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社”核心成员李春光口述:怀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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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光口述,文静采访/整理〕

〔作者简介:李春光(1940—2017),祖籍云南大姚,1958年升入中央音乐学院。文革中,是学校造反派组织“北京公社”核心成员之一,以敢讲真话而出名。晚年旅居美国,因车祸客死他乡。〕

我的父亲李一平是1904年生人,年轻时候参加大革命,包括北伐等等。但是他看到了政治的污浊、充满了血腥,“国之不国,人之不人”,于是在庐山办学。像徐悲鸿、陈散原(陈三立,陈寅恪之父)、佛学大师欧阳竟无,也包括熊庆来、李四光等等,他们都非常熟悉,黄炎培还亲自去考察。

学校办了八年,蒋委员长去了,请他讲学孔孟之道,我父亲很不客气,说:“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钱,这样的人,没有资格谈孔孟之道。”于是拂袖而去。蒋立刻下了指示,说他“聚众讲学,图谋不轨”,把学校解散了。那是1937年的事,散原老人病榻上给我父亲写信,说:“豺狼当道,时日曷丧!与汝皆亡!勿为此戚戚也。”若干年后我们到北京,陈家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你不要看我们家家具破旧,很多都是散原老人的遗物。

1938年,父亲带着我哥哥和我妈妈,别人给了他一些钱,这才到了上海。然后坐船到河内,辗转到了云南,在家乡办了一所大姚中学,现在叫“大姚一中”。后来,龙云也知道了我父亲,于是召见。结果我父亲当面告了龙三公子一状,那是当地出了名的恶霸,没人敢惹。龙云觉得很奇特,因为大家都说他儿子怎么好、怎么有出息,只有我父亲讲了很多他看到的问题。龙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最后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是我父亲拒绝做官,最后只接受“省参议会的副议长”这么一个职位,而且不拿一分钱。我父亲说:“我知道,如果接受了他的钱,就会失去他对我的尊敬。”

从云南出来,我们在香港住了三年。后来龙云也躲到香港,住在龙大公子家,周恩来就希望我父亲能做龙云的工作,促成云南和平解放。记得龙云当时有一句话,问我父亲说:“你去不去?……你去,我就去;你不去,我就不去。”那时候,我父亲本不准备去北京的,但是他说:“那好,我去。”就这样,陪着他到了北京。龙云是很正派的一个人,后来给他的地位相当高,做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于军委副主席。我父亲作为教育界的特邀代表,参加了第一届政协。

1950年,有一次董必武请我父亲吃饭,说要安排他当云南省副省长。但那时候,我父亲什么都不愿意做,引《庄子》里的话,说:“日月出矣,而爝火不熄。”就是说,没我什么事了,你们那套我不懂,我的那套都过时了,只想做一个闲散的人。董老说:“现在情况不同了,人人都要有个组织。”最后让他做了国务院参事,并且要给他一座王府,被我父亲拒绝了。

那一年,我们举家搬到北京。汤用彤跟我父亲是很好的朋友,说:“既然你来了,一定要和我接邻而居。”汤家在小石作,那是很短的一条胡同,大概总共十三号,汤先生就一家家问,看谁家可以租。后来我们住进小石作二号,就在汤家的对门。但是家里人多,不够住,汤先生说:“我这儿有空房,到我这里来。”

老先生、老太太住北屋,汤一介住西屋,我和我哥哥就常年住在东屋,还参加过汤一介和“黛子”(乐黛云)的婚礼。那次挺逗,来的人非常多,有人称赞他们,说:“一个是青年有为,一个是有为青年。”我们就搬个小板凳,坐那儿看热闹。

在香港时候,我上的岭南小学,那是当地最好的学校。有个老师叫刘慧娴,当时在那儿教音乐,后来是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第一任校长。她说我的音乐感觉很好,每到圣诞节,常常让我当领唱,后来就教我弹钢琴,分文不取。所以我学琴很早,大概六七岁就开始了。

搬到北京,我是在孔德小学读书。1951年,中央音乐学院办“少年班”,第一届是刘诗昆他们那班,小学四年级就可以去报考。有的人什么都不会,五线谱都不认识,但是乐感好,也考上了。父亲觉得我太小,不放心,等第二年我的一个舅舅到了天津,将来有人可以照顾了,这我才去考。那年我十二岁,刚好六年级毕业。

