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伯仁:老区的暴力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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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老区”,是指杭日战争胜利前(1945年9月3日前)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老解放区”,中共党内普遍俗称为“老区”;抗战胜利至1947年底,内战期间中共占领的原国统区,称为"半解放区",简称"半老区";1948年元月后中共大反攻时期,占领的原国统区,称为“新解放区,简称"新区"。最大的“老区”是“晋冀鲁豫解放区”,包括山西省丶河北省丶山东省丶河南省各一部分区域,连成一片,面积15万平方公里,有177个县,2500万人口。这片老区基本上是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地盘,是八路军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以及抗战时期建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同驻河北省涉县,后迁至邯郸市。

真实的土改故事:活体解剖与中共高官之死| 杀地主| 专题| 共产党百年真相| 新唐人中文电视台在线资料图片

中共靠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农村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靠土改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共以土改夺得天下,而土改首先在老区发动,深入研究老区土改,对中共如何夺权天下的当代史能有深入了解。老区土改基本上可按三个年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6年,发动土改;
第二个阶段:1947年,暴力土改;
第三个阶段:1948年,纠正左倾。

三个阶段的土改与夺取政权的解放战争息息相关,紧紧相扣,密切配合。三个阶段的土改,影响最大丶最深远,从而最值得研究和关注的是:1947年的暴力土改。

为什么老区的土改开展这样早?1946年就开始发动?这个时间节点,隐含着重大的历史密码:因为全面内战爆发了。中共为着战争动员,动员人力丶物力丶财力,支援部队,支援前线,因而在自己所控制的老区,迫不及待地进行了土改运动。同时,土改也是出于中共的意识形态,出于斗争哲学,出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出于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战略。

本文采用了两份地主家庭出身人士的土改家史资料。一份资料是本人在美国德卅的邻居丶好友张宗志老人的土改回忆录。张老给了笔者本人他的回忆录(名为《覆巢记》)的一份打印书稿材料及相同材料的电子版文本。应本人要求,他的姓名在此文中不用实名,而用笔名。张先生出生于1938年,土改时八丶九岁,已开始懂事丶记事。土改时,他家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东远郊的韩村,属于冀鲁豫老解放区的中心地带。另一份土改家史资料,是李鲁翁先生所着:《我所经历的"晋冀鲁豫边区"的血腥土改》刊于《大纪元网》2012年5月4日。李鲁翁说他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正好见证了这段历史。”

一丶1946年发动土改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扬言要在48小时内全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等将领率部队主力奋起反抗,分两路向西突出重围。以此为标志,国共谈判破裂,“和平民主新阶段”破灭,全面内战爆发。到10月份,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连续攻占张家口丶长春丶安东和苏北丶山东等大片土地,至此,国共之间已更没什么可谈的了。国共内战全面开打。

土改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为获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而采取的一种社会动员的手段。随着战事的规模和烈度急剧扩大,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人力丶物力丶财力需要日益急迫,这种战争动员手段的财政意义越来越突出。即土改实际上是一种战时财政动员手段,而且这种动员是通过两个步骤加以实施的。第一步,中国共产党利用其强大的政治资源和群众动员能力,将土地改革确定为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阶级斗争理论被有机地融进战时财政动员的操作框架之中,将亿万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人民解放战争融合在一起,在农村地区成功地激励起强烈的战斗情绪和“支前”氛围,迅速地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和战略优势;第二步,在土地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及时进行农村基层权力结构的调整和整顿乡村财政,把财政征收体制延伸到每个村庄,建立了以军事财政动员为基本特征的农村基层权力结构,充分动员农民群众参与和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将战时财政动员推进到具体操作层面,由此获得了空前雄厚的财政资源基础,获得了战争所必需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获得参军的兵源丶军队的粮草丶战士们的军衣和鞋丶救援担架队丶运输小车队及金钱支持,等等。

1946年夏季,国民政府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中共从未正式宣布战争是他们改变土地政策的原因,但他们在1946年时表明态度,“老区”不再实行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只有土改,才能动员农民拥护他们反对国民党。或者说,中共起初并未准备在乡村中立即实行激进的土改运动,而是战争的形势迫使其必须这样做。土改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并不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和马列理论。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改变土地政策的《五四指示》

《五四指示》全称是: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是由刘少奇起草,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布的关于改变中共土地政策的指示。该指示的基本内容是,改变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采取的减租减息政策,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对富农和地主要有所区别;不可将农村中反对地主阶级的办法应用于城市中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一指示是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的前夜发布的。它调动了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为中共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奠定了群众基础。(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该指示表明,1946年中共发动土改时,是十分强调政策的,是相对温和的土改。但一旦发动,在战争动员的压力和阶级斗争气氛的推动下,便很难温和。

1946年下半年,冀鲁豫“老区”的土改,许多地方一开始实施,重点并不是平分土地,而是挖浮财,分浮财,并拆丶抢房屋。这种斗争方式,简单易行。且能很快形成“抢”和“被抢的两个对立的集团,形成恐惧和仇恨。前者贫下中农丶雇佃农占多数,后者地富是个别,占少数。其实,就像是一大群人去打劫一样,去抢劫富裕人家的东西,包括:粮食丶棉花丶金银首饰丶家具丶衣物丶财物丶等等,甚至拆房子,分砖丶瓦丶木材,或直接抢占房屋。

