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五七干校”里的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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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有过一次难忘的黑龙江之行。

从佳木斯出发,沿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而行,直至兴凯湖。那是秋天收获的季节,三江平原上的北大荒一望无际,延伸着红的、黄的色彩,煞是壮观。

比起在云贵高原,或者在江南水乡看到的大一块小一块的色彩分割,似乎这里才显出了大自然的恢宏气势。行走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我强烈地感到了人可能永远只是大自然的一种点缀。

那次到北大荒是去采访农垦系统。大概和同行人的兴趣有所不同,从踏上那块人们早已熟悉的土地之日起,在感慨拓荒者的艰辛、伟大的同时,我就无法摆脱一种历史的追寻。

我不能不一次又一次想像着我所认识的一些老前辈,他们当年作为“右派分子”被发配到这里之后是如何度过难熬的时光。聂绀弩、刘尊棋、丁聪、吴祖光……

从他们那里,我早已听到过不少发生在这里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但只有当自己呼吸到这里的空气,踩着他们流过汗水和泪水的土壤,历史的感受才会更为深切。

最让我震动的是在兴凯湖农场。

在去北大荒之前,我听歌唱家张权讲过,她的丈夫莫桂新在被打为北京音乐界的“大右派”之后,被发配至兴凯湖,很快就在那里死了。她不清楚真正的死因,即便都是“北大荒人”的朋友们,说法也不一致。

我在兴凯湖农场住下之后,借来场志翻阅,只在上面看到一句简单的记载:1958年9月,因一种流行性传染病,大约有十多人去世。

我去那里还是在七、八年前,场志中所讲的具体是什么病我已记不清,但所说的时间,正是莫桂新去世的时间,想必所记的十多人中就包括了他。

可是,我从当地一位老农垦那里,又听到了另外一种说法。当莫桂新一行“右派”被发配到这里之后,负责管理他们伙食的管理员,从中克扣贪污,把他们的粮食拿去倒卖,使他们一直处于饥饿状态。

后来这件事被在北京的家属反映上去,北京方面要派调查团来了解。于是,场方在调查团到来那天,立即改善伙食。这些长期饥饿难耐的人们,忘记了自己的肠胃已经变得十分脆弱,不能一下子承受过多的食物和油腻。他们拼命地吃。

结果,几乎所有人都立即腹泻不止,直到肠胃病蔓延,不少人相继死去。莫桂新是他们中的一个。作为一个留学归来报效祖国的著名音乐指挥家,就在那样的环境中竟以这样一种方式走完了他的人生。

听了这个故事,我的心情久久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郁和悲凉充溢。我想,回到北京之后,最好不将这样的传闻告诉张权,尽管它极可能就是事实的真相。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何必再以这样的传闻来刺痛她的心。

我把它一直埋在心底。最终我也不清楚张权生前是否知道了这个故事。

那次黑龙江之行,除了北大荒外没去其他地方,而且从那之后,我也没再去黑龙江。我想,如果再有机会到那里,我也许还会去一个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是十分不著名的地方——庆安县柳河。

我觉得有莫桂新这样一种悲剧性命运作点染,在那个十分不著名的柳河诞生的十分著名的“五七干校”,一开始仿佛就无形之中具备了某种历史的延续。这样,当今天人们有机会重新回望这种“文革”产物时,便会觉得它在历史行程中的位置变得更加突出,对许许多多走进过干校的人来说,它所具备的意义,也从而会变得更加厚重起来。

从地图上看,庆安县离哈尔滨并不远,不过“柳河”这个地名就无法在分省地图上找到了。它实在太小了,以致连在地图上占据一个黑点的位置都没有。

对中国绝大多数人来说,柳河当然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它之所以值得提起,是因为1968年5月7日,一座被命名为“五七干校”的农场首先出现在那里。在历史的卷宗里,它是一个门类必不可少的开篇。

“五七战士”中的大多数人,从“文革”一开始就成为革命的对象,或者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或者是“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身份的不同、角色的不同,使得他们从一开始就得清楚奔赴“五七干校”对于他们所具备的意义。

那里不过是城市里“牛棚”的延续,他们面临的仍然是没完没了的批斗、学习、劳动。在那里仍然需要夹着尾巴做人,仍然只能是接受改造,别无其他。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他们当然不会有知识青年那种浪漫情怀。

