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地:右派的性质、冤案的平反及我们当前活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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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發起反右派鬥爭,55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圖:網絡圖片)

序—剛剛結束的兩會,根據“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修改了基本法確定的香港選舉制度。恰恰是重複了毛澤東1957年的歷史錯誤,黨國不分,把一黨獨裁的中國共產黨凌駕於國家之上,法律之上。著名右派黃藥眠先生兒子黃大地對中共百年史上“反右鬥爭”這一章節的論述,揭示了毛澤東1957年搞的那場大“陽謀”反法治的本質。他認為右派冤案的核心实质并不在于“反不反党”,而是在于右派是为国为民直言,觸犯了中共一黨專政的利益,揭露了中共治國的胡作非為,右派是 “因爱国而蒙冤”。今天中國應該發揚光大的正是“右派精神”。

2021年3月17日北京

一、关于右派的定性问题 

对于右派的性质及反右冤案的平反问题,大家一直争论不休。文革后, 吃尽了毛泽东独裁专制苦头的中共元老们,对反右问题做了一定的反思,决定采取给予“改正”,但绝不彻底平反的态度。留了一个尾巴,保留了几个标志性人物不予改正,作为反右必要论的证明1。另一方面则大肆宣传当年这些右派都是响应党的号召提意见,并不是反党,只是意见提得尖锐了些。他们并不反对中共领导的政治体制。并且之后又把当年许多大胆敢言,但头脑并不十分清楚的人纷纷拉入党内。这样这场冤案就稀里糊涂变成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的一场闹剧,而且这种宣传趋向还在不断发展深化地演绎着。但是对于中共的这种不彻底的“改正”做法,老右派中的有识之士都很不满意。觉得中共是在有意混淆这个给右派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和经济损失,而且使他们家破人亡,九死一生的冤案。

在这些老右派看来,中共和五七右派,本质上就是两种人,代表了两种价值观,两种治国理念,对于人民政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在中共看来,人民政权就得我中共说了算,只有我中共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党和国家是一体的,共党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它是无产阶级政党,最大公无私。而相比之下,许多阅历丰富的右派分子则不这么看,他们见识过太多的丑闻腐败,深知政治的丑恶,经过建国初这些年的检验他们发现,事实与中共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党并不能真正代表国家人民的利益,不仅它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给国家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而且它的宗派主义,等级特权思想还非常严重,它并非没有私心,而是私心很重,

并非像它自己说得那样好听,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他们认为人民政权还是应发扬民主,考虑尊重人民的意见,根据实际的情况,通过民主协商来做出决定,有错则改,有过则罚,不能硬来,不能护短,不能让中共独断专行,肆意而为,更不能让它凌驾于国家人民之上,不然一党专政必将带来特权腐败,这不仅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基本权利也会遭到剥夺和侵害,并最终改变人民政权的性质。所以他们认为,“右派冤案”是“党大还是法大”之争,是反对“党天下”,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也是“争取多党民主宪政,反对一党专政”的政治斗争(多党民主宪政并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同样可以搞多党民主宪政,如越南现在就正在大胆进行这方面的尝试,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和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都有这方面的含义)。所以在他们看来,中共的这种“改正”做法,是一种混淆矛盾,蒙混过关的行为,其关键不仅在于它不想真正给右派平反恢复名誉,不给予经济补偿,最重要的还是他们想借此逃避检讨自己“党天下”的错误。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研究一下,右派们的各种情况及其总的性质。

一般来说,许多右派都是直面现实,对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诚恳的意见;但也有一些人,他们不仅对现实工作的缺点提出了批评,而且还能深挖这些问题的根源,把这些缺点错误与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直接联系起来,

1但有一种说法认为,不只是只有中央级的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六人未予改正,在全国各地大约还有一万多人没有被改正。参见(《内部资料》,金春明,《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但对此说,我持怀疑态度,因为在过去这三、四十年中,在我接触到的全国各地的右派中,不仅还未见到过,而且也未听说过有一例未予改正的右派。他的这个数字,可能是把一些已在改造中死亡的人当成了右派的标本,以作为反右必要的证明,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且紧抓不放;而更有一些人则不仅把具体问题与“三害”紧密相连,而且还能进一步提升到理论高度,把这些弊端上升到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党天下”问题,而且还进一步要求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后来这些人,无论是从哪个角度那个层面提的意见,都被扣上了反党的罪名,而被打成了右派。

