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为董桥新书《文林回想录》的节录。全书共有55 篇文章。董桥写道：「二〇二〇年瘟疫无情，生态遽变，家居避疫的日子检点旧日书刊信札，仿佛故人重逢，悲喜交织，且读且录，且想且记，朝夕消磨，仓促写成这本回想的漫笔。」

【文：董桥】

其一

傅山傅青主是明清之际思想家，博通经史诸子佛道之学，会诗文，会书画，会金石，连医学都会。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侍母至孝，康熙中征举博学鸿词受迫舁至北京，拒不应试，特授中书舍人，托病辞归。我只读过他的《霜红龛集》，喜欢他的诗。二○二○年香港政局一夜巨变之际，我想起傅青主一首五绝：「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我更想起陈寅恪感题其后的那首七绝：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我同时更忘不了余英时先生点出傅山这首〈望海〉望的是郑成功在台湾延续的朱明政权，陈寅恪终于跟傅青主一起沉入兴亡烦恼之梦了。余先生说「一灯续日月」的「日月」固然是「明」朝的代号，字面上日和月和灯又是佛家典故，万一清廷找茬他大可托辞遁入释门。我不是余英时的学生，在我心中余英时却永远是我的老师。二○一○年牛津大学出版社要出版余先生新编的《中国文化史通释》，余先生命我写一篇序文，我不敢不写，惶恐之下写了一篇〈余英时新书付梓志喜〉，聊以道喜减却我心中忐忑。余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跟钱穆先生读书的时候我还在南洋读中学。余先生留学美国的年代我还在台南读成大。余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又当副校长又授课那几年，我还在英伦半工半读看了余先生许多著述，好几次听刘殿爵教授和两位教历史的老师闲谈余先生的一些论说。我和余先生结交通信匆匆相见已经是八十年代我回香港主编《明报月刊》的时期，那是机缘的凑泊平生的乐事。我喜欢历史而涉猎浮泛，读当代历史学家的著作但觉满树枣子只合远观无从品尝。读余先生的著述我欣喜的是树上的枣子余先生都采集了放进几个竹篮里任人分辨生的熟的酸的甜的，乐趣无穷。步步深读之后我慢慢体会出一个历史学家不可不具备的铮铮的风骨和铁打的道义。那是家国情怀的升华更是乱世士人照亮歧路亡羊的一盏明灯。我的感觉是我终于走出历史昏暗的隧道消受曙光的庇佑。我断定历史学家要有想像的本事和创作的天份以及心理学的识见：历史毕竟是人的故事的组合。固执的偏见深刻的爱恶真的是重要理论的一点元素。陈寅恪「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正是解读傅青主身负家国痛史的感性视察，十四个字展示了傅青主昔日的不甘和陈寅恪今生的无奈。那是我心目中最深远的历史的诠释方法，余英时完全掌握。读余先生写方以智我隐约摸索出余先生的手法和倾向，依稀看到他裁缝牵缀的用心所在：那是多么难写的古人！我读遍余先生笔下的胡适之才发愿写那本《读胡适》：余先生的陈述途径和论断手法牵引我很想重新认识胡先生。

其二

二○一四年四月我七十二岁退休，余英时先生在我主编的「苹果树下」报纸专版写了一篇文章简述我们之间的文字因缘。文章说：

我初识董桥兄是在他主编《明报月刊》的八十年代，开始当然只是编者和作者之间的交往。但很快我们便不约而同地发现，彼此在精神上十分投契，真挈的友情终于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成长起来了。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可以毫不迟疑地用「知己」两个字来界定我们的关系。

我说「精神上十分投契」并不是一句空泛的客套语，让我举两个实例来说明我的意思。第一例便和上面提到的新序有关：《历史与思想》是我未识董桥兄之前的文集(一九七六年)，其中最后一篇是〈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是我当时涉及陈先生的仅有文字。我重新研究陈先生诗文则是一九八○年代的事。现在我要郑重指出：如果不是由于董桥兄的同情理解并提供了《明报月刊》的大量篇幅，我的陈寅恪研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展出后来的规模而迅速地传入中国大陆。第二例是一九八五年董桥兄为《明报月刊》设计了一个「中国情怀」专页，坚邀我参加一份，于是而有〈「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之作。这是我用全副文化情感写出来的文字，至今记忆犹新。很显然地，「中国情怀」四个字激活了我深埋心底的文化情感，所以后来编集时，特标《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之名。(台北：允晨，一九九二年)让我顺便报告一句，「中国情怀」也打动了很多中国读者，因此香港和大陆为我编文集的友人都对这四个字情有独钟。(刘绍铭主编《情怀中国》，香港：天地图书，二○一○；彭国翔编《中国情怀》，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二。)这是董桥兄因精神相契而给予我的重大启发，不可不记。

