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田:中共党员确应学习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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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理由相信,“习近平新时代”不全是要重建乌托邦,更多是要掩饰内政的任性,无能,混乱和民心再也回归不了从前。此前提下学党史,已然再用巫术治国。依我个人愚见度之,应考虑到中共还能撑个三五年或八年,是因它掌握的资源使它们仍存在一定底气,另得力于虽人心不古但仍能让大多数人苟活得下去。这个时间表的依据是:房地产崩盘将是第一波爆炸,失业半失业率达到30%以上是第二波爆炸,钱如纸是第三波爆炸,姑且不计入外部尤其台海因素。此实为经济全球化特别入世替中共延寿了十年八年。

看来,习总病急乱投医了。真实的中共党史是不能说不能学的,副作用太大。习总正确的做法是睁只眼闭只眼,玩模糊。因为真实的中共党史就是一句话:毛泽东可以是朱元璋,邓小平可以是朱棣,习近平只能是朱由检。如果说这里面还有什么密码,那就是时空变短了变窄了。旧时空使朱棣和朱由检相隔了两百年左右,新时空将使邓小平和习近平很难相隔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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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共迎来了建党一百年。此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9000万党员学习党史,用意不言而喻:缅怀奋斗史,勇闯新征程。
不过,中共的宣传部门何时停止过此类学习活动?今由最高发话,不免让人疑惑,背后的原因是否效果不太理想。果如此,那就只能是已知党史不咋样,让党员提不起劲,甚或就是伪史。中共党员也是人,渴求真相,总归是人的权利与本能。

 

中共历史的真相

那么,中共党史乃至共产党源头,真相到底如何?

从莫斯科大公国站稳脚跟,到罗曼诺夫王朝终结,也就是约五个世纪。毫无疑问,这块土地不可以与中国比历史久远。期间,这块地跨欧亚两洲的荒凉草原逐渐开化成了俄罗斯帝国,离不开两点:1、传统的血与火的无情兼并与征服。2、东正教的教化逐渐形成了文化凝聚力。后者成了斯拉夫人将目光主要投向西欧而非中国的历史根由。与此相对应,便是西北欧人长时期不看重俄罗斯。这样的文明偏差,同样发生在漫长岁月里中国与周边小国的身上。

俄国贵族大力推崇西欧文明,与叶卡特琳娜女皇有重大关系。这位生长于德国的女皇,聪明,能干,极富人格魅力,很快倾倒了莫斯科上层社会。此风影响了德国成了莫斯科的焦点,正如日后的美国成了世界的焦点一样。

卡尔·马克思是犹太人,生长于德国,其前期学术思想主要承袭了德国学者,首推黑格尔。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吸引了列宁,德国二字和犹太人独特的思维应起了微妙作用。正如法国大革命一方面悲剧频仍,另一方面它摧毁旧制度的空前力度,影响了马克思一样。事实上,列宁的革命活动颇受德国皇室重视,给与了列宁庇护和资助。固然,德国皇室的目的可不是让列宁日后掌了权来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让莫斯科新政权亲德,再现女皇时代的俄德关系。

列宁选择马克思作旗帜,而不是选择歌德或黑格尔作旗帜,首因他作为学者型革命家需要结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在那个时代,歌德的人文理念在哪里都行不通,靠温文尔雅的作风可干不成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黑格尔也不行。此人的话晦涩难懂,学究味与草原民族的粗野奔放性格天生不相容。次因马克思学说自身就是社会的叛逆加激情体现,于革命事业合适不过。因此,他倡导的社会主义是否科学是其次,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本身还是基督教的近亲,与东正教也就谈得拢。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天堂美景的召唤,迎合了俄国千百万疲惫劳工渴盼去天国享福的夙愿。关于“无产阶级还要解放全人类”的号召,肯定超越了基督登山宝训,但要完成如此宏伟使命,只能是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后的事儿。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区别似可以精炼为一句话:马克思的目的是做新基督,列宁要做掌控灵肉两界权利的新教皇。