但因为受中共过去“反党定右”说的影响,现在许多右派还在那争论,有人说,我是帮助党改正“三害”提的意见,我没反党,所以我很冤枉……。有的说,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对工作中的问题提了一些批评,都是善意的啊?有的则说,所有问题都出在一党专政的“党天下”那里,如进行改革,发扬民主,这对国家,对党也都有好处啊……;而且这些人还常相互指责,有的说对方水平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会提点鸡毛蒜皮的意见,有的则指责对方是骄傲自大,有反党野心;有的人则反对整个官僚阶层,看不起民主人士,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有个人目的等等。

但本人认为,这样的相互指责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偏离了“右派”问题的性质本身,偏离了他们当年发言的实际内容,而是沿着中共的一贯思路,陷入到了以“反党定右”的标准来看待右派冤案问题,从而走上了歧路,步入了误区。在我看来,从“反党定右”来看右派冤案完全是个伪命题。因为这条标准本来就是中共根据自己的需要给右派加的罪名。有些人是受了中共宣传的欺骗,天真地以为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真的是完全一致的,真的相信党是想听取群众意见改正错误,而提出了自己的诚恳的意见建议;有些人则是出于书生意气和自己的理想追求,对党的特权腐败表示憎恨而提出了意见,但也有许多政治经验丰富的经历过民国和国民党时代的有识之士,他们深知政治的丑恶,并不相信中共的这些花言巧语,他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出于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本着自己的职业操守,道德良知,大胆直言,不计后果,最典型的就是储安平的《向老和尚提点意见》。所以本人认为,不论他们当初的动机如何,如果我们从他们发言的实际内容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还都是看不惯中共一党专政的腐败,看不惯他们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胡作非为,认为这样不对,不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生活常理和工作规律,仗义执言,提出了自己的中肯的意见。所以说这几种人,无论他的动机怎样,他们提出的意见的落脚点最终还是从工作实际考虑的,还是从国家人民的利益来考虑的,最终还是本着良知为国为民发声的,所以从这点来看,我就把右派的性质定为:“爱国蒙冤”。 总之,本人觉得,对于这场冤案,我们不要跟着中共的思路跑,不要从“反不反党”的角度考虑问题,也不要在个人意见的对错、高低上相互纠缠,而是要从这场冤案的核心实质来看问题。从法理上来讲,党派也是要为国家人民服务的,中共也不能例外,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人民自然是要高居在党派之上的,中共以反党为借口,把异议者都打为资产阶级右派而进行残酷迫害是非法的。所以,这个右派冤案的核心实质并不在于“反不反党”,而是在于右派是为国为民直言受害。他们是“因爱国而蒙冤”的。对于这一点,中共其实也很明白,所以他们在给右派改正的时候,也不跟你们扯什么枝节问题,除了划出几个代表性人物证明反右必要外,其他通通改正就完了。 总之,无论是以章罗联盟为代表的,要求民主党派应拥有较多参政权和监督权的右派;还是以黄药眠、费孝通为代表的高校“反对党委负责制”和“外行领导内行”的高校右派;无论是以谭天荣、林希翎为代表的比较激进的,主张直选大民主,取消一切社会等级,以断除腐败根源的学生右派;还是以丁玲、艾青、聂绀弩为首的

文艺界右派,和以刘宾雁、戴煌为代表的新闻界右派无不如此2。他们都是出于为国为民的良知,看不惯中共一党专政的腐败,仗义执言,说出了有碍中共一党专政独裁的真话、实话,而遭受了迫害而蒙受冤屈的。所以右派的关键不是“反不反党”,而是“爱国”!右派是“爱国蒙冤”,这才是这一冤案的根本性质所在。五七右派应该说是中共建政之后中国最大规模的良心犯了。至于说在这庞大的良心犯的群体中,个人认识的程度层次差别如何,以及个人看问题的角度,解决方法的不同,则是次要的了。只要能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敢于对一党专政的腐败说“不”,都是好样的,都是爱国爱民的有良知的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但在右派群体中,确实还存在一些爱党投机的“右派”,他们在整风中察言观色,揣摩党的意图,也积极发言,提一些不痛不痒的意见,制造氛围,并暗中与党组织勾勾搭搭服从指挥调遣,以为这样可以立功将来得到中共的重用,捞得一些政治资本;而且他们中有的直接就是在党的暗示鼓动下成立的社团组织,帮助党营造整风的阳谋而积极运作的,以便钓出大鱼和各种隐藏的异己分子。比如北师大的《苦药社.》,就是在书记方铭的鼓动暗示下成立的。但这些人最后也都被打成了右派,有苦难言,改正后,他们也没能得到什么额外的好处,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只好自认倒霉了,他们说自己冤枉,是和其他人的角度完全不同的,但这样的人毕竟还是极少数。 