那一次,北京报名的有一千多人。先笔试,放一台也不知什么机器,比如两个音,问你哪一个音高。开始很简单,但音的距离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比半音还小,就是要考你对音高的辨别能力。然后口试,黄飞立老师是我的考官,让我随便弹个什么。当时也没说拼命准备之类,都是有什么就弹什么。然后让我背过去听句子,然后是打节奏,他拿个打火机在钢琴上敲,让我重复。那次北京取了十七个,发榜一看,呦?有我。也没高兴,也没不高兴,这么就去了。

钢琴是我的主科,但进去没多久就发现,我不能学钢琴,为什么呢?因为刘诗昆是钢琴家。虽然这个人不怎么样,在有些事情上,他就是一个恶棍、是个流氓。而且,这个人对政治贼感兴趣,有着一颗莫名其妙的政治野心,但是完全没有政治头脑,文革时候就胡作非为。尽管如此,刘诗昆依然是个天才,很少见、很少见。上帝给了他一双极灵敏的耳朵、一双极好的手,几千万人里也找不出第二个。十七岁在匈牙利“李斯特比赛”上得了三等奖,赵沨就说:“多少年之后,匈牙利的教授们还对此愤愤不平。”因为一、二等奖是给苏联“老大哥”和匈牙利人的,三等奖才轮得到刘诗昆,为了补偿一下,还给他个“特别奖”。刘诗昆非常适合弹李斯特,因为它非常华丽,叽里咣啷、叽里咣啷,那东西对他不在话下。他的老师是海归,从巴黎音乐学院回来的,不过琴弹得并不好,一场音乐会都开不出来,法文大概也不怎么样。所以刘诗昆根本看不上他,平时不练琴,整天胡玩儿,但是他可以百发百中,不弹错音的。那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天才,让我一天练二十五个小时,一百年我也练不成刘诗昆。

但是,我的兴趣比较广泛,除了音乐,我也喜欢诗词歌赋、喜欢古典文学。三岁会背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另外我还喜欢历史,没事儿就到旧书店里乱翻。有一次翻到篇文章,觉得很有意思,就把那书买回来,后来知道叫《古文观止》。那篇文章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虽然有好多字不认识,但是我能感觉到文章之美。我还默写过《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那都是中学时背的,也只有那时候才记得住。什么乱七八糟文章我都看,凡是读得懂的都找来,像王若水,那是学界深入浅出的大师之一,我非常佩服他的文章。

1955年,附中成立了“理论学科”,老师说:“理论学科可以有现成的学生啊,李春光就是一个。”还有储望华,他是储安平的儿子,我们一直同班。当然他也没显摆,他爸爸再有名,也不是将军,也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部长,不过是一个知名的民主人士,最后无非就是《光明日报》总编,那算什么?包括郭沫若,许多老革命根本不把他放眼里:无非就是舞文弄墨,毛欣赏他,把地位抬得很高。中科院院长、文联主席算什么?我是军区司令,老子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你干吗呢?而且“南昌起义”以后你逃跑了,弄些甲骨文,甲骨文是什么东西?储安平也是,他是办《观察》出的名,但除了文化界,没几个人知道他。所以在“反右”之前,储望华丝毫没有一点儿名人子弟的优越感。他是白丁进来的,人很聪明,也挺可爱,就是个子小。少年班有个规矩,第一年通通试读,不合适的,退回普通中学。储望华个子很小,手也很小,而且手是软的,立不起来,几次考虑要把他退了。但是他的音乐感觉又不错,犹豫来、犹豫去,一直到他附中毕业,钢琴也不是弹得很好。但是这个人很奇特,说:“你们别笑我的个子小,我过了十八岁才长呢,我哥哥就是这样。”果然,过了十八岁他就噌噌噌,一下蹿起来了,琴也越弹越好。

1957年“鸣放”,储安平说:现在大家只给“小和尚”提意见,但是我要给“大和尚”提意见。于是有了“党天下”的说法,说党控制了一切。储安平很悲惨,后来是大右派,新娶的年轻老婆也跟他离了,嫁给另外一个人,就住在他们家附近。所以储安平几乎天天看见,他所钟爱的年轻美人在人家的怀抱里。大概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就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那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文革时候,刘少奇都没人关心了,储安平已经是“死老虎”,谁管你?储望华对此也只字不提,而且那时候,他已经是惊弓之鸟了,压力非常大,一定要表现得极为革命。所以后来他的许多行为,我都完全可以理解,也能够原谅。