1946年“老区”第一次土改时,张先生那年8岁,他在《覆巢记》中回忆道:对韩村来说……首当其冲的是村内外十几座庙宇遭强拆,被抢劫,受破坏。遥想当年,一些人抗着砸烂孔家店丶打倒封建迷信的旗号,经过宣扬和鼓动,号召了韩村和周围村里年轻气盛丶膀阔腰圆的壮汉成百上千人,兵分十三路,手持铁锨丶斧头丶梯子丶绳索,推着大小车辆拥上十三座庙堂,上房揭瓦搬兽,拆墙砸窗,推倒砸烂屋内供桌神像,搞得乌烟瘴气,尘土飞扬。整个过程中,都有一些人在旁边锣打鼓以壮声威。不到几天,神像全毁,石碑被砸,砖瓦木材遭抢,好端端的庙堂顿时变成断垣残壁,一片废墟……天塌地陷毁信仰,百姓心头迷茫茫。更可怕的是,这些利益熏心之人,并未就此罢手,接着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韩村内几户地主的头上。我们张家即是其中之一。

韩村第一次土改斗争,主要是没收(抢劫)地主家的浮财即动产。在这次土改斗争中,把张家二门以里各房屋里的桌椅板凳丶大小柜橱丶条桌插瓶丶衣服被褥丶锅碗瓢盆丶纺线车织布机丶金银首饰丶古书字画文物丶粮食棉花等等,凡是能搬动的物品全部一抢而光。当时,村上的壮男大女,老婆娘小媳妇一哄而上,闹得鸡飞狗叫,一片混乱。从主房西里间翻出的线装古书丶字画丶文物,从东房丶西房丶南房抢劫的壁画丶课本丶字帖丶纸张笔墨等物,堆满内院,放火焚烧,浓烟滚滚,噼里啪啦,足足烧了三天三夜,才灰飞烟灭。张家先祖诗书传家,几百年积累的物质与精神财富,被毁于一旦。

1946年,张家遭焚书抄家的同时,全家老小被扫地出门。原来整齐有序丶宽大明亮的住房,门窗被拆,做饭大锅被揭走,大水缸也不知去处。整洁的内院,一片狼籍。食无隔夜粮,夜无安身地。年迈的祖父从五间南房,搬到场院西南角大槐树下的一间小土屋内安身;大娘住进原牲口房旁一间小房;大哥和妻子住进大院最南边敞棚里一间小房;二哥与妻子住进原牲口房;我父母带着我和清水兄丶青山弟住在大门对面的土房内。大家庭分家另过,各自谋生,仅靠亲朋好友丶左邻右舍乡亲们送点米面食物,勉强充饥……

韩村领导土改的是农会(即“贫农协会),还有权力很大的党支书。韩村被定了三家地主,除了张宗志的祖父丶父亲(祖父丶父亲被定为地主)一家外,北街的王家哥五个定了五个地主,被“扫地出门”,他们家的大宅后来成了学校;西街的赵家被定成地主,也被“扫地出门”,大宅被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占了。张先生家的大宅被拆了四分之三,被瓜分了建筑材料丶家具,仅留下了几间破烂小屋给张家住,有:牲口棚丶工具房丶柴火房等。

以上是张老对1946年“晋鲁豫老区”第一次土改的回忆。

据张老讲,张家祖传牌位记载,张家在清朝乾隆至同治年间,一人考中举人。此人名张南珍,字楚材。官至皇淸勅授修职郎,后被任命河北唐县县令。张家诗书传家,读书人前后相继。张家自淸代乾隆年间有人中举至1911年淸亡,至1946年土改,历经淸代丶民国,抗战等二百一十年(1736—1946)的长期变化,变迁,张家历代均为当地殷实之家,历承儒学修身立命,为人德高望众,勤俭持家,长期积累,修房盖屋,买地置产,经五代人的积攒,至1946年前家业兴隆,人口兴旺,长幼有序,子孙福佑,成为韩村名门旺族。

张先生说祖父的治家之道是:每年全家人吃粗米杂粮(高粱面丶玉面,小米粥)自种菜(夏天北瓜丶冬瓜根达菜,冬天萝卜大白菜),新衣不给买,新房不给盖,省吃俭用干什么?都是为了买几亩地,这是一生奋斗的最终目的。几代人省吃俭用丶辛勤耕做,攒钱买地。1945年,张家三代同堂有17口人,200亩地(人均不到12亩),土地并不祘很多。但成了韩村最大地主。张家当时有一名长工,叫“老兴”。 张家老少与“老兴”关系融洽,并不存在紧张的阶级对立关系。

地主阶级代表了中国农村的主要生产力,绝大多数是靠劳动致富,并且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农村的主要传承者。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转型期,完全可以和平过渡丶和平长入。例如1949年后,台湾所进行的和平土改。台湾于五十年代完成了和平土改,许多地主经过“赎买政策”,出让了土地,转变为工商业者。从而促进了六十年代台湾农业与工商业的起飞。七十年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八十年代经济迅猛发展,推动了政治制度的变革,蒋经国先生“解除党禁”、“解除报禁”,逐步扩大选举范围,使台湾在亚洲率先完成了向宪政民主制的转型。

1946年冀鲁豫“老区”的第一次土改,实用效果如何?