以上说的这些都还是主动的有自己思想目的的右派,除了上面高瑜女士所说的这五类右派,和我上面增加的爱党投机的右派之外,还有许多机关单位学校的右派,他们或者出于良知不经意间说了一两句话被人告密就成了右派,还有的甚至什么话都没说,只是个性强一点,风头足人缘好一点,生活情调高人情味浓一点,就被那些党员和左派群众视为异类,而被打成了右派。对于这些人他们实际上也是属于有良知、有做人底线的好人,也都是属于隐性的良心犯。这样加起来一共就有了七种类型的右派,除了个别投机型的“假右派”,绝大部分右派还都是出于为国为民的良知当上的右派,或秉承自己的天性良知做人而被极左分子憎恨打成的右派。总之,

把右派的性质定为“爱国蒙冤”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这个标准确立了,右派们的思想分歧就统一了,也就解决了右派内部不团结,互相指摘、讽刺、挖苦的分裂局面,从而也就破解了中共在右派内部搬弄是非,掺沙子挑拨离间,使大家一盘散沙,找不准方向,形不成合力的阴谋。 

二、关于什么是“左派”和“右派”,及中国“右派”的特性

上面说了半天右派,但到底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这里还得作一个简要的说明。左、右之争,最早可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中看出,亚氏认为:“……一个政治制度原本是一个全城居民由以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1174b38”,而在这个体系中,“如果是由少数富人掌握最高治权的政体,就是寡头政体,反之,由无产的贫民多数执掌最高治权,则为平民政体。……其划分的标准不完全根据人数,而主要是根据财富的多少。前者以财富为依据,而后者则以自由为标志 1280a0-5。” 而且,按照亚氏的说法,这两种政体也是当时最流行的,而且也是最直接对立的两种政体形式。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大致看出,这种寡头和平民政体的划分,其实也就是右派政体和左派政体最早的划分,我们可

2参见高瑜,在反右五十周年研讨会讲话:《反右摧毁知识份子的 4 种方法》

以把寡头政体的富人看作早期的右派,而把平民政体的穷人看作是早期的左派。按照亚氏的说法,在平民政体中,正义被定义为政治权利的“平等”;而相反,在寡头政体中,则认为政治权利的“不平等”才合乎正义。但亚氏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只说出了部分真理,并都各自怀有偏见,由当事双方来做自己的裁判总是不适合的。并称:“寡头派和平民派虽然都寻求事物的平等公正,但是对于人身的平等这个问题意见就相歧了。寡头派的偏见在‘资财’,他们认为优于资财,就应一切优先(不等),而平民派的偏见在于‘自由身份’,他们认为一事相等,则万事也都应相等1280a10-30”。所以亚氏认为双方都有偏颇之处,并主张采取折中、共和的方法解决这一矛盾。即综合平衡这两种因素,建立共和政体。总之从亚氏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城邦政体中左派和右派各自的根据,及共和政体的起源。古希腊先哲的这个评价和论断现在看来依然没有过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主张公正就是“不平等”的右派也并非没有自己的道理,而且有它存在的现实基础,因为根据实用主义的原则,在富人的重装步兵和骑兵于保家卫国的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时候,自然一般会是以富人为主导的寡头政体。付出的多、对城邦的经济军事贡献大就应享受更多的政治权利,这本也是天经地义,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的,不然也就不会有人去积极做事创业出资出力保家卫国了。当然也不能把这种观点极端化、绝对化,而是应使两方面的观点折中兼顾并存,即实行共和,才能维持政治共同体的繁荣稳定。到后来,富人寡头的右派观点经过向共和政体的发展演变,后又经过中世纪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洗礼和近代“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学说的影响,近代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接受了人权平等的观点。但作为右派的保守党人,他们还是更多的偏向于人权平等中的,“机会平等,起点平等,程序平等”的原则,而且他们仍然要求承认因个人能力差异和努力程度不同所造成的财富差异的正当性,即承认古典“资财”的优势,及现代“才能知识”的优势所带来的个人权利的实际差异。并反对那种不知进取,只坐享“结果平等、终点的平等”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左派观点3。总之,这种实事求是的讲求实效的共和党人(或说保守党人)的观点实际上也就是现代右派的观点。