1957年,那时储望华还小,对很多事不了解,

也不知道轻重。但是到了1958年上大学,储望华想学作曲,不让他进,那就是当头一棒。因为作曲、指挥、理论,这三个系都是把政治条件放首位,第一条就是家庭出身,地富反坏右、家里有“关管杀”的都进不去。当时储望华的专业已经很好了,于是钢琴系把他招了,并且后来被留下来。作曲是他自学的,80年代开了作品音乐会,周广仁亲自上去给他弹。所以我就说:你们不要胡吹,老说“名师出高徒”,没有这回事。而且现在造成一个风气,音乐学院争抢学生,好的都到林耀基那儿去,不然你就接受点儿“困难户”。其实应该倒过来,“高徒出名师”,给你个榆木疙瘩,再大的本事也教不出来。

我和储望华比较要好,不过,我对他的批评也是直言不讳。我说:“你的聪明是万花筒式的、七巧板式的,我们拼不出来,这是你的聪明。但是你的音乐缺少热情,没有一个乐句、没有一个音可以拨动我的心弦。要知道,我并不是心中无弦的人。”平时我们就比较好,那次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也哭了、我也哭了。

我是1958年附中升本科,应该1963年毕业,但是大四时被派到朝鲜。经过四个月的语言培训,转到平壤音乐舞蹈大学,校长金元均,《金日成将军之歌》、朝鲜国歌就是他谱的曲。在那里,我见过五次金日成同志,见过无数次金正日“小子”。我那时候二十二三岁,他比我小两岁,是金日成大学的学生,老来找我们搭葛。至于为什么把我弄到朝鲜去,你愿意听吗?那我可以简单讲一讲。

在那里,有几件事情我的印象极其深刻,首先就是物资极其匮乏。作为留学生,我的伙食费一个月是一百多块钱朝鲜币,有个“阿妈妮”(老大娘)专门给我做饭,那就很高级了。但是在食堂,我看见学生吃什么、教师吃什么。第一,终年没有肉,第二,终年没有一滴油,只有一点点鱼干。朝鲜东、西海岸应该有很多渔场,但都变成军事设施,布满了鱼雷之类,根本不能捕鱼,所以老百姓吃鱼都很困难。商店里,苹果和大花生还比较多,但是没有糖果,没有饼干,那么小孩子吃什么?平壤气温跟北京差不多,夏天很热,加上它的那个沥青路质量不好,软得可以沾到你的脚后跟上。小孩子没的可吃,就把那个沥青抠出来,软软和和的,放在嘴里嚼,像吃橡皮糖似的。当然那一定不好吃,他也未必会吞下去,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任谁说,我也不会相信。

再比如,那儿有一个特供商店,上下两层楼,面积很小,专供外国人和高级干部买东西。其实无非就是日常要用的,钢笔、墨水、鞋油之类,但是要持特供的卡片,而且每个月有限额。金正日是没有限额的,后面跟一个尉官,随便什么东西,他用手一指,那个尉官就给夹着,我看见他的这种“表演”不止一次。

另外还有一点,包括后来我在美国,有一次跟他们闲聊,我说:“如果你们去北朝鲜住上一阵,你就会知道:相比之下,中国就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天堂。”文革多好啊,可以给任何一个领导人贴大字报,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不能反,包括省委书记等等,你想反谁就反谁。对毛的个人崇拜,那跟朝鲜人对金日成,根本就不能比了。

比如他们那儿,人人家里都有收音机,但只有一个台,所以只有一个钮可以动,用来调音量的大小。特供商店里,有从中国、苏联进口的收音机,但在出厂之前,把所有频道都焊死。像什么短波、长波,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呢,人人都要戴像章。除了厕所、洗澡房,无一例外,所有、所有的地方都要挂金日成像,像佛龛似的供在那儿。我住一间单独的房子,他们也送来一张金日成像,而且给我一个同样大小的镜框,让我找张毛主席像放里面。我说“没有”,他非常惊讶,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再比如我的导师,那是很有学问的人,有一次问我:“听说在中国,什么戏种都可以演,这是真的?”我说当然是真的,京剧、昆曲,还有秦腔、山西梆子等等,乱七八糟加一块儿,那得数以百计、数以千计。他特别羡慕,因为金日成对传统的东西,喜欢的他保留,不喜欢的就禁绝。比如潘索里,那类似中国的评弹、京韵大鼓,特别有味道。在苏联大百科全书里,专门有个条目讲一位潘索里艺人,把他捧为世界级的大师。但是,金日成不喜欢这东西,当面挖苦说:“我就讨厌你那个‘呜……’”他一讨厌不要紧,这位大师立刻被贬到北方严寒地区,在一个小道的歌舞团当了普通乐队队员。