老区第一次土改,在内战全面爆发的背景下,中共通过土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战争动员,大力支援了前线。土改首先通过形成紧张空气,煽动阶级仇恨,抢分浮财,分得土地,取得贫雇佃农们对解放军的支持,踊跃参军;其次,从地富家中抢分的浮财丶金银财宝丶粮食丶棉花丶布疋等,很大一部分被农会取走上缴,支援了冀鲁豫中共政权和前线部队,解决了财政困难。正如1946年9月翼鲁豫四地委在《总结扩军经验》的报告中所说,“必须造成战争的紧张局面”,“大规模地检阅民兵自卫队”,“开群众大会,游行示威,鼓励群众情绪,提高战斗信心,使整个农村进入战争状态去。”“处处论争,造成紧张空气,使群众感到战争威胁,不反对国民党就有死的威胁。”

《五四指示》发布后,晋冀鲁豫解放区普遍开展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47年2月,约占2/3的老区基本解决了土地问题。据统计,冀鲁豫解放区进行土改的有1000万人口,占全区人口的1/3;土地改革的胜利,极大地动员了广大农民保卫解放区丶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到1946年10月,全解放区有30万农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有300万至400万农民参加民兵或游击队,其中有10万青壮年加入主力部队。中共的战争动员能力和实效,大大地超过了国民党,在内战中占据了战略优势。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父亲是地主,他老家也在翼鲁豫老区,位于河南省滑县赵庄。赵紫阳1932年6月加入地下青年团,1938年2月加入中共。抗战时期,赵紫阳祖父丶父亲属于开明坤士,积极参加抗战打日本,是中共的统战对象。那时赵家献金银,献粮食丶献土地。儿子丶女婿都是中共干部。全家资助丶投身中共抗日。赵家还曾做过抗日救国会的造枪局,为八路军和民兵制造武器,生产土枪丶土炮丶土榴单。中共在赵家还举办过中共地委丶县委的抗日训练班。可是抗战胜利,内战开打,中共翻脸不认人,46丶47年老区土改,赵家未能逃过大劫。赵家被分了土地丶家产丶浮财。赵的祖父不肯底头认罪,78岁老人被捆在长橙上灌辣椒水。赵的父亲被开大会斗争过一次。开斗争会时,赵家长工赵满囤被土改工作队动员上台,发言批斗东家地主。满囤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发言说,1942年大饥荒,要不是赵廷宾(赵紫阳父亲)慈悲救济,他一家人早饿死了。话没说完,被土改工作队赶下了台。经此大劫,赵家变得一贫如洗。赵紫阳父亲赵廷宾连病带气去世。赵紫阳母亲常常对人叼叼说:“共产党不好,拿人家东西。这些东西都不是自己的。”文革爆发,赵母说,这是“朱元璋火烧庆功楼”(迫害忠臣)。老太太对儿子赵紫阳说:“你给共产党拉套,不会有好结果。”老太太竟讲大白话,也是大实话,她还说:“地主没不好。”“毛主席是大坏蛋。”1976年老太太去世。赵紫阳曾对儿子赵二军说:“你奶奶是个明白人,她不识字,喜欢看戏,历史知识都来自戏里。她拿戏里的人物对号入座。”(此段信息,摘自庐跃刚著《赵紫阳传》上卷,76页—85页。)

二丶1947年暴力土改

1947年是解放战争的关键年份,3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撤离延安,牵着国民党主力部队在陕北转圈儿。6月,解放军由内线做战转为外线做战。6月30日,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千里挺进大别山。战争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共抓紧进行土改,并进行更激烈的土改。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9月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公布施行。其主要内容是,规定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规定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规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规定设立人民法庭。《中国土地法大纲》不但肯定和发展了1946年《五四指示》中提出的将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其对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成为一个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又颁布了补充条例。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巩固了解放区;农民分到了土地,为了保护自己的革命果实,保护自己的利益,组织民兵,建立农村政权,并积极参军;农民的革命热情被激发出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据百度百科:《中国土地法大纲》)。

老区的土地改革在《土地法大纲》的推动下,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丶越来越强的烈度被人为地推向极端。中共干部强调地主所有制仍存在,“群众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实行普遍的打乱平分政策,鼓励积极分子挖浮财,放任严刑逼供。一切阻碍群众行动的可能因素都被搬掉,出身不好的干部被整肃丶停职和调离。基层党和政府组织彻底瘫痪,为以贫农团为核心的农会所取代。许多地方采取了联村斗争的方式,甚至跨村分配土地和财产,一时间,乱打乱杀现象俯拾即是,有些地方甚至对地主和地主家庭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政策,进行阶级灭绝,有些地方把富裕中农打成富农,引起中农普遍恐慌。

1947年土改为什么有普遍“过火”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过火”行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而没有及时得以纠正?这是由于,在战争目的的动员框架内,土改不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因为和平方式与战争动员的目标相背离,所以不能考虑。在一定意义上说,“过火”也是中共高层所默认的。毛泽东早在1945年11月时就写道: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但“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中共需要的是斗争的气氛,暴烈的行动。

张老在《覆巢记》中讲述了家族在第二次土改中的遭遇:

张家经数百年数代人的积累到1947年第二次土改斗争前,有二百多亩土地,是韩村拥有土地最多的人家,号称第一财主。在当时土地收入是农村农民的最主要来源,衣食的最根本保障,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之主叫地主,可是这一正常概念却逐渐演变成人民之敌,万恶之首,被人唾弃。祖父丶父亲被戴上地主帽子,八丶九岁的我成了出身地主家庭的子弟。.