有人认为,追求民主的是左派,镇压民主的是右派,但这只是人们的一种误解,实际情况是左、右两派都追求民主,在反对封建专制4的暴政时,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追求民主并非左派或右派所独有的特性,反对封建专制,是他们共同的目标。在推翻专制实现民主后,公民中的左、右两派则会一方面斗争,一方面又寻求双方的平衡,以谋求共和。只是右派更维护创业、发明、经营者的利益,更讲求起点的平等,程序的平等,机会的平等;而左派则更偏向于争取基本的生存权和福利救济,及注重终点和结果的平等。但这两派都并非完全置对方的利益于不顾,没有精英、商人、企业家的勤奋创业,平民也就失去了就业的机会,而且没有富人财富的积累,福利救济也就没有了来源,所以尽管平民人多势众,但也难以撼动富人精英在政治经济上的举足轻重的主导地位。而且出于理性,左派也尊重右派存在的价值和创业的精神。这也就是西方民主共和国家政治框架稳定的原因所在。相比之下,右派一般都是比较理性宽容的,只有当平民打着民主的旗号要求绝对平等引发骚乱时,才会遭到右派的镇压,而且在控制政权之后,右派一般总会逐渐恢复民主制度。相比

3参见,林炎平《华语江湖》:左派——世界文明的掘墓者 4有一种观点认为,封建社会只有欧洲才有,中国只有集权专制社会。但这只是一种误解。因为根据我的历史理论,封建社会是包含封建王权和专制王权两个阶段的,西方的封建社会只走完了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刚要开始,以法国的路易十四为最高代表,但之后就被资产阶级的革命推翻中断了,专制王权在西方并未能彻底发展稳固下来。所以说,西方只有发展不完全的封建社会形式。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则彻底经历了从封建王权到专制王权的全过程。属于最典型的封建社会。上三代的夏商周为封建王权时代,从战国、秦汉到满清则为专制王权时代。

之下,左派的暴民如果取得了政权,却会得志便猖狂,易走极端,偏要将对方置于死地。法国大革命时左翼的雅各宾党人对右翼的吉伦特派的屠杀,苏联的十月革命及中国建政后的历次运动,柬埔寨布尔布特制造的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无不如此。但在正常情况下,在民主国家,左派和右派都是比较理性的。因为左、右派本是一对矛盾的两个侧面。左、右之争,只是一个既博弈斗争又平衡妥协的谁也离不了谁的共存关系,而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且,西方国家的左、右两派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其社会阶层并不是固化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人生活状况和工作收入的变化而改变的。据了解,一个美国人,如果当其收入稳定在月七、八千美元时,就自然会从一个民主党人转变成为一个共和党人。所以国家繁荣稳定的关键,就在于发展经济,造就壮大中产阶级。而不是什么反左还是反右。

这样,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这些右派的情况就比较清楚了。他们在反对一党独裁,官僚特权,要求民主方面,表现出的还是左、右两派所共有的普遍特征,即共和国公民普遍具有的反封建专制的特征,而不是右派所独有的特征。而右派们在尊重知识人才,尊重程序正义,要求起点平等,机会平等,公平竞争,主张内行当家,专家治校等方面,他们则是与西方的右派大致一致的。而且不仅上层民主人士、专家教授右派是如此,各个机关单位的右派也是如此,就是高校学生右派的主流,包括北大广场“小集团”,北师大的“底层之声”一般也都是既反独裁专制,