在一些部门,当领导各部门斗批改运动的人员向大家宣布建立“五七干校”的决定时,就已经毫不掩饰地把黯淡的前景一一描绘出来。在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连最高指示所说的可以不去干校的“老弱病残”,也都同样被列入“五七战士”的行列之中。

一位作家回忆,当作协宣布所有人员都要下放干校时,军宣队一位政委讲话说:“你们要明白,作协是砸烂单位,你们去的干校——文化部干校属于安置性质,你们就在那儿劳动,不要再幻想回北京来。能去的人,包括老弱病残家属小孩都去。当然不愿去的,也可以找个地方投亲靠友,我们放行。”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奔赴“五七干校”的出发场面,自然而然深深笼罩着一种凄清,一种感伤。当看到已过古稀之年的俞平伯、已过花甲之年的冰心、张天翼、陈翰伯等人走在下放劳动的队列之中,我想,稍稍有一些人道主义精神和正常心态的人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出快乐或者豪迈的情绪。

这该是对历史场景的一个真实记录。

在众多“五七干校”中,最让我关注的自然是设在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

咸宁干校因位于向阳湖而又被称作“向阳湖干校”,它满员时曾容纳过六千多人。我不能断定它就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五七干校”,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够像它那样在一个小小天地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容纳如此众多的中国文化界的翘楚精英。

可以很容易地举出一个个值得关注的名字:冰心、沈从文、陈翰伯、冯雪峰、张天翼、郭小川、李季、萧乾、张光年、严文井、陈白尘……他们曾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创造中表现出他们的才华和学识,如今,他们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汇集到向阳湖。

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将因这样一批人的来临而在当代文化史上变得重要起来。

这是—次前所未有的汇集,也许还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汇集。我相信,下个世纪的人,难以想象竟然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汇聚了如此众多的文化精英人物。

不过,更令他们惊奇的,应该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在垂暮之年,不得不抛弃以往的一切,改换业已形成的生活方式,步履蹒跚地在沼泽地里、在田埂上留下新的脚印。在这里,农业劳动成为至高无上的东西,所有他们过去视为神圣的与文化有关的一切,则被视为羞愧甚至耻辱而被摈弃。

据我所知,在所有干校中,向阳湖干校的境况可能最为艰苦。和一些中直党政机关的干校、各地省直机关的干校有所不同,来到这里的“五七战士”是真正应该受到改造的对象。

在向阳湖干校里,作家、学者、专家、出版家,纵然是学贯中西,纵然是著作等身,在田野里,这些东西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神圣或者庄严。学问、才华和庄稼、肥料,在那样的情形里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本来就是这场革命的重要对象,他们有的单位(如作协)甚至有可能将不存在。回北京是遥遥无期的事,他们有可能永远就以这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生存下去。

“文革”后参与创办《英语世界》并担任主编的陈羽纶,是—位英语专家,他曾翻译过人们熟悉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当年他已年近半百,因为在“文革”初期挨整被工宣队误诊失去左脚。但是,两个月后,他也不得不拄着拐杖来到向阳湖。

像这样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尽管行动不便,也得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他用仅剩的右腿踩缝纫机,认认真真地为其他学员缝补衣服,有时还在小卖部代卖香烟。最令他难忘的是上干校的茅坑。每次上茅坑都非常吃力,稍有不慎,还可能掉进去。

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璨然,年岁已高,身体瘦弱,重病缠身,但他也得吃力地在菜地里抬一大桶粪。他1938年去延安,早年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得力助手,但他终于未能挺过“五七干校”这一关,在1972年死于向阳湖。

文学评论家侯金镜也在菜地劳动。他是有名的病号,但管理人员仍然要他挑水。一天,他连续挑水十担,当晚便心脏病猝发而死。

人们不时看到,已是花甲之年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陈翰伯,在盛夏的毒日下装卸砖头。这样一个学识渊博早年就投身革命的文人,却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他的手颤抖着,顾不上擦去满脸汗水,像年轻人一样每次提四块砖。人们还记得,他走路八字脚不大利索,有次过向阳湖一座独木桥,没人帮忙,只好慢慢爬过去。就连夜间起床小便时,尿桶发出声音,也受到过看管者的严厉斥责。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到了六十年代初萧乾遇到的同样的尴尬,当时他在右派分子集中劳动改造的唐山某农场。他素来胆小,不敢过独木桥,每次只得小心翼翼地从上面爬过。在那样的时刻,他大概没有想到,十年后,类似的体验会在更多的文人身上发生。

