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优学:棚友吴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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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界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知道吴宓先生的人,大概并不少。据说《大英百科全书》里也列了他。可算一个“知名人物”吧。

但这标题得先声明一下:“棚”非“朋”之误,两字也不能通假,请校勘学家不要误会。

不管从哪方面说,我还够不上是吴先生的朋友,但确实是“棚友”,同在“牛棚”之友也。然而我知道他的大名,却是猗欤久矣。近日偶阅1984年《学林漫录》第九集金克木《记曾星笠(运乾)先生》那篇文章,其中有这么几句话:“……还有吴雨僧(宓)先生,是一位新旧文化交替中的特殊人物,却还未见有文章谈他。”不免触发了我想来补这个空白。不过说起新旧文化,我都是外行,说不出个什么道道来。这儿只记我与吴先生成为“棚友”前后的一些闻见和个人的想法。

以上算是“序”或者叫“引言”吧。

事情得从头说起,圣经贤传不云乎:“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么?“近道”何敢,为记叙方便而已。这得请读者不嫌我啰唆为荷。

大概是1937或1938年吧!那时我正在高中念书。一天,从《大公报》上看到一篇很长的大学各科“部聘教授”名单,记得中国文学有胡小石先生,英国文学是朱光潜和吴宓。至今印象深刻,其他的人名全忘了。为什么呢?大概因为我比较喜欢中国,而最感头痛的却是英文。从高小到高中,以致后来上大学,英文总是不及格。最难背的历史人名地名,我都记得,却偏偏记不得英文单词。因此,我对于英语学得好的人,总是肃然起敬,艳羡得很。即使在“不学ABC,照样闹革命”的喧嚣声中,也并未降低我的肃然和艳羡——不过,我“狡猾”,没有表现出来。从此我这个小小中学生,对鼎鼎大名的英国文学部聘教授吴宓先生,有了不忘的记忆。

上小学时,老师教了我们读《婉容词》,对作者吴芳吉很崇拜。后来知道吴芳吉就是白屋诗人,而且是咱们四川江津人,崇拜得更加虔诚。过了些年头,友人送给我一部《吴白屋先生遗书》,知道吴白屋吴宓二吴是挚友,还有《两吴生诗集》,也有《吴宓诗集》一大本,使我对吴宓先生就更加景仰了。学贯中西嘛,怎不令人佩服?不过他的诗集,很抱歉,我却没有拜读。我得老老实实,不能冒充读了。因为在“史无前例”中,“造反派”经常呵斥我们:“要老老实实交代!”所以我至今是老老实实的。没读就没读,不能说谎。

后来,有点糟糕了。我从鲁迅先生的文章中,三次碰到他批评吴宓,大意说吴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化身。新中国成立前夕,又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更不那么景仰了,尽仰,颈仰也仰痛了么!但对于他是英国文学部聘教授,精通外语,还是肃然起敬,很艳羡的。

1954年,我在一所高等师院附设工农中学担任教育行政工作。院领导为了提高我们学校历史教师的业务能力和历史教学水平,叫我们和历史系的教授讲师们开个会,见见面,以便今后帮助我们,我们好向他们请教。会上介绍时,就有吴宓先生在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头戴一顶褪了色的毛线睡帽,一套很旧的中山服,朴素得近乎寒碜,与他的名声很不相称。真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却又使人有“一旦得见,雷从耳出”之感。我是欠恭敬,犯了“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毛病。我想他怎么又搞到历史系去了?而不在外语系或中文系?当然不好问他,他很热情,表示凡来问的,一定尽量解答。这印象给我却很好,其实会后我们的历史教师并没有去向历史系的教授讲师请教,不知什么缘故,“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吧?很辜负了院领导的一番好意。大概生扯而不拢与?

1961年夏,我在某高校学习结业了,被分配到这所学院的中文系教书,第一次教研组会上,吴宓先生赫然在焉。他怎么又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了,却没有去外语系?我不解,也一直没去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是恪遵了的。根本不问这件事。从此,我就忝与吴先生同事且同组了