很不幸,马克思的希望难实现,列宁的追求也会落空。是因时代变了,大航海的目标是滚滚财富,现代工商业更重视人的精明而不是阶级斗争。

当然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人类属于奇特生物。人类是否如达尔文所称由猿猴进化而来,不是拙文讨论内容。有一点却是真实的,灵与肉的存在,搏杀,磨合,穿越了时空。这一点一样适应马克思和列宁,在他们人生的大多数场合,灵也得服从肉。事实上,他们一生都离不了金钱和女人。

这个无奈又无情的现实决定了任何一门社会学说,都只能是个时代现象,予生活的建设性作用从来不宜夸大,无权自称足以指导未来生活的科学。作为学术尚且如此,若实践中异化成了借用钟馗打鬼,便更加不消提了。

马列学说与共产党实践走得就是这条路。其实只谈学术,马列学说也鲜少新意。那不过是受到了十八九世纪乐观主义的影响,所冒出来的一股自以为是的思潮。由于深信人定胜天,马氏一生笔耕不止,勤奋堪敬,构织了一个由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几乎无所不包的思想大体系,却留下了一个大漏洞,便是他的作品里,见不着对深不可测的茫茫宇宙应有的敬畏。这一来,他的大体系就只剩下了经济学与社会学。如何解释,解决这两个领域纷繁庞杂的难题,他的办法是用“阶级斗争”这把钥匙去打开所有的门。这个发明很对列宁的口味。结果是列宁和俄共用这把钥匙去开门,照例都会把锁芯撬烂。

但列宁仍自称共产党的行为将通向大爱和至善,尔后,至少中共,柬共也是这样鹦鹉学舌,但这是丛林法则,不是文明守则。

因为便是至善正教,也是既要关注尘世苦楚又要与俗界权利特别专制权力保持距离。基督教是因不接受罗马帝国暴政而被称道的,但是中世纪的教庭又使欧洲陷入了黑暗。它再度回归正教因了宗教改革,从此政教分离。中国的儒学,儒教也如此。它作为学术,屡谏当权者行仁政,很可贵。当它成为帝师,它的君臣父子就成了杀人不见血。伊斯兰教光看教义并没得讲,那帮宗教警察的行为可不敢恭维了。佛教亦不例外,观音的慈悲有目共睹,法海去强拆人家的好姻缘就过了界。社会主义很丰满,对它提点意见就该坐牢,杀头吗?可见,没有民主,人权,宪政,再好的口号也会变异为伥鬼。

不过作为俄共养子,中共与俄共有同也有异。

如上所述,俄共问世基本上属于时代必然,是一条大河于山洪爆发时期穿行峭壁时溅起的污浊浪花。中共问世属于半必然半偶然。只要俄共未能夺取政权,当时这个可能性并不小,中共问世的概率不会大于30%。

很简单,布尔什维克党未夺取政权前,只一个财力自身就难以为继,需要德国的金马克,它拿什么来资助中共?

但俄共既已革命成功,共影响便会通过各种途径传来中国,也就势必引发中国某些知识分子注意。而此时中国,新的民国并谈不上巩固,定型,国家前途的不确定因素相当多,突出如军阀割据和混战,尤其国力贫弱,现代工商业也就是在沿海一带起步,国际形势险恶,遂导致了激进知识分子的不免病急乱投医。面对崖山以来文明活力的再三衰竭,百年来的政治腐败无能,汪洋大海般小农的愚昧,只要不免病急乱投医,就一定会涌现越来越多的投机分子。这些投机分子或野心家,并不全是个人品德卑劣问题,而是不乏其人不这样做便无从出人头地,掌握不了一定资源想干正事也干不成。这情况有点类似于改开后很多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曾经的“臭老九”身份和家庭苦难使他们未必想入这个党,但不入这个党就出不了头就一定会报国无门。早期同意接受共产主义,让中共成为俄共一个支部的那批共产党人,心情无奈的人不在少数。否则,后来退出中共的人不会那么多。然而这却是知识分子常见的自视甚高实为幼稚,因为往往上船容易下船难,尤其当你上的是黑船。此外,加入了共产党便有活动经费还可望养活一家人,这对于一些不屑于干贱活雄心大自身又少出头机会的年轻人,便是一个不孬门路。有理由认定,毛泽东就属于这类人。所以,有了革命成功的俄共,中共问世的概率便很大。