精神相契并不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董桥兄为我的《中国文化史通释》写〈序〉说：「我和余先生有缘做朋友，靠的也许竟是彼此都抱着『旧文化人』的襟怀。」

这正是对精神相契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更巧的是：〈序〉开头便提到他为我编校《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的故事，而结尾则特别引「尝侨居是山」来阐明我当时的「心情」。必须声明：我写此〈跋〉在前，重读董〈序〉在后，精神相契于此又得一印证。

在台湾读书，来香港定居，去英国进修，再回来工作，这几十年里「中国情怀」这四个字断断续续在我心中荡漾不去。大陆山河和台湾风物所牵引的中国文化遗韵令我魂牵梦萦也许是一个原因。南洋成长的记忆加上老香港老伦敦勾起的客途离怀也许是另一个缘由。主编《明报月刊》的时期我于是细心构想出「中国情怀」专辑，邀请各个领域里的有心人抒发各自的故国情思，或怀人，或念旧，或忆游，或望乡，或议事，都用真挚的笔调汇合成一幅梦回华夏的画卷。筹措就绪了我驰函恳求余先生拔笔相助，苦苦等到余先生文章到手我才安心，文章成了压卷之作。像「中国情怀」这样既可议论又可抒情的题目，余先生笔底的波涛和潺湲自然格外动人。散居各地的中国读者读了这样一组文章难免感动：为中国的磨难也为中国的希望而感动，尽管磨难依然连绵不断，希望依然那么卑微。金庸先生读了那一期的「中国情怀」专辑先是给我写字条称赞，过了几天在他办公室聊天，他聊到中国的宗法社会制度，说那套制度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统远近区别亲疏，成了宗法社会的根本基础，不仅代代继承，而且避免内讧，积年累月，中国人学会融合外族，壮大自身。这套乐观的论说，多年后化入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之中，题目叫〈中国人不擅长打仗为何却能赢？〉。金庸举出中国历史上受外族侵略的七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东南西北遭受的外族进攻。第二个时期是秦汉时代约四百年的匈奴进攻。第三个时期是魏晋时期鲜卑等五胡的进犯，大约也是四百年。第四个时期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之侵犯，约三百年。第五个时期是五代、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和西夏之侵犯，又是四百年左右。第六个时期是元、明、清时期蒙古和满族的侵犯。第七个时期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

走出金庸的社长室我不断想着这套宗法社会制度带给执政者的会是怎么样的启示，尤其是数千年后今时今日的执政者：也许处之泰然，也许忐忑不安。我想完了也就过去了。有一回我去伦敦休假，金庸先生伉俪正好住剑桥，我们相约在伦敦见面吃饭，那时候还在英国广播电台中文科做事的陶杰也来了。饭局散了我走路回旅馆，路上一家卖唱片的商店播放那首很好听的《Streets of London》，我边走边听：

Have you seen the old man

In the closed down market,

Picking up the papers

With his worn out shoes?

In his eyes you see no pride

And hold loosely by his side –

Yesterday’s paper telling yesterday’s news.

……

And in the all-night cafe

At a quarter past eleven,

The same old man sitting there on his own,

Looking at the wall

Over the rim of his tea cup.

And each tea lasts an hour,

And he wanders home alone.

听完这首歌我想起金庸刚才饭前跟我说，英国人还是老样子，几百年不变，不爱说话，自己理自己的事，政府除了给老百姓享尽福利之外好像也不过问别的：「这样的民主也是好的。」我回到旅馆房间看着窗外晚夏的夜景又忽然想起金庸说的中国古老宗法社会制度，想起那样的制度跟执政者之间的关系，我似乎不再疑惑了。记得那趟伦敦之行我还跟家人去剑桥探望金庸和夫人。他们的寓所不大，摆设简洁清雅，隐隐散发剑桥学人淡泊的气韵。金庸先生真的很用功，岁数大了还读那么多书。在剑桥，他连神情都变了，跟社长室里的样子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