在1947年韩村第二次土改时,张家四分之三的土地被无偿没收,计有;韩村西门外,通往杜家寺道路之北,有水井的可种棉花的黄土地四十多亩;对称路南三十多亩;村南张家墓地三十多亩;另外还有寺庙前的地三十多亩;还有一些小地块;合计一百五十多亩。在这次土改斗争中,除强夺土地外,还有牲口丶大车丶水车丶大型农具,敞院里的石磨石碾,都被夺走。家外的树林丶枣树也被砍伐。当时我已九岁,对一些事,已有清晰的记忆。这都是在韩村农会(负责领导土改的临时农村社会组织,由上级派出人员,与贫农协会丶农村民兵组织联合组成)主持下干的。这是张家遭遇的最大抢劫,对张家是致命的打击与摧毁。从此,家无主事人,一家老小衣食无着落,思念无依靠;白天东躲西藏,晚上回到家战战兢兢,围做一团,这是从未经历过的,极度恐惧的岁月……

毁庙丶抄家丶抢地之同时,对韩村地主家的主事人一律单独扣押丶拘留,毒打逼供。爷爷和父亲被关押。村里轮番召开全村批斗大会,摧残地主的人格。韩村批斗会场设在十字街西街路口一宽阔场地,会场四周有民兵持枪站岗。全村每户人必须派家长或主要管事人参加。会议主要角色多人坐在台上,群众面对会议主持席地而坐。被批斗对象面对群众低头跪在台下。整个会场众人在主持人带领下高呼打倒XXX丶批臭XXX口号。煽动众人有苦诉苦,有怨诉怨,有仇报仇,有恨解恨。大街主要路口都张贴标语口号,漫画丶彩旗比比皆是。我记得专门为张家召开过两次批斗大会,批斗我爷爷时,让我父亲陪绑,实际上是准备挨打。开会时除了敲锣打鼓丶虚张声势外,真正上台批斗的人寥寥可数,基本没人上台发言。每次大会很早就草草收场。爷爷和父亲被关押了两个多月。这种对人尊严的侮辱,对人格的摧毁,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创伤。

土改中张家的客栈丶店房也被没收。按当时政策,骡马驿站应属于受保护的工商业。但也未能逃过劫难。

位于韩村东街路北丶北街路东,临近韩村中心十字街处,有一片很大的房产,俗称“店房”,这是张家的祖传产业。具体位置和设施:在东街近十字街三十多米处,座北朝南就是店房高大的南大门,大门的右边是空地,左边是四间饭店。前两间是厨房,后两间是餐桌,可供二十多人同时就餐。从南大门,面向北往里走三十多米是个很大的场院,东场院南侧有坐南朝北三间砖房。西场院南侧也有三间砖房相对称,两座砖房内,设备家俱,供住店旅客晚上住宿。整个北面,从东到西有十几间敞棚,内设喂牲口的槽,供牲口夜间吃草休息专用。另外还有一个西大门。这么大的一块黄金宝地,托人代管,买卖兴隆,每年收入颇丰。1947年第二次土改斗争时,全被无偿没收……

当年晋冀鲁豫老区的土改流行一种极残酷的刑罚,旨在制造恐怖气氛,“教育”农民:地主的后台是蒋介石,必须跟共产党走,不然死路一条!这种刑罚有个名称,叫着;拉望蒋杆。意思是,吊拉望蒋介石的木杆。李鲁翁先生在他回忆土改的文章中,对此刑罚有详细记述。

李先生说:1946丶47年,我的家乡属于所谓老解放区“晋冀鲁豫边区”的阳谷县最东边的一个古镇……因系“老解放区”,故土改早于其他地方……土改对象当然是地主。杀戮的方式是拉望蒋杆,顾名思义,即:吊拉望着蒋介石的杆子。望蒋杆的形式又有两种,一种是把滑车拴在古树杈上,另一种是东西各栽一根长杉木杆,顶端固定一根横杆,中间拴上滑车,高度约8米。当时我们镇上斗争地主的刑场有3个:海会寺丶北庙口和东关关帝庙……海会寺搞的望蒋杆属于第一种,利用的是戏楼前的一棵古槐,北庙口和东关关帝庙是属于第二种。