课堂上举例子,我听过一点潘索里,不到一分钟,那简直太迷人了,就跟我导师说:“跟中国音乐比起来,大概只有苏州评弹可以跟它媲美,太有魅力了。”一句话说到他心里,跟我讲了上面这些,他当然对此愤愤不平。

工作组走了以后,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先是保皇派当权,叫作“主义兵”,以附中小孩儿为主。其实,那就是一帮不大懂事的“红五类”,很多都是高干子女,特别是军队干部子女,拿鞭子抽人,毫不客气。但是这些人都比较尴尬,比如忽然某一天,啪,他爹被打倒了,他又“黑”了,所以“主义兵”的寿命不长。后来,渐渐有了各种各样的造反派,我们这派叫“北京公社”,一共就三十几个人。不过我们很铁,始终都叫“北京公社”,不像“红岩”“战斗团”之类乱七八糟什么的,最后联合起来,叫作“1114纵队”。因为那天是11月14日(1967年),就起了这么个名儿,我们还讥笑他们,说是“要、要、要死纵队”。

我不是“北京公社”核心组的成员,从来没当过头儿,但他们说,我是“不是头儿的头儿”。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写上报材料,一般都是一式三份,总理一份,“江青同志”一份,康老一份。康生是大书家,可惜当时我没收藏一幅他的字。今天文物卖那么火,你要有幅康生的字,立刻就可以脱贫,呵呵。

那时常常开“中央文革”碰头会,不时地有接见大专院校群众组织的代表,那是总理主持的,像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等,这些人我都见过。1970年,有一次为各个文艺团体下放的事,专门开了这么一个会。总理说:“李春光来了吗?……你到前面来嘛。”为什么把我叫过去呢?因为在此之前,我为我的好朋友郑伯农绝食五天,这事闹得很大。郑伯农的父亲郑公盾是“中央文革”文艺组成员,顶撞了江青被抓起来,一家子都受牵连。有一阵子,我们把郑伯农藏地下室、藏天花板上,直到工、军宣队来学校,这才不得不把人交出来。我替郑伯农鸣不平,结果把我也关了起来,于是就绝食。父亲写信给总理,最后是总理亲自过问,才把我放出来,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走到总理跟前,他问我多大了,我说三十岁。总理一秒钟的间隔都没有,立刻就说:“解放时候才上小学嘛,你是‘两门’干部。”过去有种说法叫“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直接进机关门。他说:“不过学校也算机关,你也就算‘三门’了。”接着又问我是学什么的,声乐,还是器乐?我说是学理论的,总理说:“哦?那你是理论家了,实践了没有?”我愣住了,答不出来,总理说:“理论,还要实践。”

我在总理面前站了四十分钟,单独谈话二十几分钟,中间有人吵吵要发言,总理说:“你不要打断,我跟他说几句嘛。”后来他跟旁的人说:“他们送来的材料,摞起来有这么高(按:用手比画,约一尺),我都仔细地看。”那都是我写的,比如像“孙、方、舒、危”,总理一定是有印象,说:“‘孙、方、舒、危’这四个人比较注意了,但是一定要把材料搞清楚。”原话就是这样,我一个字都不会记错。总理又问:“你们‘山’上一共多少个人?”我说三十几个,“一直没有下‘山’吗?没有参加他们的学习?”我说没有。总理说:“看来,你们两派影响都不大。”那时候“1114纵队”是多数派,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九十,但不能撼动一个小小的“北京公社”,一个人都拉不下去,就跟“钉子户”似的。可惜我们也不能感动他们,没一个人投奔到这儿来,所以总理说了那么一句话,就是说,两派都不能控制音乐学院的局面。