官僚特权,争取民主,同时也是主张公平竞争,程序正义,内行当家,专家治校的。所以他们也都具有西方共和党人的右派特点。当然在学生右派中也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个例,如北大的谭天荣,他把其物理学专业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结合起来,提出了一套非常激进的观点,认为现在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但仍还保留着许多资产阶级社会的等级,这才是腐败的根源,认为要先消灭这些社会等级才能彻底消灭腐败,并认为中国现在是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了。这是极端平均主义的观点,如果是在西方民主国家,也是左得不能再左的观点了,但在当时中共一党专政下,他因反对党的独裁统治,反对党的官僚阶层,也属于“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一部分,所以他也被中共归为右派一类了,但这只个别现象,而且从这个特例里也可以证明我所说的,真正的左派也是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总之,右派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

“他们实际上都是左派”。总体来说,右派就是右派,中共把这些“右派”定性为右派,把握得还是比较准确的。 而相比之下,作为对立面的中共一方,他们虽然源于左派,并打着解放大众争取平等自由的旗号,但当他们在实行了独裁专政,也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后,他们实际上也就变异了自己左派的性质,就像苏联十月革命时,开始是说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掌权后却把工人社会民主派全部镇压了下去,搞成了一个受苏共一党专政控制的苏维埃,这样就产生了官僚特权的腐败,斯大林就是其总代表。托洛斯基看到了新的官僚阶层的产生,提出了“不断革命论”,并遭到了斯大林的暗杀,而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的镇压其实很多也是对不满官僚统治的托派及残余势力的清洗。纵观各国共产党的历史,里面都充满了尖锐复杂血腥的斗争,这些现象说明平民政体并不是一种科学稳定的政治形态。总之,当左派掌握了政权,完全镇压了右派,实行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它自己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依托,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蜕变成极端的平民政体。它要么是在不断的革命动乱中溃败瓦解,就像毛泽东建政后的不断“运动”,及柬埔寨布尔布特那样;要么就转身变成了官僚特权的僭主或寡头政治,如前苏联和中国当代的某些官僚财阀统治时期就是如此。所以各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导下都已步入了歧途。其实即使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也应尽快交权,因为他的最

终目的是消灭阶级,实行人民民主。所以现在中共的一党专政的政权,也早已不再是原来意义的左派了,它积极配合苏联打击托派,并逐渐蜕化成了封建专制的等级特权利益集团。这也就是列宁著名的:“社会主义革命应首先在资本主义薄弱的国家发生”论断所带来的恶果,因为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搞的社会主义,必然导致大量

的封建专制残余势力遗留下来,并换汤不换药地以新的革命的面貌出现,蒙骗人民。苏联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那套腐朽的官僚体制已经腐朽僵化了,同它所倡导的那套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理论完全相违背了。所以,苏联的解体并非是因“苏联

没有一个男儿”,而是人民认识到了苏联的这套革命理论完全是虚构的,是为少数特权人物设立的,所以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中共的政权也一样,消灭了右派,左、右派的平衡就消失了,自己也就不再是什么左派了。而只能算是打着人民旗号维护自己特权利益的封建专制集团。而现在的所谓“毛左”或“五毛”大众,则更谈不上是什么左派了,他们其实就是现代版的“义和团”,后封建社会的愚民,满脑子的封建“爱国”愚忠和民粹主义,说他们脑残一点不为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能在僭主的煽动下成为集权政治的工具,并把政局引向平民政体的极端形式。他们根本就不具备真正左派的追求民主平等的水平和素质。而中共政权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同样既不能算是左派对右派的镇压,也不能算是右派对左派的镇压,而只能算是封建专制的特权利益集团对既包括左派,又包括右派的整个人民民主运动的镇压,因为左、右两派在追求民主,反对封建专制的官僚腐败上目标是一致的。

那么,出路何在?亚里士多德对平民政体预设了三条路径,两条死路,一条生路。除了上面两条死路,亚氏对平民政体最心仪的预期,也即他给出的唯一出路,就是共和政体。平民政体要是能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不足,向共和政体转化,承认对立面存在的价值,实行民主法治共和,就能获得新生。对于这种转变,苏联、东欧是通过政变被推翻的方式完成的,而越共现在则正试图通过和平演变,或称“光荣革命”的方式来完成,以保留自己在政治上存在的权利和历史上正面光荣的地位。中国现在何去何从?我看也脱不出亚里士多德所预设的这三条路径,而且只有向前大胆改革,突破一党专政的老套路才有出路。所以,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为严复先生所激赏并引用的一句话5:“万国蒸蒸,大势相逼,变亦变矣,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变之权让诸人”。 