不过,迄止孙文联俄容共,这个三四年的中共整体上理想成份占上风。它有了江湖帮派色彩,是因既然靠卢布存活,便拿了人家的手软,只能让渡相当的国权思维于“世界革命”的大帮会思维。但也算不得已经上了“梁山”,因为苏共尚未强令中共马上就去杀人越货交投名状。这个三四年,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对苏共虽颇有微言但也不是很反感,反映了苏共与中共虽是“父子”关系,但“亲情”成份暂且大于利害成份。

是孙文的联俄容共帮助了中共成就了小气候。国民党渴求苏援,理当给苏联面子。突出的例子是把个才学平平但善投机的青年周恩来一下子抬上天。孙文不可挽救的误判在于小看了中共的品质尤其潜力。他长期在海外,熟悉华侨情况和爱国情,却不了解中国农民普遍的真实心态。不是说那个年代的华侨有多高的觉悟,但普遍具有那个年代仍可贵的国权思维和初步现代化概念。中国内地的农民信奉的仍是皇权观念下有奶就是娘的人生指南,一样向往舒适的天堂生活,后者与共产党主张不是因果关系,而是一拍即合的关系。当孙文去世,不愁卢布又有了名头的中共果然如虎生翼,其在两湖地区掀起的农民运动狂潮,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中共也从此骑虎难下了。手上有了血债,交了投名状,逼上了梁山,理想就只能丢一边了。当南京,武汉皆清党,中共就只有二选一:1、宣布解散,全体自首向政府领罪。2、索性叛乱到底,宁可把中国抵押给苏联,只要能倚仗苏联建立一个新朝。

中共性质全变当自此时始。陈独秀不再相信苏共和中共,他作为根本上属于民族知识分子,但又主导了建立共产党,作出此痛苦决定,非常人能体验其心情。尔后,张国焘叛党。再往后,陈公博,周佛海索性做了汉奸。仅此中共瞒不住的四人的悲欢人生,便足以证明中共史就是一部江湖帮派的成王败寇史。因为建党的十二名代表,无疑是这个党精英中的精英,此四人便占了三分之一比例。至于建政时已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硕果,人所共知。其余六人呢?多数仍健在,何以不出山,不能说他们对中共早寒了心,但说他们早灰了心,应是实情。这情况实在不匹配中共的伟光正。

再看二十二年中共的武力夺权史,南昌暴动标志着中共独立掌握武力从此开始,此事,中共没有说谎,但此次暴动以惨败告终,苏共也鞭长莫及。此后,党军一体化,也只能如此。红军在江西和大别山区以及湘西与陕北的存活乃至发展,其中毛泽东在江西的作用被尔后的御用文人明显夸大。因为此六七年时间内他并未现身其它战场,那么其它地区红军也能存活乃至发展,原因就不能用毛泽东的军事天才解释了。实际情况是,红军就是旧式农民起义队伍,沿袭的也是农民武装造反的套路。反过来说,红军还只能这么干才可能有出路,这就是国情。当时,南京政府只是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军令,政令能畅通的只有四五个省,大多数半割据省都以自保为优先政策,这种情况下红军的存活要比李自成,张献忠的队伍的存活相对容易。当然,那些省份也会不希望红军势力太过扩张。此事说明了两个问题,1、红军确实抓住了当时民国政府的软肋。2、象大多数农民起义队伍一样,如果不发生重大突变事件,红军尽可以闹腾上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最终难成大气候。二十世纪东南亚很多的共产党国家就是这情况。尤以缅甸的情况突出。

当然中共此时也不全是枪指挥党。周恩来从上海来到江西就拿了毛泽东的兵权,是个很好说明。究其实,不是中共对红军有多大感召力,而是红军惹不起大靠山苏联。其实,党军一体化,或军党一体化,本来就不必分彼此。所谓党指挥枪,无非掩饰中共和红军的关系,就是拜上帝会与太平军的关系罢了。此种多此一举是为了服务于政治正确。另者,这样做,不排除还有照顾非军队系统官员情绪的考量。而无论怎样玩弄词汇,都掩盖不了红军就是一支素质低劣的农民造反队伍,中共上层成了军阀集团,正如尔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就是一个政教合一体制加军政府一样。