总理说:“文艺界难管,很复杂,谁也不愿意管,就让我来。我哪里管得了呢?想来想去,那就只有把你们送到部队去。”后面的话我记不住了,大意是:下去以后,劳动很辛苦,刚开始腰酸背痛,你们要慢慢适应;不要晒的漆黑、把身体搞坏了,以后回来还得搞你们的专业,该跳舞的跳舞,演戏的演戏。本来我们坚决反对下放,但总理讲得很诚恳、很体贴,非常的吸引你。后来又说了一通,总理说:“你看,这些意见能不能供你们参考?”我立刻就说:“总理指示完全符合实际,非常正确,我们一定照总理指示办。”他说:“不要说‘指示’,我也不了解情况,什么时候一句话说错,又贴大字报了。……我们这些老头子,说话软趴趴的,不带劲。‘王关戚’说话带劲嘛,你们就喜欢听他们的话。”

记得总理还说:“你是李一平的儿子吗?你看,你家里我都晓得。……鲁迅的文件你读过吗,‘四条汉子’你知道不知道?”他不说“文章”,他说“文件”,这有一点奇怪。问我“四条汉子”,我说我知道,他皱了皱眉头,说:“你怎么知道的呢?”我说家里有一套《鲁迅全集》,我读过,他说:“那是因为你父亲有这方面的接触了,很多人不知道。”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希望我说“不知道”。那时候,工宣队正跟我们闹得很厉害,会上总理就拿我举例,说:“比如李春光吧,今年三十岁,解放时候他九岁,才上小学嘛,‘四条汉子’、文艺黑线跟他有什么关系?”

“北京公社”里有个叫云德海的,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在食堂里蹬三轮买菜,文革时,我们都叫他“云司令”。那次他也去了,并且要求发言,说:“工宣队根本就没做检讨!”总理说:“怎么会呢?”“那是假检讨!”总理说:“怎么会是‘假检讨’?他们两篇检讨的稿子,都是我看过的嘛。……年轻人,敢于提意见是好的,但也要懂得尊重领导。领导嘛,总是经验多一点,但是领导也会说错话。谁不说错话呢?不要抓住一句错话就没完没了。”他是两头做工作,后来一个工宣队的人站起来,总理忽然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四十六岁,“是不是党员?”他说是。总理说:“老工人、老党员,就要懂的爱护年轻同志。列宁说了,‘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是可以原谅的’嘛,不要说起话来就硬锵锵的。毛主席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录音,你们都听过吗?那是多么慈祥。”然后他立刻补充一句,我想他不是很由衷,说:“林副主席,也是这样嘛。”

那天的会一直开到深夜,中间总理要去处理文件,让大家休息一下,有的人就趴在桌子上睡起觉了。大概过了四五十分钟,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就说:“总理一天没有休息,明早九点钟还有个外事活动,我有一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待会儿总理出来,如果没有特别紧急重要的问题,可不可以就不要主动提问了?”后来总理出来,大概已经过了十二点,他让大家继续提问。大家不吭气,总理说:“哦,刚才讲到‘二流堂’,这个事情我要继续把它讲完。否则,我们这些老头子死了,没有人能讲的清楚。”又讲了一通,关键一句话是:“这件事和郭老没有关系,不要扯到郭老身上去。”“二流堂”当时成为一个大案,吴祖光、黄苗子等等都成了右派。我看过黄苗子的亲笔交代,里面乌七八糟,各种低级下流的事儿都有。其实,“二流堂”这个名字就是郭沫若起的,怎么会和他没关系?

之后,总理又问:“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还不吭气,于是总理就翻他手里的那份名单,开始主动提问。“中央歌舞团,你们那里跑了几个人,这个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再详细讲一讲。”那人很啰唆,讲了十几分钟,总理说:“你们现在一共关了多少人?”那时候抓“五一六”,都是隔离审查,他大概说是七十,具体我忘记了。总理说:“怎么会这么多呢?材料确实的有多少?”那人又说了一个数,总理反应很快,说:“哦,减少了一半,我还是不相信,不可能的嘛。”后来他又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提问,最后说:“把你们送下去,那是因为没有办法了。但下去以后,我不是不管你们了,有什么事情,你们还可以写信来嘛。”

就这样,谈到差不多快早上七点了,总理说:“还谈吗?……天都亮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就到这里吧,好不好?”于是就这样结束了。那是多么客气、多么和蔼,听着舒服极了,多少年都没有人这么跟我们说话。工宣队,那都凶得跟流氓一样,什么时候用过这种口气?

