的女主角当然知道今天的伊犁，已经是灯火闪耀的城市，几个民族在那裡为神赐福音而祈祷，她怎能选择连起码的「卫生间」和女性尊严都没有的毡房（形同蒙古包）继续「养蜂养家」？
可可托海的一曲悲怨，只是一位流行歌手的杰作，而不是一篇类似女作家戈扬流放内蒙、周素子西北风雪寻夫的冤诉性散文，王琪和毛时代的作曲家田歌一样（《草原之夜》作曲），给一个封闭社会带来一阵清风，拨动压抑的情思，赚来一把热泪。只有历经沧桑而又满怀恻隐之心的人，才会联想到，在中共数十年严酷的思想统治下，除了个人崇拜的狂热外，文艺领域总是拿少数民族做遮羞布，特别是利用藏族、维吾尔族、蒙族不同于汉民族的传统风俗、服饰和欢乐歌舞，来粉饰、美化残酷专政的丑恶，包括侵犯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剥夺他们（属于列宁主义范畴的）应该享有的「民族自决权」。对维族的强制洗脑、对造成百馀藏人自焚而死的镇压，已是举世震惊的罪行……嫁给伊犁，就是告别匮乏、屈辱和地老天荒。
寄託于游牧文化的党性舞台
在长期的操作异族风情的党文化熏陶下，一方面形成抗拒、诋譭西方文化的心理屏障（不少人看过安德烈瑞欧指挥的巡迴演出吧），让无知粗野的「工农兵佔领舞台」；另方面造成大批艺术家、知识人精神的偏狭萎靡，和文艺专业的庸俗弱化。他们沉迷的是周恩来策划的《东方红》那种为暴君唱赞歌的宫廷样板戏，或「春节联欢会」那般极权主义的大杂碎嘉年华。就像文工团演员为了一顿丰盛的消夜，不惜去中南海陪舞一样，多少人为出人头地，销磨毕生才华与精力，换不来萧斯塔科维奇《列宁格勒交响曲》的国际荣誉，奥运排场也不敌一部《齐瓦哥医生》动人的配乐。殊不知从「敖包相会」「兄妹开荒」到「可可托海」，他们歌唱的还是早已被淘汰的「游牧文化」「山寨文化」！付出数千万人命代价，好不容易从毛式「农耕文化」踏进工商社会，化入血液的意识形态基因还是洗不去。
西方人往往将社会制度概括到「生活方式」中。上教堂唱圣诗和投票选总统与生俱来（台湾人为了那一票不惜从美国坐飞机回台北），从来不搞什麽「反修九评」（邓已宣称是废话），尼克森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却家喻户晓。（山那边有人回忆，毛大王住进中南海时，不习惯坐洋马桶，要到外面趁黑放矢。而小卫士诉说，主席不喜浴室洗澡，要人擦身代替。）可以想见，是何种文化在统治这个14亿人口的大国！七十年来，他们可以让300颗卫星上天，挖空一座座大山造核武器，却在长时期内让无数职工干部做「牛郎织女」，职工宿舍也没有沐浴卫生设备，以致几个月不洗一次澡，司空见惯……「脱贫」很好，那免不了生活方式的西化，和美国与绥靖主义脱钩一样，必然导致专制长城的倒塌。
数十年作不出一首「国歌」
从一首流行曲扯出连串话题，未免「小题大作」。不妨藉此谈乐机会，（多管閒事）议论一下一个大题──「七十年作不出一首国歌」。国歌是一个国家的象徵，和国旗、国名、国界等一样是由宪法决定的。中共在1949年建国前，就选定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新国歌制定前的「代国歌」。这一代就代到今天！期间这个霸权党，折腾过去、忽悠过来，包括文革因为田汉被关押惨死（涉「四条汉子」案），代国歌为《东方红》不明不白地取代。文革后，田汉平反，代国歌又登台，直到2004年才宪法定为国歌，不再代。国歌的变更并非不可，苏联为例，原亦以《国际歌》代国歌，到1943年以与美英帝国合作抗德，共产国际取消、军队政委取消，反帝国歌当然也要改，乃完全换新。
按常理，国歌要符合两个主要原则：时代精神和国体性质。那麽，一首要以血肉和日本鬼子拼命的三十年代的军歌，放到今天要和美帝争霸的新世纪，是否合适作「国歌」？显然是笑话。中国早已「站起来」，全球之「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又在哪裡……如若重作新歌，那又比上天还难。没有民意、没有人才，谁有本事给这个浑浊无道的国家写赞歌？据说，毛泽东曾对一位访客抱怨，说他1949年「改国号」犯了一个大错误，给后来造成许多麻烦。
毛所云，路人皆知，那就是为「两个中国」铺下道路——君不见「中华民国在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已经不容置疑地隔海而治七十年！毛的继承人也已禅越四代，只要政权在手，得过且过，区区国歌，岂容外人说三道四？
（2021-2-20 纽约注射疫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