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无锡的东林旧迹。图片来源：Zhangzhugang／Wikimedia Commons中国在香港清扫反对势力，53名反对党人士被控危害国家安全，47人「优先」上庭。

中国文化不容许反对党，与西方价值观有本质上的分别。13 亿人口之中，愈来愈多中国人怀有「制度自信」，觉得香港已成反中基地，中国的制度在扑灭武肺病毒一役，战胜了西方。

中国人为何对「反对派」有基因上的敏感？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西方最类似的反对派是明朝的东林党。15 世纪末叶之后，明朝的中国以无锡太湖一带为中心，蚕丝产量发达，出产丝绸与瓷器一并出口世界。因此苏浙两省渐成自唐代以来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经济发达，江南出现富豪，不但养蚕，而且盘踞多代传下的土地，以此为致富的来源。

然而明朝建国之后，向江南的土地农耕田征收重税。江南的田赋收入占大明全国财政收入巨大的比例。

如朱元璋洪武时期，全国夏秋税粮的收入接近3,000 万石，其中江南苏州一府占280 万石，松江府120 万石，常州府55 万石。仅江南这三个城市，上交的田赋就占全国田赋收入15%。

这就引起江南富豪地主的不满。何况苏州纺织业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系统。所谓「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地主、蚕丝商人、养蚕工人的三角关系开始形成。此一商品经济模式，比黄河流域的北方，只知耕田，而间或遇到旱灾与水灾，进步的差距日大。

权力的诉求若由下而上，必定产生对经济利益平均分配的不满。江南地主阶级有了钱，即蓄养知识分子，并非附庸风雅，而是中国社会的乡绅制度，令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出现了司法仲裁、理性讨论的空间。

地主雇用知识分子固然也有士农工商的尊儒意识，也为满足地主的子女礼乐知识的儒家思想需求。

因此，东林党在东林书院开始逐渐形成。其首领，也就是党主席顾宪成指出：「此地财赋，当天下大半，干系甚大。」所谓干系甚大，意思就是不公平。

偏偏开国皇帝朱元璋，对江南地区心有疑忌。以苏州松江为中心的三吴地带，在元末是朱元璋政敌张士诚的根据地。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军事势力之后，为斩草除根，扑灭张系的反对威胁，曾对苏州松江一带的富户人家展开镇压，如没收张士诚势力集团支持者占有的土地，改称官田。

此所以有江苏富商沉万三诚惶诚恐，向皇帝捐献，只为了保存身家性命。但后来沉万三也被铲除，朱元璋更制订规条，不准苏浙江南人出任高官，对江南人歧视排斥。此举一直维持到万历的张居正。

16 世纪初，明朝皇帝在北京专权，对知识分子不予重用。稍有猜疑，不但斩杀，还革回原籍。

东林党的一干领袖人物，几乎都是中央政府的中下级官吏，进士出身，后来遭到贬官。苏浙人做不到高官，中下级官员还是有的。既贬革回籍，就在乡间聚集讲学，组成东林书院，每月讲学一次。

东林书院讲学，影响愈来愈大，吸引了许多失意知识分子，逐渐又提出自己的诉求：反对贵族大地主垄断利益，并要求均衡参政。

东林党人高攀龙提出：「天下之事，有益于国而损于民者，权国为重，则宜从国。有益于民而有损于国者，权民为重，则宜从民。至于无损国有益于民，则智者不再计宜决，仁者不宿诺而行以。」

这段话，可谓中国最早的自由主义宣言（Liberal Declaration）。

地主阶级与东林党有时联合向北京中央抗争，但东林党一些人又不自甘于成为地主经济集团的依附，一开始就带有反对地主财团专制的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东林党陷入上下不讨好的景地，兼且文人相轻，逐渐内部分裂，又以乡籍内分朋党，最后难逃失败的下场。

以明朝东林党的兴衰，下证一百年来中国人对所谓民主自由的争取，再旁证香港反对党的覆灭，就知道所谓自由民主，确实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和基因相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