十天之后,我们就下放了。中央音乐学院分三个地方,其中部分师生、教职员工到了清风店,被38军接管。38军很牛了,在全国野战军当中,是装备最好的一支机械化部队,说:“马克思有个助手是恩格斯,列宁有个助手是斯大林,历来都是这样。毛主席也有个助手,那就是林副主席,而38军就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铁军’。”这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还教我们唱他们的军歌,直到林彪出事,那都是后话了。

下去以后,第一个月不干别的,下发总理发言的材料,叫作“五九指示”,让大家学。因为我是总理单独找去谈话的,材料上开头好几页大概都是这个。那我当然就成左派了,成为音乐学院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但他们没想到,我是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脾气。毛主席说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连着写了三份意见书,搞得他们很恼火。那个“二号”人物,是个团副政委,在大会上说:“我要提醒你啊,因为写意见书而犯错误的,大有人在。胡风不是写意见书吗?彭德怀不是写意见书吗?李春光就是音乐学院的胡风、彭德怀。”所以,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五一六”,把我也揪出来了。

“五一六”确实有这么一个组织,叫作“五一六兵团”,我也搞不清是哪里的。北外有个“六一六”,也是公开贴大字报,说总理是最大的保皇派——毛是造反派的首领,保皇派保的是走资派,他们认为,周是保皇派的黑帮老大,所以光明正大的反周。总理曾经有一句话,说:“那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我见‘六一六’的几个人,有几个的口才真是不错。我希望‘六一六’出几个人才。”要知道,那是反总理的一个组织,但是周希望,他们能出几个人才,我对这个的印象特别深刻。但是后来,大规模的抓“五一六”,那就变成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凡是反总理的都是“五一六”分子。那38军最凶狠了,所有造反派都被打成“五一六”,没有一个漏网,也包括我在内。关了我一年多,说我“反军乱军”,于是拳打脚踢,无所不用其极。

其实这很可笑,我怎么会反对总理?但是“县官不如现管”,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很晚才公布,所以那年没有“十一”游行,说是为了战备。那时候我还被关着,但我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发现“十一”那天的《人民日报》上没有毛主席像,也没有发社论,我就知道要有大事发生。后来又过了一阵,已经比较冷了,忽然下达通知,讲林彪事件。我属于被审查对象,比革命群众还要晚几天知道,但听了以后,我是一身的冷汗,毛骨悚然。

震惊,非常震惊,而且充满了恐惧,之后又带着一种茫然。林彪突然变成这样,可见中央上层的斗争有多么尖锐激烈,完全出乎你的想象。忽然我就有一种感觉,像我们这样的人,将来可能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从那时起,我对毛的信任度就大幅度的衰减了。后来又批林批孔什么的,越搞越荒唐,而且有人依然极其忠心耿耿地跟着江青跑,我就觉得不能原谅了。我们家跟汤家很熟,像汤一介,我们从小就住一块儿。但是1974年批林批孔,他还那么积极,到体育馆作报告之类。因为那些材料都是他编的,现在叫“国学大师”了,但你就没有一点儿头脑,那批林批孔是干什么的?

1975年8月8日,我写了一篇大字报,后来被历史博物馆拿走了,给我一个复印件,现在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前几年有人把全文贴在网上,叫“李春光1975大字报”,回头我可以传给你。

那时候,忽然传达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七二五批示”,那是一部关于大庆石油的电影,歌颂余秋里。不管怎么样,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把大庆油田搞起来,那就是丰功伟绩,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所以大家看得都很来劲。但是,歌颂余秋里就是歌颂刘少奇,江青不干了。文化部搞了个“十条”,把电影批得体无完肤,说是非同小可、不可等闲视之,等于这就是个反革命“毒草”。当然大家就很气了,编剧张天民给毛主席写信——其实他也不敢写,是贺龙的女儿贺捷生鼓动的,而且她神通广大,给送了上去。毛主席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

当时我们正在首钢劳动,全给叫回来,在天桥剧场听传达毛主席指示,后面是文化部核心组的表态。回来以后,系里找间大课室,组织大家讨论,但是冷场,没有一个人发言。因为这是天大的事儿,谁也不知道背后到底是怎么样,既不鼓掌,也不交头接耳,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从来没有这样安静过。党支部书记说:“李春光发言,你带个头儿。”当时我一听这个批示,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很震动。没想到毛会讲这个话,会支持一下人家对江青荒谬、霸道的反抗,这太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了,根本没想到。党支部书记发话,我站起来,说:“凭什么让我带头?你怎么不带头?”后来有人要发言,是个积极分子,看风使舵、向上爬的那种。但是他的水平不高,不会看风,也不会使舵,愚蠢到还要拍文化部的马屁、抱江青的粗腿。他说:“听了文化部的表态,我很感动。从前毛主席有对文艺的两个批示,中宣部、文化部根本不让我们知道,但这次不同了。毛主席批示才几天啊?立刻就传达了,直接传达到每个党员和非党群众,而且回来让讨论,征求大家意见。这,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之下、经过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文化部。”