既在一个组里,何以没给他排课?他身体也蛮棒嘛。我刚去,记得让他教了一年级一个学期的“文言文导读”,以后就一直没他的课上。不过,学院办助教进修班,派他教英语,这可算发挥了他的长处。英国文学的部聘教授岂有不该教一个助教进修班的?这当然是领导的英明决策。后来得知他在班上可能因为讲语法造例句,造了“三两尚不足,而况二两乎”的句子。那是困难年间,就被领导和学员认为他在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从此被撵下讲台。文革中,批斗他时,少不了要举这个例子,证明他很反动。“革命群众”一举这个例子,无不义愤填膺,咬牙切齿云。原来当时的领导和学员中的积极分子认定吴宓很反动,是不能让他借讲台“放毒”的,所以从此没给他排课。他当时是学院仅有的两个二级教授之一,月工资270余元。有的助教这就有意见了:光拿钱,不做事,白吃人民血汗。其实吴先生是曾要求上课的。他说他有最简便的办法,三个月内可以将英语教上路,只要肯学,一定不难学好。也不知他那办法灵不灵,因为没有让他试验,怕他又来个三两二两的。我也没打算“老来出家”(去学),所以始终未去领教。

系里年轻助教舆论云,吴宓并不懂什么英国文学,只不过记得一些英国作家有几个女儿有几个儿子,恋爱过几次,她们的长相、性格、家世情况如何,作家屋子里有什么陈设,如此等等;或者一些文坛掌故,文人轶事而已,这有什么用?说不上文学。似乎他们比吴宓还内行,故能指出其短处。我是不懂英文的,也没有向他做调查研究,不知是不是真的。但我和他相处近20年,却从来没有听见他口吐一个英文单词,更不必说抛一句英文了,这和张乔治、李约翰、王玛丽之流,口中常抛出些洋文,迥然不同。算守旧呢?算什么的?我不清楚。

舆论既然如此,吴宓不但不通英国文学,一个同志说,就是中国文学,也没有什么修养的。例证是他认错了两个字。说他还自以为很热爱中国文学、中国传统文化呢!又一个同事向我抱怨:吴宓这人真无用,叫他校对教材,尽把简体字改为繁体字。的确他是从来不写简化字的。吴先生反对文字改革,反对汉字拼音化是出了名的。因此为他的“花岗岩脑袋”“老顽固”添了一条有力的“证据”。汉字改革是毛主席的指示,是鲁迅的主张。吴宓反对文字改革,就“等于”反对鲁迅,反对毛主席。非反动而何?看,多么严密的推理啊!所以文革中,列举其罪状,总少不了这一条。后来,我在想,吴宓先生是精通拼音文字的。和汉字比较起来,音符与意符文字的长短利弊,他应该是很了解的,何以还“顽固”地反对汉字改革?我不是文字学家,不懂。最近,一位朋友告诉我,逃居美国的林语堂,曾说过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第二道长城。大家都知道林语堂博士比吴宓先生更学贯中西,他也这么说,其意若曰,汉字拼音化,就等于毁掉中华民族的第二道长城。今天,第一道长城都不容毁,毁了的地段,还要修复呢。当然有些人可以下结论:林语堂、吴宓就是“一丘之貉”。这多干脆简明啊。吴宓抱住汉字不放,真叫作“顽固到底”。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树立了一种牢固的信念: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简言之叫政治挂帅。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凡事绝对化不得,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不承认学术问题对政治有相对独立性,许多问题是扯不清楚的。否则就无所谓“百家争鸣”了。

吴先生很笃于友情。吴芳吉去世多年了,但他每月寄钱去接济吴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儿子。据说从未间断过。除了吴家外,他还接济一些有困难的朋友。吴先生不抽烟(而且讨厌抽烟),不喝酒,似乎也不买什么书,他的一些外文书都捐给院图书馆了,收入那么多而生活很简朴,他的衣着,在全院老教师中算最坏的,甚至有人目之为“老叫花子”。是“豪华落尽见真淳”吧?他每月270余元哪里去了呢?有些青年教师经过调查研究,断言:拿国家的钱去接济坏人了,是吴宓立场反动的表现。这又是吴宓的一条罪状。文革中“革命群众”批斗他时,也没有少掉这一条。

其实,吴先生不但“接济坏人”,“好人”他也是接济的。“好人”向他借钱,他都肯借。有些是存心借了不还,理由是:不义之财该拿来共产。“好人”不还,他也并不逼着要,久了也就算了。认真说来,吴先生在金钱上是慷慨的,并非吝啬鬼、守财奴那一路数的人。

文革中,我们被扣了工资,只发生活费。我向他借了近百元来生活,后来如数奉璧,他还感激称赞说,只有您这么讲信用啊。据此推知,对他不讲信用,借而不还的是大有人在。《增广贤文》曰:“酒中不语真君子,财上分明大丈夫。”大丈夫小丈夫且不去管它,与朋友信嘛,这恐怕应是做人的起码品德。