每次开斗争会时,农民会和儿童团参加,我属于儿童团成员之一。在海会寺开斗争会时,农民会和儿童团围成一圈,中间是当天要斗的地主。斗争会开始后,拉出一个地主,在背后把两个手腕捆在一起,地主面向南站在滑车下面,北边由两个彪形大汉开始拉滑车,直至拉到最高点。一个地主受刑时,其他地主一定要目不转睛地看着。不大会功夫,受刑的地主两只手掌就被勒得乌黑,两只胳膊也由背后扭至两肩上方,惨叫声不绝于耳,就这么一吊,即使不死也要残废。拉上去之后,地主一定要面向南。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在我们家乡的南边,中共的逻辑为,蒋介石是地主的后台,所以一定要让你望着蒋去死,同时你的死也要让蒋看到。下边的一个凶手对着吊在上边的地主喊话,一般有两个内容:一是你家里还有什么隐藏的财物没有交代?二是你望见蒋介石没?回答前者时,被吊的地主有的说有,在他家的某某地方,有的说没有;但对后者的回答则是一致的,就是“没望见蒋介石,望见毛主席啦!”你望见谁也没用,反正你得死。拉滑车的两个彪形大汉一松手,“扑通!”一下地主重重的摔在地上,我们这些小学生哪见过这场面,吓得心惊肉跳,赶紧把脸捂上。摔下来之后人“哼!”的一声昏死过去。年老体弱者,只此一次就一命归阴;年轻体壮者,有的一次摔不死,还要再来第二次丶第三次,直至摔死为止。当前一个摔下来轮到下一个受刑时,没等拴绳子,人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大小便失禁,呼呼啦啦连屎带尿顺着裤腿流了出来!这种血腥场面,至今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在海会寺刑场上被拉望蒋杆的是镇南头高家丶徐家和镇西头杨家,总共摔死约十人。除被摔死的以外,所有地主都被扫地出门。如杨学义家,住在了东关的关帝庙,靠乞讨为生。

1947年的土改演变成杀人土改。李先生说:阳谷县与东阿县紧邻,最近的村庄也不过三丶五华里,再者我家的亲戚全在东阿县,故对该县的土改情况听说甚多。其杀戮手段和残忍程度远远超过阳谷县,详情如下。

1丶拉望蒋杆:地主被吊得离开地面之后,先是用皮鞭抽打,用正在点燃的旱烟袋窝烫,待折磨够之后再摔死。家在孙郭村的亲戚目睹了这一场面。住在紧邻孙郭村的李庄的李×,是我亲戚的亲戚,家有40亩地,自种自吃,也被定为地主,受刑时两只手腕被绳子勒得骨头外露,之后伤处溃烂,蛆虫乱爬,饱受痛苦而死。

2丶活埋:每个坑活埋一个或多个不等。例如在焦庄,焦庄很小,像雇佣长工这样的真地主没有,但因毛泽东有百分之五的杀人指标,没有抓到阶级敌人是绝对不允许的,那就瘸子里头挑将军,将我表姐家选中,我表姐家地有40亩,有婆婆丶丈夫和三个孩子,于是乎这个自种自吃的六口之家就被拔高成了“地主”。既然是地主,那么就只有死路一条。她家的结局是这样的,凶手把我表姐的婆婆和丈夫母子俩活埋在一个坑里,表姐则带着孩子被扫地出门。在当时,这算得上是上等待遇了。在堤口等村庄,为斩草除根,连小孩也不放过,有的是全家两代或三代埋在一个坑里,尚不懂事的孩子也知道不是好事,求生心切,填土时就扒着坑边想往上爬,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们,当头就是一铁掀,其惨状可想而知。可怜的一家老少,就这样死在一个土坑里!

刘集村刘衍厚之弟媳守寡,被定为活埋对象,农会成员刘衍德不忍心害死这个无辜的寡妇,填土时特意留一气孔,打算夜间将其挖出放走。不料被积极分子李子富发现告密,除将刘衍德立即枪毙外,李子富又把土挖开,用铁掀将寡妇的头铲成数瓣,可怜这一柔弱女子就这样被残害致死!
3.拖死:堤口等离黄河比较近的村庄有的则采用拖死的酷刑。先在斗争会场上把人折磨得奄奄一息之后,让人趴下,用绳子拴住两只脚脖,系在牛车后边,然后将牛车赶到黄河边上扔到河里。据目击者讲,当拖至黄河边的时候,人脸已被磨平,身体下边的骨头外露,其惨状实令人目不忍睹!

4.开膛挖心:有一天,孙郭村用望蒋杆摔死了四或五个地主,因我的某位亲戚系农民会成员,被指定为去掩埋死者的几个人之一,当死者被拖至野地后,其中一人用利刃将一死者的心肝挖出拿回家中。在当时挖死人心肝这算好的,更有甚者,堤口丶皋上等村,就在斗争会场上,地主被折磨得还一息尚存之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屠夫就手持利刃,挖出地主心肝,拿回家下酒。记得有一目击者还说,其实皋上村某某是一个大好人,经常救济有困难的穷人,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张宗志老人对笔者讲述了1947年老区土改的一件惨案,笔者深受震撼。张老在保定的家,住他楼下的有一位朋友丶邻居赵先生,他也是地主子弟,也是老家在冀鲁豫老区:河北省沙河县。1947年土改时,赵先生的地主爷爷丶爸爸被活生生地打死。赵一提起此事就大哭,如疯了一般。他的爷爷丶爸爸死于酷刑“砸核桃”。所谓"核桃"是指人的脑袋。被人把头按在“捶布石”上,即石桌子上。然后由民兵刽子手用大木杆子砸脑袋,叫作:“砸核桃”。用大木杆二三下把脑袋砸烂,脑浆迸裂,当即死亡。赵的祖父丶父亲死于此酷刑,这成了赵先生永久的锥心之痛。