倘若有一天,中共如能像越共那样打开党禁,实行彻底全面的改革,允许多党竞争存在,人民普选,或许它还有可能恢复自己左派政党的地位,而承接了“五七右派”精神的新时期的改革者们届时则完全可以成立自己的中国右派党,或中国共和党在中国政坛上崭露头角,与左派的政党分庭抗礼,博弈共进,以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如中共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执迷不悟地继续专制下去,那么它也就只能像前苏共那样,最终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而由真正的左派政党,即懂得民主宪政共和的左派政党取而代之了。 

三、关于右派的平反诉求 左派、右派的概念分清了,右派“爱国蒙冤”的性质确定统一了,大家形成了共识,内部的隔阂消除了,接下来就是当下大家该做什么的问题。有些右派前辈认为,最首要的就是,平反冤案,要求经济补偿。对于这些饱受苦难前辈的这种诉求我当然也表示赞同,积极响应。 但不能不看到这个诉求中存在着一个结症,或说悖论。一方面,从中共的角度

5严复:《原强修订稿》,见《中国近代思想文库:严复卷》49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讲,正是中共制造的这个冤案,所以,如中共给右派彻底平反,就等于承认了右派当年的政治诉求,即承认“反对党天下,争取人民民主”及“寻求多党民主宪政”的合理性,或至少是要承认右派们将“国家人民置于政党之上,将党放在人民的监督之下”的诉求是正确的。这样就使中共不再能继续那种“党控制一切,肆意妄为”

的局面了。尽管经过文革的教训,一些中共高层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一党专政、无法无天”的危害,如老邓、彭真、万里等,但囿于对一党专政特权的偏爱,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这个特权,所以也就不可能给右派彻底平反,于是就有了这种,只承认反右“扩大化”,而不承认反右本身的错误,这么一种蹩脚“四不像”做法。这可以说是他们煞费苦心的筹谋,而并不是心血来潮的轻率决定。

另一方面从右派方面来讲,有些人喊冤,觉得只是好心提了点意见,就被中共以反党罪名打成了右派,有些人觉得自己只是为了帮助党纠正“三害”的错误,就成了反党右派;而且就是高层的右派也同样是出于善意提出了“限党、监党”的要求,认为这样对国家好,对党也好。要说起来,高层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其实也都没有什么私心,他们大都拥有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学术工作,整天忙得要死,根本不稀罕这个“权力”。只是中共这个土包子,没有什么专业本事,对权力特别敏感,

把这个权力看得特别的重。所以在中共看来,右派们所要求的人民民主实际上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领导威信,是反党。右派们要求扩大民主,要求限制监督中共的领导,要求公平公正,反对一党专政的腐败特权,中共也认为这妨碍威胁到了其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也是反党。而在这种对牛弹琴的情况下,你们去找中共彻底平反,是没有希望的。而实际上,右派“爱国蒙冤”的核心,就是因为触碰到了中共一党专政腐败的特权利益,对于这一点,即使当初有些人还看不太明白,到现在大家应该是都已经比较清楚了。因为在中共看来,你们提意见,批“三害”不是直接反党也是间接反党。你们反对“党天下”,反对把党凌驾于宪法之上,表面是爱国,实际上还是反党。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你们主观上反不反党,而是你们的爱国行为触犯了他们一党专政的统治特权(或说特权统治),所以你们不是反党也是反党,而这就是“右派反党问题”的实质所在。所以你还能指望中共会给你彻底平反吗?即使包青天再世,你们的行为触犯了皇权体制,他也是无能为力的,只要一党专政存在一天它就必不会给你们右派彻底平反。所以向中共政权提出彻底平反只能是与虎谋皮,不会有什么实际结果,而且还会使自己大掉身价。这也就是现在当局并不是十分反对右派提出彻底平反要求的原因。因为你们越喊冤,在这种党大于国的党国体制下,你就越得表明自己当年没有反党,而中共也就越是高兴,而且还永远拖着,永远不给你们平反。当然,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也是因为在中共一党专政的体制下,老右派们找不到别的渠道来表达申诉自己的冤屈和不平,是告状无门逼出来的,所以也是值得同情和理解的。前些年我们已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改向全国人大提出平反的要求,因为全国人大在宪法上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这个思路就比找中共平反进步多了。尽管现在的人大仍不过是中共的一个花瓶,它也是在中共一党领导控制之下的。 