因为吴先生是个“高薪阶层”,我们刚成为“棚友”时,白天劳动,晚上“学习”。监管我们的“红卫兵小将”有一天晚上,“学习”完,叫我们各人滚回去,只留下吴宓,说是要对他单独训话。我们都很关注“训话”的内容,因为休戚与共嘛。但又不敢打听。这是“纪律”,不得违犯。记不清过了许久,终于知道所谓“训话”者,红卫兵小将要他出200元钱,作为捐献,支持红卫兵小将去“大串连”也。吴先生说他是“赎罪”。我们认为这是可耻的敲诈勒索。不但勒索了吴先生,另一“肥实”的“棚友”也是被勒索了的,且遵令不得泄露,否则,“一切严重后果,自己负责。”还是那位棚友的夫人——没有辫子,挂不起,毛着胆子去问那个“革命组织”,事情才敞开来。真是,在“格抄勿论”,“格斗勿论”,“格砸勿论”,“格抢勿论”之外,还发明了“格借勿论”,这也算“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吧。我还是没有调查研究,不知“格借勿论”去的钱退出来没有?

吴先生离婚后,晚年曾得到一个女生的爱戴,后来作了他的夫人。可惜这位夫人患肺结核,不久就死去了。吴先生将她土葬在距学院数里外原是乱草坟的地方。文革中批判他时,同组一个青年积极分子揭发说,这个女人地主家庭出身,痨病鬼,吴宓爱她,她爱吴宓,心有灵犀一点通,立场同样反动,所以一拍即合云云。又揭发吴先生寝室中还变相供奉着她的灵位。有一年清明节,吴宓还偷偷摸摸去上坟扫墓,烧钱化纸,大搞“封建迷信”云云。那位青年教师又是咬牙切齿,义愤填膺。

当我们第二次被“勒令”集中监管“学习”时,监督者忙于“革命”搞武斗去了。棚友们违背学习“纪律”,便不免闲扯起来。一次,吴先生不在,棚友中他的一个学生辈说,吴宓一辈子搞女人,弄得和师母关系不好,他们也不离婚,君子协定,分居各过生活,吴宓每月按约定给师母送生活补偿费。那时他们都在昆明,吴宓很守信用,每月领了薪水,当天即奔赴师母住处,笃!笃笃!敲开门,脸朝着一边,手递过钱去,师母接了,他转身就走,不看也不交言。又说吴宓从美国留学回来,在上海和一个有名的交际花叫毛彦文的,打得火热。毛要求结婚,吴宓老是迟疑不决。突然一天,吴宓接到毛寄来的结婚请帖,是和曾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的熊希龄结婚。毛37,熊73,年龄倒转巧合上海传为“佳话”。这可把吴宓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悲愤之余,赋诗抒怀有云:“奉劝世人莫恋爱,恋爱无益有百害。”吴先生的奉劝当然不起作用,世人照旧恋爱不误。我们听了,一阵哈哈。自幸没有拜读吴先生的诗集。但不知那位棚友所叙是否属实。我不是“专案组同志”,没有资格去“清”别人的“队”。无法核实。

也是那位棚友讲了吴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的另一件轶事。昆明当时有个牛肉馆,老板异想天开,招牌标为“潇湘馆”。吴先生是红学家,很气愤这家馆子胆敢亵渎林妹妹,提着手杖去一顿打,锅盆碗盏,盆盆罐罐,被砸碎一地。吴先生是社会名流,名教授,那牛肉馆老板只好自认晦气,谁叫你乱去附庸风雅呢?舆论说,该打。这或可看出吴先生维护传统文化尊严的憨厚直戆,可以发给精神文明奖。

1966年夏,从学习《五一六通知》起,到9月初我们被“揪出,挂起”那一段时间,因为搞运动——其实我们是被搞,规定天天到教研室学文件,写大字报揭发,我们能“揭发”谁?只有被揭发。吴先生的任何一句话,都是要挨批驳的。为了“加强火力”,领导还特从其他组调来几尊大炮——最革命的积极分子,专轰早已内定的我们几个。例如吴先生曾说,他在哈佛大学时,系里(院里?)办事人员只有一两个,事情却办得井井有条。这就不得了了,“大炮”立即发言,骂他是崇洋媚外,攻击了我们的人事配备,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引而申之,不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吗?!真是“狗胆包天”!事后吴先生悄悄问我:“怎么现在他们对我这么严厉了?说任何一句话都错?”我说这是在搞运动,对我们老教师——当时还没有发明“臭老九”之称——要严厉些。运动过了就好了。哪料到一运动就是10年!连他的健步如飞,也被“运动”成了个跛子。此系后话,且按下不表。