据学者杨奎松考证,仅“从1947年4丶5月份开始到1947年11月份,前后半年左右时间……最后统计上来的数字,光是根据地打杀地主的加起来就有25万人。”(杨奎松:《中共和平土改的尝试与可能问题》)中共用暴力土改的方式,让农村中的多数人群:贫下中农丶雇佃农,衫上染血,从而交上“投名状”, 与地富撕破了脸,只能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打倒蒋介石。否则国民党“还乡团”回来复仇,那可不得了!穷苦农民手上沾了血,只能入伙儿,跟着共产党走到底了。

三丶1948年土改纠偏

1947年的暴力土改,在老解放区掀起一场左倾狂潮。主要表在:

第一,乱打乱杀。晋察冀中央局进行土改大复查时,按照太行区将地主“扫地出门”的经验,提出了“真正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民的意见要打人丶杀人,领导机关也不能制止”;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意见就是政策,就是法院”,“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冀晋区10个县,仅半个月时间,地主普遍被扫地出门,中农亦因受到严重伤害而纷纷外逃。阜山县不到半月打死了300余人,平山县3天就打死了100多人,冀晋区在复查运动中被杀者多达4000多人,直受到这种乱打乱杀风潮冲击的就有七丶八个县几十万人之多。但也因为中央工委就在晋察冀,因此,这场“盲动的丶冒险主义的错误” 一个月后被发现。(注:引自《 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土地会议上的开幕词》1947年10月13日)朱德亲自出席了6月在行唐县上碑召开的紧急会议,说:“消灭地主阶级并不是在肉体上将其消灭,而是清算其土地财产,罪大恶极者可交政府法办,群众不可以随便抓捕人丶吊打人,更不能随意处死。”(注: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9091页。)

第二,各根据地乱划阶级成分。如5月7日晋绥分局就在郝家坡召开了地委书记和各地土改工作团负责人参加的土改经验交流会,决定重新确定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后木栏杆村联系历史“查三代”丶“看政治态度”和“看摊摊大小”的划分阶级的经验,在会上被推广开来。会后全区重划阶级的结果,各县地主富农最少也被划到16%以上,多则超过了27%。据《晋绥日报》报道,五寨县东秀庄在改订阶级成分中,甚至是将地主从过去的1户改订成19户,将富农从过去的2户改订成10户。据谢觉哉日记,木庵康宁村,200多户,只有5家破产地富,这时却定了90多家地主富农。李家口村118户,只有地主8户,富农2户,却定出地主富农53户。最让谢觉哉感慨不已的,是泉台三并镇一康姓中农,被错定为富农,父子6人被打死2人,被逼自杀3人,家产被没收一空。剩下的唯一一个儿子在八路军某区任政委,得讯后赶回,“亦愤而自杀”。(注:引自《谢觉哉日记》)

第三,严重侵犯中农利益。重划阶级,调高成分的结果,使大批中农,甚至是新中农,被划成了地主和富农。结果也就造成更大规模的抄家丶批斗丶罚没财产丶扫地出门和挖底财斗争。同时,原本就不发达的根据地工商业,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一场浩劫。河南汤阴城乡农民数千人在土改工作团的组织下,浩浩荡荡开进城里召开批斗大会,将数十个工商地主公开批斗,当场枪毙7人,没收全部财产,并抄没其他地主的地契丶衣物和其他财产无数。(注: 《汤阴城乡联合开展“一锅煮”》,《人民日报》1947年7月5日。)

东北双城也是放手让农民夺取浮财,于是“四乡农民结队成群手执扎枪,进城起运浮物,每天总有几百辆大车从四门涌进涌出”,“全县卷入这个斗争的村屯达70%以上,取出浮物底财总值共约二十万万零五百万元”。(注: 《领导放手群众放胆,取出浮物二十一亿元,双城月来十分之七村屯卷入砍大树斗争,《东北日报》1947年7月18日。)山东聊城农民受到区批斗大会的鼓动,先是清算了大地主300余家,后又分别联合周边村庄举行,“五六天光景即将头等地主斗了一遍”,然后“到处点火,村村冒烟”,“十天到半月又将大小地主扫荡一遍”,取得大批土地财产。(注:《聊城土改野火燎原》,《大众日报》1947年6月18日。) 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丶富农和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丶献地丶献东西。(注:张可盛丶殷华:《黄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山东党史资料》,1990年第1期。)