本来我对这人就很看不起,他慷慨激昂说了这段话,我忍不住了,说:“我说两句吧。”这一说就不可收拾,前前后后大概有三四个小时,有无穷的话要说,而且都说出来了。当时,我们每天的记录要上报文化部。那个记录员人很好,但是文化水平很低。关于我的记录一共两页半,我一看,哎呀,很重要的话他没记上,不重要的话写了一大堆,而且写的不清不楚、错白字连篇。党支部书记跟我比较要好,说让我看看,修改认可之后签字。于是我就写:“错漏甚多,李春光。”

后来我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它写成大字报。回家之后,很快,简直是不假思索,哗——,就写下来了。我妈妈在旁边,我写一页,她看一页,然后就唉声叹气,说:“你真要贴啊?……哎呀,你真的要贴?”我说:“老太太,你呢,要是看着胆战心惊,就到外面散步去,我写完了再给你看。不贴的话,我写它干什么,我吃饱了撑的?你就别在这儿唉声叹气,我也没时间了。”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很快我就写好了,是一份详细提纲。

第二天清早,我到郑伯农那里去,正好他弟弟、他妈妈也在家,我就读给他们听,一边读、一边完善。郑伯农没有发表意见,他这人有时不大乐意吭气,可以跟你相坐两三个小时一言不发,我已经习惯了。他弟弟叫郑仲兵,过去是民族学院的群众领袖,知名度很高,他喜欢说话,说:“你不要这样胆大妄为。”于是我把他们骂了一通,转身就走。他弟弟还不善罢甘休,拍着我的肩膀说:“李春光啊,李春光,你读这稿子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但是你回去看看,你妈妈头上还有几根白头发呀。”意思是,你不考虑你自己,也得考虑你爹娘的安危。当时我很激动,说:“别来这套,你们是阻挡不了我的。”

回家以后,就在那个吃饭的大圆桌上,我让我的妹夫帮我抄。因为我写字很慢,而且比较难看,他的字比较好。就这样,我一边读,一边做增删、修改,他就在那里抄。

原稿后来扔掉了,因为那只是份提纲,而且写的乱七八糟,别人看不懂。然后,我的妹夫又照着那份大字报,复写了三份,算是留底儿。然后我就到学校贴去,围观的人非常多,一下子就传开了。中间曾经受过阻拦,因为我贴的比较矮,校党委书记让工人弄些沙子堆底下,所以下面一张有半拉都看不见了。但是一传十、十传百,拦也拦不住,很多外面的人跑去看,晚上还有打着手电筒去瞧的。据说李泽厚也去了,后来有一次见到李慎之,他说当时也跑去看。刘德海,那是琵琶大师了,《十面埋伏》就是他改编的。他家就住在对面的2号楼,有一天下大雨,他们夫妇俩跑去看,发现没有一滴雨打字那张大字报上,刘德海还说:“天意呀,天意。”

2006年,香港出版了邓力群的自述《十二个春秋》,里面有一节就讲到李春光的大字报这件事。

邓力群的侄儿叫邓启元,在音乐学院学唱歌。回去跟他叔叔说,音乐学院有这么一张大字报,引起轰动,于是邓力群让他抄一份看看。那份大字报始终都没被覆盖,也没人敢公开扯下来,因为大字报属于“四大自由”之一,但是有人在那儿值班,一个字都不准抄。于是邓启元跑到我家,说是看看底稿,抄回去学习学习,之后经由邓力群,传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乔木当时是那儿的头儿,他非常欣赏,打印出来,政研室人手一份,说是要“学习李春光的大字报”。据邓力群回忆,乔木说:“这样的文章,我是写不出来的。”后来,胡乔木把文章递给邓小平,邓小平立刻递给毛主席,毛批示说:“此件有用,暂存你处。”退还给了邓小平。