1966年9月初的一天,我们早已被抄被揪过了,战战兢兢地坐在教研室里。忽然一个“革命小将”叫我们出来,在巷道里站成一排,赏每人一块上书“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牌子,挂在颈上,亮在胸前。挂讫,押到大操场主席台上去接受批斗。啊哟,我的乖乖!济济一台的“牛鬼蛇神”!台下场上黑压压的一片“革命群众”。我们虽然是“一小撮”,但也不免有“浩浩荡荡”之感,并不觉得孤寂。吴先生就走在我的前头,躬腰站在我的旁边。批斗完毕之后,系里一个“革命小将”向我们宣布:从今天起,你们被专政了,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或写交代,准备接受批斗云云。

这里得诠释一下“棚友”之义。棚者,牛棚也。凡住入牛棚者,相互间,均得谓之棚友。人而谓之牛者,斥言之耳。牛系牛鬼蛇神之省称也。我为什么仿《公》《谷》笔法,之乎者也地解释一通?盖窃恐一百年后难住考据学家搞不清楚。用心该算是好的。

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住”牛棚,晚上是各自住在家里的。不可“诬蔑”“革命群众”。本来“革命群众”正筹设牛棚,勒令我们住进去,好监督管理。一时还没找到适合的地方,“保”与“革”之间便激烈斗争起来了。接着又是“一月风暴”和所谓“二月逆流”,他们忙于“揪走资派”,又接着弃文斗而武斗,“革命行动”忙煞了“革命小将”,也就无暇考虑我们的牛棚问题;当然我们很乐得如此。

我们的牛棚,其实是存放锄头、箩筐、扁担等劳动工具的地方。一片矮塌、潮湿、阴暗的瓦房。每天早饭后,他们遵令低头列队站在指定的教学楼前,恭聆小将一顿呵斥训诲后,就下降到牛棚,由队长分配任务,拿起工具就开干。这时,吴宓因为年纪大了,监管人默许他就留在牛棚里,为我们看守衣服。有时叫他烧开水,他却分不清水开没开,大家教了他辨认,还是搞不清楚。有一次,在牛棚附近插红苕秧子和栽大蒜,轻微劳动,叫吴先生参加。他分不清倒顺,都栽插反了,出了洋相。被舆论斥为“百无一用的老废物”“剥削生活过惯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云云。那时用脑子是不算劳动,只有种庄稼做工才算。让吴宓种庄稼哪能不出洋相?那年头出洋相的总是知识分子。至于从大字报和高音喇叭传出的批判词中,常常会碰到“向偶(隅)而立(泣)”呀,“现刑(行)反革命”呀,“沾(玷)污”呀,“七屈(届)二中全会”呀,据说那正是“造反派脾气”的表现,谁敢说他们错了呢?“知识越多越反动”,愚昧是最革命、最好的。我曾暗中打油二句:“悔不当初事百工,亦未南亩学老农。”而今落得个“牛鬼蛇神”的恶谥,将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呜呼!彻底完蛋了。至于吴宓先生的完蛋,会比我更彻底,我想。

1968年夏,两派斗争又紧张起来。“革命群众”突然对吴宓采取了一次“革命行动”。抄走了他的“反动日记”。这可惹下泼天大祸了。不但自讨苦吃,还连累到我们。他日记里说,叫中学生造反,等于拿小刀给孩子玩,没有不伤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罪状之一。日记说“姚文元在江青卵翼之下”,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姚文元。罪状之二。日记里有些地方对毛主席的文艺讲话,说了不全赞同的话,“狗胆包天”,竟敢“唱反调”!罪状之三。我们在“学习”中,监督有时不在,不免对两派的某些事有长短得失的议论。他也记在日记里,而且记下是“某君云”。“牛鬼蛇神想翻天了!那还了得!”于是我们被勒令于某日上午去某处集合。其他系的几条“辫子”挨了毒打,杀鸡给鹅看。我们还挨了一顿毒骂。吴宓大概因为年老,免于挨揍,但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严加监管。还据说“两派同志都同意,公安部已批下来给吴宓戴这顶帽子”。这下真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

1969年和1971年,我们都曾被赶到川东某县某乡的一个幺店子旁边去劳动和重新清队。住地原系劳改农场,以后学院就办在那里。

我们当然很清楚,“革命群众”是劳动锻炼和“清”我们,我们是劳动改造和被“清”。很荣幸,我的“罪恶”轻些,已放到“革命群众”中去受监督。领导宣布编组名单时,摆在最后,加了“还有”,以示区别。其实我并没有妄图混进去的意思。而“现行反革命分子”吴宓的几个棚友,“罪恶”大概重些,单独关在一边。三顿饭前,拿着碗筷,还要站在毛主席像前“请罪”。我虽有罪而不请了。谁愿意无罪去请罪来着?但“革命群众”只要高兴,随时可以喊着吴宓或我们的名字,奚落或臭骂几句,吴宓点头称是,我们默不作声。“秀才遇到(红卫)兵,有理说不清。”何况你根本无权说呢?“闭关自守”,是我们的基本对策。