由此所带来的,是逃亡现象大量发生。最典型如山东根据地,因为普遍乱打丶乱抓丶乱杀及将地主丶富农,甚至中农扫地出门,导致大批受到冲击的地主和农民举家逃亡。仅胶济线东段四五个县,就有十万多人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乘机将逃亡的地主分子组织起来,组成武装还乡团,进行报复。8月,乘着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胶东之际,地主还乡团在潍北丶昌南丶平度丶莱阳等地杀害中共党员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16177人,造成根据地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注:曹亚东:《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土地复查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及其原因和教训》,《山东档案》1996年第1期。)

第四,许多地方贫农团代替了党的领导,而有些贫农团被地痞丶流氓丶勇敢分子所把持。1948年2月8日,习仲勋就土地改革问题,致电毛泽东。其中提到:在老区不能坚持贫农团领导一切的方针,因为老区的贫农团很复杂,有的是由于地坏丶地远,或人口增加,经济困难;有的是遭到灾祸,生活下降;有的是因为吃丶喝丶嫖丶赌,不务正业而致贫。这种贫农团在老区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

内战打到1948年,解放军开始战略大反攻。辽沈战役1948年9月12日开打;淮海战役1948年11月6日开打;平津战役1948年12月5日开打。这时,中共需要一个稳定丶繁荣丶安全的后方。而暴力土改制造了大量的破坏,赶跑了大量中农,很多人离家流亡,使农业停滞,土匪猖獗,人心流失。于是中共中央不得不对土改大力纠偏,纠正左倾盲动。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中央的政策,一共讲了6个问题。任弼时的这个报告是中共纠正土改左倾错误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土改运动再评说--党史频道关于斗争地主富农,任弼时反对不讲政策,“扫地出门”丶乱打乱杀,而主张给出路。任弼时这样分析:我们对地主的阶级剥削制度是采取消灭政策,但对地主个人则不是采取消灭政策。对一切地主除少数汉奸及内战罪犯经法庭审判定罪者外,均应按土地法大纲分给不比农民多也不比农民少的土地财产,强迫他们劳动,改造他们。因为地主在参加劳动后,是不小的一批生产力,我们不应当抛弃这批生产力。还因为如果我们不分给以必要的土地财产,他们就会去抢丶去偷丶去讨饭,弄得社会不安,农民反受损失。

在报告中,任弼时分析了侵犯中农利益,排斥中农的危害性,指出:“侵犯中农利益,必使中农动摇,甚至可以被地主富农利用,而使贫雇农陷于孤立”。在土改中,我们一方面必须依靠贫雇农,同时必须“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才能把事情做好。”

接着,任弼时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团结中农的重要意义,说:“在过去打日本时,中农出力出钱不少。他们打日本是有功劳的。在现在打蒋介石时,也靠他们出很大部分人力和粮食。现在我们的解放军中有30%到40%是中农。如果我们破坏了中农的利益,甚至与他们对立起来,那就要使我们在战争中失败。”“要团结全体中农,首先要作到不侵犯中农利益。”

任弼时还阐述了纠正偏差的办法:改正定错了的阶级成分,退还或补偿中农被没收的财产;在平分土地时,必须和中农商量取得其同意,如果在动富裕中农的一部分土地,而他们自己表示反对时,就应当向他们让步;在分配果实时,也应拿出一部分分给中农,以照顾团结;办事吸收中农参加,尊重中农的意见;公平合理地分配各种负担。任弼时要求,纠正侵犯中农利益问题,“必须是公开的纠正,必须使一切人都知道,应当在报纸上发表。”

任弼时的上述论述,是当时中共中央关于土改政策问题最全面丶系统的论述。毛泽东十分重视任弼时的报告,亲自修改补充定稿,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并批示新华社:“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刊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

任弼时的报告下发之后,成为土地改革的政策蓝本,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员作新解放区土改工作报告时说:“这些问题,都涉及政策和策略。要全面用心研究毛主席的《新区土改要点》,任弼时同志的报告,这两个文件基本上可以解决新区土改问题。”

刘少奇也说过:“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一九四八年中央重新发表一九三三年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和任弼时同志的文章后,各地土改才逐步纳入正轨。”

这些文件下发各解放区后,中农情绪逐渐稳定,生产积极性增高;破坏工商业的行为得到制止,解放区经济的正常发展得到保证;乱打乱杀现象得到遏止,农村过度紧张的阶级关系有所缓和,社会秩序渐趋稳定。总而言之,任弼时的这篇讲演与毛泽东等为中央起草的若干党内指示,成为了纠正解放区土改“左”倾错误,成为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土改““行动指南。(注:以上来源《中华魂》2018年第9期)

四丶1950年以后土地制度的演变

1949年中共夺取全国政权,蒋介石败走台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1953年,土改在全国新解放区全面铺开。这时(和平时期),人们以为会进行和平土改,但错了!1950年后,中共推行了暴力土改。

如果说暴力土改,是为共产党全国夺权所需的话,那麽,在共产党掌权的1949年之後,就完全可以通过立法和执法,达到土改「均贫富」的目的。并使农村中的精英力量地主阶级在发展农业生产中发挥巨大作用。在1950年6月全国政协大会上,讨论《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而一定要组织农民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夺取土地。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刘少奇在中共八大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丶“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而是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於是广大的农民就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中共看重的是“土改是一场阶级斗争。”实施的是斗争哲学。