从江西大逃亡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本来已经山穷水尽。所谓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确有可信成份,但主要是毛泽东延安得势后,为了突出毛泽东的宣传。当毛泽东正要携残余队伍借道新疆避难于苏联,意外通过民国报纸得以获知当地有支红军小队伍仍幸存。正是此天助,使中共和红军栖身得到了喘息机会。此事颇具戏剧化色彩和效果,但不能成为中共伪光正的证明。一是获得了喘息之机不等于峰回路转,二是自己狠狠地打了自己的脸,因为揭穿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北上抗日”的西洋镜。

西安事变最后和平解决是件大好事,背后的内幕却暴露了无论苏共和斯大林,或中共与毛泽东,心目中都没有中华民族的位置。而且,中共和毛泽东更目光短浅。现有资料表明,当时,延安是力主公审蒋介石的。果然这样做了,中国马上就会四分五裂,日后日军侵华只消各个击破便不难征服全中国,中共及红军也不可能幸免。中共和毛泽东的“英明”去了哪里呢?诚然,苏共和斯大林力阻延安任性,目的还是为了保卫苏联。事态和逻辑皆摆明,日本征服了中国,就更有实力叫板苏联。不能不说,苏共和斯大林地缘目光远大。中共和毛泽东的表演以及把个罪人张学良捧成英雄,闹剧复闹剧罢了。

我个人愚见,如果不复日本全面侵华,有没有西安事变,中共都会存活下去,除非二战中德军灭了苏联。是历史的吊诡救了中共。苏联不倒,日本的政治、经济、军力又驱动了军国主义势必侵华,便注定了中共的浑水摸鱼和趁机发展,再演绎成了中国的劫数。八年抗战,毛泽东为中共及军队的扩张立了大功,“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即使过上三百年,未来中国人也不会谅解中共和毛泽东的卑劣行为。对此的任何辩护都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如果说抗战前期和中期弱小的中共军队只宜配合正面战场尚有几分理由,那么1943年到1945年,特别日军打通南北交通线的作战时期,中共既已有了相当实力,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对日军大规模作战了。此时仍按兵不动,坐看民族灾难延续,居心何其歹毒。

从抗战胜利到夺取政权,其间也就四年时间便江山易主,当然不能否认中共上下的努力,但决定性因素是苏联与美国的行为。苏联把几十万关东军的装备明里暗里送给了中共,中共即使派个平庸将领去东北也干得出来大名堂。偏生美国并不了解中共底细还自以为是,加上民国党不争气,抗战时的锐气大失,终使中国变作红色。到了这一步,中共便全面掌握了话语权。但时代的话语权不是历史的话语权。仍以缅共为例:如果中共当真去“解放”缅甸,缅共及武装一定会迅速壮大,直至建立全国政权。反之,当中共断了援助,缅共及武装便渐成孤魂野鬼,直至需要靠制毒,贩毒为生。今天,它仍是缅甸社会的毒瘤。

红朝自建立中共便很快现出了无能但凶残的原形。“抗美援朝”,堂皇理由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但上层竟无人正视把半岛从日本人手里解放出来,是同盟国的力量。金日成挑事,从性质上讲已非内战,而是向“四强”挑衅。必须先把这个大前提搞清楚。斯大林意识到了这一点,毛泽东和同僚却无一人拥有应展望至少三十年的世界眼光。仅此一点,便预告了中国从此被中共的任性绑架。

至此,中共党史有了新的内容。分期的话,似可以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七十年两个阶段,或叫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当然,和平时期又可分为政治浩劫阶段与改革开放经济建设阶段。平心而论,中共的前三十年还是有几个地方可供小说家圈点,写出几个象样的故事。1、最初四年,那几十几百名活跃分子不失为愿景良好,鲜少恶念。2、红军队伍里不乏乱世中凄美的爱情故事。3、出色的统战和特工成绩。4、士兵的吃苦耐劳品质。毕竟,中共中下层大多数人的行为属于被裹挟。仍是民众一份子。但是,小说家的素材不足以成为史家依据。马列主义充其量是不幸尘世的一个逆反心理的产物,属于用一个错误反对另一个错误。它决定了共产党自问世就不属于现代文明大潮流的建设力量,中共尤其如此。一党私利压倒一切,手段凶残无以复加,是中共的基调。此一基调借助于政权力量,得以迅速放大,扩张,蔓延,在反右到文革的二十年间上演得淋漓尽致。