不过,萧乾同样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向阳湖畔不仅要不断地重复十年前的动作,还会经历新的磨难。他难忘的是和冯雪峰一同参加拉练的一个个夜晚。

干校一律按照军队编制,每个单位为一个连,管理者是军人,在军宣队看来,是连队,当然就得有军队的课题。于是,冯雪峰、萧乾,还有更多的年过花甲者,毫无疑问也该如同青年人一样,走在深夜拉练队伍的行列中。

萧乾清晰地记得这样一个情景:一次翻过一道土岗子,他看到冯雪峰咕咚一声跌倒,便赶紧去搀扶。冯雪峰,这位参加过万里长征的人,却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摆手,并向前面指了指,示意萧乾别管他,快跑,不然会受到批评。萧乾仍然坚持将他扶起。听到前方传来的口号声,冯雪峰推搡着萧乾,上气不接下气地勉强说了句:“快跟上队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因为迟到,受到了年轻军人的严厉斥责。

说实话,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我的心异常沉重。我难以想象,在现代文坛赫赫有名的人物,竟然会以如此狼狈、可怜的姿态,出现在皎洁的月光之下。这里,不仅仅没有了对革命者、对知识对文化的尊重,甚至连最基本的对老人的爱护,也荡然无存。

向阳湖,因为这样一些人的这样一些故事,在我的脑海里不再会消失。

与此同时,在与湖北相邻的河南,俞平伯、钱钟书所在的“学部干校”,那些学者们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活。

杨绛便是以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心情,去为钱钟书送行。这是一个令她难忘的历史场面。她看到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伯夫妇领队当先。

年逾七旬的老人,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这一幕令她难以接受。杨绛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她发现周围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

几年后,在那本著名的《干校六记》中她回忆了这一切。尽管她的笔调格外地简洁冷峻,但正因为如此,更让我们深深感受出文字之间渗透着的无奈和惆怅。

翻译《堂·吉诃德》的杨绛在菜园里为修建一个厕所忙碌着:

新辟一个菜园有许多工程。第一项是建造厕所。我们指望招徕过客为我们积肥,所以地点选在沿北面大道的边上。五根木棍——四角各竖一根,有一边加竖一根开个门;编上秫秸的墙,就围成一个厕所。里面埋一口缸沤尿肥,再挖两个浅浅的坑,放几块站脚的砖,厕所就完工了。可是还欠个门帘。阿香和我商量,要编个干干净净的帘子。我们把秫秸剥去外皮,剥出光溜溜的芯子,用麻绳细细致致编成一个很漂亮的门帘;我们非常得意,挂在厕所门口,觉得这厕所也不同寻常。谁料第二天清早到菜地一看,门帘不知去向,积的粪肥也给过路人打扫一空。从此,我和阿香只好互充门帘。
……我们窝棚四周散乱的秫秸早被他们收拾干净,厕所的五根木柱逐渐偷剩两根,后来连一根都不剩了。(《干校六记》)

和杨绎的忙碌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哲学家杨一之的修建养鸡棚。

杨一之是哲学所研究员,曾翻译黑格尔的《逻辑学》,他和俞平伯一起奉命养鸡。为了防止小鸡丢失,他们到集市上花了几十元买来两把高粱秆,搭起一个篱笆城将小鸡围住,两人累了一中午才休息。等起床一看,已是鸡去城无。只有一只跑不动的小病鸡和一大群大嚼“建筑材料”的农家小孩。原来这些高粱秆都是不长粮食的甜秆,是当地农民的天然食品。杨一之也由此得了一个与名字谐音的雅号——“养一只”。

假如不是为了写这篇文章而有意识地从不同角度了解,“五七干校”就可能永远作为一个固定的、相互一致的模式存在于我的意识之中。一样的悲悲凄凄的告别,一样的半军营式的管理,一样的被迫无奈地劳动……真实,现实远不是如此简单。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五七干校”,境况和待遇有所不同;不同身份、不同处境的“五七战士”,面临的磨难和心情,也互有差别。