一次,开吴宓的批斗会,会毕,两个最富于革命精神的彪形“革命‘大’将”把跪着的吴宓,凶恶粗暴地拖出去,这是按规矩不能由自己“滚下去”的。不知是有意或无意,一下子竟把吴宓的一条腿整坏了。从那以后便成了跛子,再也不能健步如飞了。“革命群众”说,对“现行反革命分子是不能手软的,否则便要丧失革命立场”云。

吴先生鳏居多年,由一个隔房的妻侄儿经佑他,给他当佣人。这个妻侄儿五短粗壮身材,流里流气,不三不四,说不准那是个什么人,总之,大家对他印象不好。吴宓先生为人忠厚,困难年间,上级分配给他“高知”享受的许多东西,买来都归他侄儿享用。前后两间屋,好的一间让给他侄儿住。这大概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吧。文革开始,“横扫”一切,那侄儿被扫回老家去了,吴先生已是“牛鬼”,当然不能有佣人了。白天进牛棚,早晚生活自理。人是个贱皮子,颠顿狼狈,也存活过来了。

从1972年开始,革命高潮已过,学校又逐渐从那幺店子旁边迁回重庆。1973年,工农兵进大学“上管改”,当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找哪个做“黑靶子”呢?吴宓名气大,最合适。上头也派了人来住下一同整材料。整来整去,就是那么几条(如上文所说的),没有新的。“可恨”的是,这吴老头历史上连普通国民党员都不是,更不要说军、政、警、宪、特、反动会道门了。再打死老虎,激不起群众的义愤,收不到什么效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斗吴宓,肯定抓而不灵,只好收刀捡卦,算了。这是粉碎“噬人帮”后,上头派来的那位同志,亲口告诉我,对吴宓曾有那么一场暗算。

对吴宓既然“算了”,组织和“革命群众”也就不再去管他。“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就不翼而飞了。吴宓更加衰老,他后来雇了个中年妇女照看其生活起居。据说每月给好几十元的工资,他从不亏待佣人的。公私均忙于迁校搬家和给“上管改”的工农学员上课,事情很多,无暇去理吴宓,吴宓和这些事也全不沾边,再说,牛鬼蛇神哪有资格去沾边呢?我有时偶尔碰到他一瘸一跛地在他门前路上散步,女佣人的姑娘还得在旁边扶着他。招呼他,他却叫不出我的名字,老糊涂了,我想。

吴先生雇的中年妇女,早来晚归。听说有一夜,吴先生从床上跌下来,稀里糊涂在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被女佣人发觉。年过80,记忆力消失殆尽,谁也不愿去看看他。说他精神上“晚景凄凉”,应是恰当的。

听说他两个女儿中有一个是党员高干,要坐小包车来看父亲。单位领导也为此忙了一阵。高干一走,“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女儿也未能把固执的老父亲接走。后来吴先生的陕西泾阳老家,派人来将他接走了。落叶归根,狐死首丘,这大概是吴先生情愿的。

吴先生长离单位归去,不知有人去送行否?我估计有也很寥寥。我们这批“棚友”就没有一个人去的。再则,那时谁又敢去呢?

大概是1978年吧,听说吴宓先生已在原籍老家病故。大概又过了一两年,由系主任主持在教研室里,开了一个规模小得不能再小的追悼会。历时大约十分钟。用意算是平反,恢复名誉。主持人报告中说,吴宓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反动派再三逼他去台湾,他坚决拒绝了。可见吴先生在政治上何尝无可取之处?!然而他自己从来没说,大家也是第一次才听到。从这件事看来,并不如“革命”大小将呵斥的“反动透顶”。反动容或有之?透顶则未必也。根据我近20年的观察,说吴先生思想反动,也还需要研究一下:正如毛主席所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爱国的。他们对新社会一时还不习惯,有个适应的过程(大意)。我觉得这是很公平的。我从来就没有听他说过一句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话。用马列主义思想、共产党员水平(我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去要求吴宓这种旧知识分子,当然就百无一是,“反动透顶”了。这是时代的“悲剧”吧?“在劫难逃”!但我深信、庆幸,在我们新的党中央领导下,这“悲剧”是不会重演的。“棚友”吴宓先生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