所以我的态度是,对于右派冤案的平反问题,同样不能从“反不反党”的角度来看。右派既然是“爱国蒙冤”,那就还是应从“爱国蒙冤”的角度来讨回公道。中共既然口口声声高喊自己爱国,那就要承认“国在党之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就不能以反党的名义对爱国人士进行迫害,这样作是违法的,也是犯罪的。这只能说明中共的爱国是假的。所以中共如果是真爱国就应无条件地给所有右派彻底平反。我们应把这一点看作是看中共爱不爱国的试金石。这才是右派冤案平反的关键。此外中共不但是应给右派平反,而且还要明确承认自己一党专政的错误,要承认自己

把党置于国之上的错误,而且还要承诺开启多党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恢复人民政权的本来面目。对于这样的平反我们才是可以接受的,才是有意义的。因为这场浩劫已经不是什么个人冤屈的问题了,而是成了整个民族社会灾难的根源,成了中华民族能否复兴的一个绕不过去的“坎”。所以我们必须要讨一个明确彻底的说法,这样才对得起那千千万万因“爱国蒙冤”而受苦受难的牺牲者。

我们这样诉求,估计一时还难以实现,但我主张还是要这样来提才有意义,才能真正体现“右派冤案”问题的实质,才能彰显右派问题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先把旗号亮出来,即使现在还不能实现,先备一个案,冤有头债有主,表明是他们欠我们的,也是欠人民的。他们不解决,早晚将来会得到解决。但我更多是寄希望于日后新的民主政权。对于“右派”平反问题我是持乐观态度的,因为右派是因爱国发声、讲真话而蒙受冤屈的,所以我坚信早晚有一天,当人民真正掌握政权的时候,右派的问题会在多党民主宪政的政权下得到圆满的解决的,不但会得到彻底平反,而且还会被当作民族英雄看待。 

四、右派及其后代当前的任务 接下来就是右派及其亲属当下应做什么的问题。本人认为,除了上述的平反冤案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弘扬“伟大的右派精神”。就是弘扬当年右派“为国为民敢说真话的精神 ”,对“党天下”敢说不的精神,对于专制腐败敢于揭发批判的精神。这种爱国、敢说真话的“五七右派精神”难道还不伟大吗?这也正是追求自由民主的起点啊!这种精神也正是我们最接地气之处,和使我们感到信心十足、前途光明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华大地上的广大民众中又涌现出了大批敢于面对现实,实事求是,仗义执言的新右派。他们中既有经历过包产到户的农民兄弟,也有不畏艰难敢于创新的民营企业家,也有实事求是、踏实钻研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学校老师和机关工作者。总之各行各业脚踏实地工作的人民群众,都是我们的同盟军。他们中有很多敢说真话,仗义执言的正义之士,他们堪称新时代的新右派,他们才是承接“五七右派精神”的主力军和我们的希望所在,所以他们应该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对象和依靠对象。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右派及其亲属代的活动,要面向社会,在要求平反之余,主要还是应把精力放在多与社会各阶层民众接触,向他们传播“五七右派精神”上面。老右派和右二代不能只局限于自己小范围的活动,而是应作为薪火相传的种子,作右派精神的播种者,深入社会民众,把“五七右派精神”与当下新时期的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结合起来,推动社会进步。要让民众懂得,反右悲剧的发生和当下众多的欺压民众,强拆房屋,侵犯人权的事情,实际上都是中共一党独裁专政造成的,都是因为中国没有民主宪政造成的。而且要让他们懂得,如果不推动社会民主,反右运动随时可能再次发生,个人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都会彻底丧失,而且这些年的事实也都在不断地证明着这一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争取团结群众,扩大“五七右派”的影响,使我们的“右派活动”焕发新的生机,使五七右派的“不惧打压,敢说真话”的精神得到发扬光大,并使这种伟大悲壮的“右派精神”成为中国当代的“民族魂”代代相传,永垂不朽!

2021年3月2日

 

作者简介:黄大地,1953 年生人,独立学者。著名右派、诗人、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政治活动家黄药眠之子。1969 年到陕北宜川县插队。1976 年初病退回京,自修文史哲及英语。后在北师大图书馆工作。为师大图书馆馆员,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会员,“黄药眠研究”项目主持人。著有论文十多篇,诗歌散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