土改回忆,“斗地主”从来都不欢乐-WeThinker-财新博客-财新网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1950年在广东领导土改运动时,就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结果,广东土改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51年11月,毛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将陶铸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他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而后陶铸跟风,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後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无辜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画。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据估计,杀人达几十万。而这些被杀的人,没有一个属於“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人。

据剑桥中国史估计,中国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地丶富在土改中死亡。

土改是不是达到农民翻身做主,改善农村的目的呢?按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土改后本应用三丶四十年的时间,保持农村现状,使有了土地的农民发展生产,以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教授在近半个世纪後回答说:“农民在土改中分得的田地,又被毛泽东以合作化丶人民公社化的名义要了回去,时至今日,农民仍然没有取得土地的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陆的土地革命并没有完成,这是造成今日中国大陆‘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共靠土改,推行“耕者有其田”,得到亿万农民支持,夺取了全国政权。政权到手后,却马上把分给农民的土地收了回去。农民整个被耍了。农业合作化与全国土改几乎是无缝衔接。全国最后阶段土改的时间是:1950年—1953年。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叫“农业合作化运动”,仿照苏联建立合作社,从1951年12月就开始了。1949年10月1日后,中共中央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了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丶方针和政策。农业合作化运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第二阶段是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在全中国普遍建立和发展“初级社”;第三个阶段是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发展“高级社”,这也是推动农业合作化最快的时期。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丶“初级社”丶“高级社 ”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总数达到:96.3%。广大的中国农村成了“耕者无其田”,而不是“耕者有其田”(注:此段的时间丶年代丶数据引自新华网《农业合作化运动》2015.5.19)

到了1958年,毛泽东要与苏共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争当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于是急于赶超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农村搞起了“人民公社”。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河北丶河南丶山东时,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丶农丶商丶学丶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之后,农村人民公社在中国大陆迅速推广丶兴盛。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典型的人民公社由几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有的公社像「区」那麽大,较小的大致相当於一个「乡」,有4丶5千户。公社包括地方政府的各种职能,包括公安丶贸易丶财政丶税收丶会计及计划工作,都受中国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在人民公社内,农民的衣食住行都在公社控制之下,公社是农民政治丶经济丶社会生活的实体。自留地被收回,私有物件小至锅丶盆丶桌丶椅都要交公。所有劳力都受控制,每人每月要工作28天,妇女也要工作,儿童都送去日托,以提高工作效率。农民一度在大食堂吃饭,企图建立按需要免费供应食物和必须品的制度。中共期望能唤起农民的主动精神,建立自给自足的社会基层组织。这一套完全是空想。万里曾说,“公社就是‘劳动营’。”一语中的。公社就是由中国共产党全面控制的 “劳动营”, 农民成了国家的农奴。农民彻底失去生产资料(连自留地也被剥夺),甚至失去生活资料(砸锅拆灶,吃食堂,大锅饭),农奴们完全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加上“一平二调”共产风,农村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1958—1961年,农村饿死了3600多万人(据杨继绳:《墓碑》)。这就是刘少奇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的而被毛所记恨的“人祸”。但是刘少奇当年并没有把“人祸”的原因说透。

物极必反,经过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跌倒崩溃边缘,直到1978年,历史发生了大转折。农奴们为着生存,对现行“劳动营”制度发起了挑战。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在会上,生产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透露。”在1978年,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地向人民公社制度挑战的伟大壮举。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分田到户,立杆见影,生产力获得解放。

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来,在关于农村的文字中,“包产到户”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也是常被质疑和批判的。即使在小岗村获得丰收的1979年,批评“包产到户”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和邓小平对这一举动表示大力支持,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读懂中国四十年变迁的五大问题- BBC News 中文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丶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自此,中共为“包产到户 ”正了名。此后,中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

1982年元月元日,一夜之间,中国农村又回到土改结束的1953年,时间倒退回29年。农村包产到户的实质是分田单干,正如毛泽东在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批判“包产到戸”是“单干风”,反证了"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当年毛谈“包”色变,一刀见血:“包产到戸”是“单干黑风”, 全党全民皆知。到了八十年代,“包产到户”风行全国农村,所谓承包土地即是给予了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而经营权来源于所有权。中共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倒转了,确认了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但不提所有权,不好提嘛。实质上承认了农民对土地的实际控制权,此即羞羞答答的所有权。因此才可以有承包者后来对土地的出租权,即所谓的“土地流转。”香港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五常认为,内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质是分田单干,承包土地是承认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共始终不肯公开承认农民对土地的私有产权。但却公开承认一些大房地产商对大片土地的私有产权。笔者甚至听京城房地产界的朋友说,现在买通官员的手法高级多了,把一片地的所有权转让给某某人的子女名下,就OK,什麽都搞定了。

邓小平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理,土改之前的地主,不就是靠辛勤劳动,在农村首先富起来的精英们吗?但是这个道理如穷追到底,中共的意识形态便更无法自圆其说了。

启蒙时代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约翰.洛克有一句至理名言:“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约翰.洛克的名言已被中国百年现代史所验证,特别是被三年大饥荒和文革大浩劫所验证。

2021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