没过几个月批邓,工宣队的头儿不断找我谈话。那是个首钢的师傅,其实我们挺要好,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拍桌子、砸板凳,“砰”一摔门走了,天天都这样。比如他们老问:“你的后头是谁?”老想把我跟邓小平扯一起。但我后头谁也没有,我说:“我见过很多人,见过周总理,见过康生,也见过春桥同志、文元同志,还跟叶群同志谈过话,唯独没见过邓小平,让我交代什么?”而且我不做牵线木偶,什么时候说话、写文章都是独立的,不需要背后有任何人,所以很快就把我逮起来了。于会泳〔注〕召集专案组开了八次会,说:“我们知道,这个头很难剃,但是一定要剃。江青同志说了,李春光的大字报已经成为邓小平政变的材料。”这是后来于会泳被揭发,他自己说的。

关了我三个多月,不久毛死了,紧接着“四人帮”垮台,这才把我放出来。之后,《人民日报》要发这篇文章,找到我,问可不可以改,比如“主席”改成“毛主席”等等。我说大概不需要这样,因为它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也没有权力去改任何一个字。他们还没发呢,新华社来了,最后是由他们发的通稿。

1976年12月,新华社发通稿《一篇讨伐“四人帮”的檄文》,所有报纸都在同一天发。所以后来我接到很多素不相识、从各个地方寄来的报纸,包括从四川一个小的县城,那是地区性的报纸,大家都在发这个东西,而且是头版头条。当天早上七点钟,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把新华社的通稿读了一遍,又把《人民日报》的短评读了一遍,恰恰半个小时。晚上在《新闻联播》又读一遍——当时没有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还是广播电台。一年以后,华主席在人大会堂接见,握着我的手,说:“李春光同志,你的文章写得好啊,你的反潮流精神好啊,值得我们学习。”

曹禺的女儿万昭和我是附中的同班同学,开始时,她曾经从我这儿抄了一份,回来说:“哎呀,我爸爸天天读,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在屋里高声朗读李春光的大字报。”当时我不懂,真应该让他女儿录一下,那一定是稀世珍宝,因为他是很好的戏剧演员,对朗诵不是一般地在行。新华社在发通稿时,拿掉了一些具体人名,并且删了三个字,“总理的话,你们(指文化部)可以置若罔闻。总理指示,对你们不过是耳边风,耳边风也不顶,顶个屁!”他们大概觉得不文雅,把“顶个屁”给删掉了。曹禺就说:“他们不懂啊,这个地方就要这样,‘顶个屁’!”他很激动。

后来曹禺请我吃饭,说:“你的这篇文章,我正背如流、倒背如流。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就是这一篇。而且二十年内,不会有第二篇更好的文章,你自己也写不出来。”

1976年1月,总理去世。“十里长街送总理”,我也去了,在西单,大家哭成一片,那真是感天动地。天安门布满了花圈,都是自发去悼念的人。那时候我们天天到天安门去,后来有了“四五运动”,那天我也去了,骑个自行车。不过那次还比不上“六四”,只是民兵拿着棍棒,从中山公园冲出来。广播里不断播送吴德的讲话,播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歌儿,人们“哗——”就从广场往外跑,但是跑完就完了。

到了9月,毛去世。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追悼大会,那么隆重、那么宏大。但跟周的去世很不相同,完全是官方组织的,排成方块什么的,实际没那么多人悲痛他。10月6日,江青被抓起来,“四人帮”彻底倒台了。

从前我是又红又专,还被派出国,虽然写了十几年入党申请书,但始终入不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家觉得我应该是党员了,也让我参加“十一大”,有人还提议,让我当“第一副院长”。但是现在,也说不出什么原因,始终我都不能写这个申请书。

我这一辈子,没有办法强迫自己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想说的话,你打死我,我也要说;不想说的话,打死我,我也说不出来。刚开始文革时,我们是满怀热情,而且充满了希望。文革结束了,我们激动万分,觉得大快人心,以为社会终将走向科学、民主、法治。我们的思想都很简单,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绝对拥护党,绝对相信祖国的繁荣昌盛,相信“明天一定比今天好”。但是现在我知道,没这么简单,没想到“六四”邓小平会开枪,没想到贪污腐败如此盛行,没想到社会变成了今天这样。

我以为,中国的悲剧,就在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叫作“官僚资本主义”。毛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相信这句话,但那必须是真实的社会主义。

〔注〕于会泳(1926—1977):山东威海人,戏曲音乐家,1975年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次年隔离审查,服毒自尽。

□ 摘自《记忆》季刊202年第三卷第一期,2021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