陈白尘在他的日记里,非常生动地记录下了自己在最初因不能到“五七干校”时而感到的沮丧。

不妨读读他下面的两则日记:

1969年9月9日
早晨集中,宣布下放以前的全部日程。我若留在北京,将不知以后如何生活了,不禁茫然。自从回到群众中去以后,精神上是比较愉快的,今后又要重返孤寂的生活中么?忽然,李季来找我,透露说还是作下放的准备,大喜。11时许,专案组通知我说,已同意我随群众下放了。这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时大为忙乱,开购物单,写家信,紧张万分。
下午开誓师大会,宣布下放名单,我被列为外单位随同下放而由中央专案组管理的人员,唱名时有如考生听发榜,怦然心动。
9月15日
上午写汇报,抒述被批准下放的兴奋心情,即交出。但片刻之后,专案组侯××来通知说:“经研究已基本决定,你暂时还是不下放。”兜头一瓢冰水,木然良久,又是一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理由何在?无从得知,极为苦恼。
作为老弱病残加以照顾么?天翼又何以独去?一变再变,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真是精神折磨!

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陈白尘所代表的一种心情,但当时这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陈白尘在日记中记述了一个故事。他给大嫂写了一信,在连部的邮简内偷偷发出,信封上写的是大嫂的名字——陈王氏收,下款未注地址。当第二天开邮筒者持信追问发信人,要求补写地址时,他却不敢出来承认是自己发出的。尽管信中没有不可告人的内容,但他害怕的是没完没了的追究,害怕由此而带来无穷的后患。于是,他只装充耳不闻。他的信被公开了。由人在晚饭时在食堂门口宣读,以寻发信人。

他写道:“幸而无任何政治内容,只是要这要那,未引起注意。我不敢抬头,闷声吃饭,汗流浃背。”然而,事情没有结束。陈白尘被一种无名的恐惧揪住。他无法保持内心的平静,为指责、惩罚随时可能降临于身而惶惶不安。

他去大田翻地,但“终日心绪不安”。他的信虽然作了伪装,但笔迹有的人是可以认得出的,尤其是一位来干校后专门检查家信的女士。他感到万幸的是这位女士当时不在。直至收工时仍无事,他这才略微放下心来。

萧乾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三十年代他在福州一所教会学校教过书,校长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归来的教育学博士,同事中则有几个美国传教士。和他一样,这位博士后来也成为干校的一员。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的1973年,正在插秧的博士,被连部叫去发给一套新制服,并要他立即进城理发洗澡,原来省里要来外宾,他被要去担任翻译。博士走进了省政府的大客厅,重又坐上舒适的沙发。

外宾进来了。他意外地发现他们正是原先他学校里的那几位美国教师。对于他来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情感最为复杂心理变化最为迅疾的一个瞬间。久别重逢的兴奋,历史场景变换的巨大反差,个人命运的嘲弄,等等,一并向他袭来。博士终于承受不了如此大的心理冲击。他猝然倒下,永远也没有再站起来。

“文革”后,我们读到的一些文学前辈的作品,显然与以往大大不同。有了更多的历史思考,情感更深沉,文笔更老辣。既然他们走进过干校,既然他们经历了干校的种种现实,他们就不可能摆脱它。

虽然没有大量反映干校生活的文学作品出现,但他们后来的所有创作,都或多或少折射着干校生活留在心中的投影。从这个角度看,干校对他们真的起到了“改造”的作用,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是在那里渐渐走出了“文革”的噩梦,从而在晚年达到了一生中文学创作的最后高潮。

这可以看作没有产生“干校文学”的一种补偿。

假如把视野从文人范畴扩展到所有“五七战士”,便会看到更为壮观的历史涌动。不同领域的人,正是在干校时期开始了他们对“文革”,对历史的反思。

个人崇拜渐渐淡去,务实精神重新得到重视,这样的反思,为哲学、经济学、政治等方面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我们难以想象,没有这样一批人的影响和积极参与,“文革”后的中国,会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时表现得如此活跃,如此充满勃勃生机。

历史是复杂的,文学创作更为复杂。我也许应该改变一下审视干校文学的角度。走进人的内心深处,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