建政后的前三十年中共党史该怎么写,怎么学呢?我度习总书记也未必胸中有数。此三十年除了党的领导没变也不允许变以外,其余的皆被它自己给颠倒了过来,这一事实本身就回答了这个三十年极不光彩?难不成叫党员们又去学习搞土政、搞镇反、搞反右、搞三面红旗、搞两次庐山会议、搞文化大革命?什么日用品都要票证、读《金光大道》、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所以,还是不提不学了吧。

孰料改开四十年的党史又成了不好写不好学。总不能让9000万党员天天抄写背诵干巴巴的GDP数字吧,何况明眼人皆知那里面少说掺了30%的水。那么学什么呢?能学军队六·四大开杀戒吗,能学几十个大家族垄断国有资源吗,能学官官相护共占情妇吗,能学武汉封城前后被密封的各种资料吗?还有,能学台、港和美帝反共的真正内情吗?当然《人民日报》上的社论不能不学,只可惜那些编辑今天一睁眼就不记得昨天说了些什么。中央党校的课程肯定权威,怎奈那里竟是培养贪官老虎的课堂。这一来,学什么呢?其中尤以“习近平新时代”的八年令世界瞠目。大机器生产和世界贸易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终使生产力巨变。没有它,不能想象今天的人均寿命提高和物质生活进步。今天的数字互联网一定会要更深刻地改变世界,促成这个星球文明在灵与肉上的开始契合,逐渐消弭民族主义,国家主权对人类的绑架。对此,习时代分明在反其道而行之。他是不懂新事物的意义,还是非要让中国与世界为敌或让中国隔离于世界之外?这可不是小事。这样的“光荣史”万万不可学。

关于改开改变了中国的贫穷面貌,民众的生活得以改善和提高,委实不假。但这是中共的功德么?如果经济发展是中共功德,那些发达国家的执政党岂不个个的功德更无量,世界有这个说法吗?实际,中共的作用就在于较之政治浩劫阶段,它的大规模犯罪行为收敛了一点,由疯狂转为了讲点理性,如此而已。它自身并不从事生产,它总不能说十几亿人的血与汗,国际资本、知识、自然资源这些生产要素,是共产党发明出来的吧。如果上述种种生产要素确是中共发明,不但中共党员应学这一页党史,而且十几亿人都应感恩中共。

再次平心而论,六四前十年特别“四根棍子”之前的六年,在中共党史上不失为亮点。那是个确存几分希望的短时期。可惜当时理解胡耀邦、赵紫阳的人太少,六四后当改开注定了凶险莫测,谅解和拥戴邓小平的人反倒越来越多。从根本上上讲此为中共本性与中国劫数共同作用使然。朝野竟鲜少人正视东邻镜鉴:它脱亚入欧应肯定,一见国力发展便得意忘形。今天,中国很大程度上在走当年日本的旧路。可怕至极。于是,曾经的亮点实为昙花一现。中共百年史,满打满算也就十年,从1921到1924,从1979到1985,可归于常态,余皆为病态。

有理由相信,“习近平新时代”不全是要重建乌托邦,更多是要掩饰内政的任性,无能,混乱和民心再也回归不了从前。此前提下学党史,已然再用巫术治国。依我个人愚见度之,应考虑到中共还能撑个三五年或八年,是因它掌握的资源使它们仍存在一定底气,另得力于虽人心不古但仍能让大多数人苟活得下去。这个时间表的依据是:房地产崩盘将是第一波爆炸,失业半失业率达到30%以上是第二波爆炸,钱如纸是第三波爆炸,姑且不计入外部尤其台海因素。此实为经济全球化特别入世替中共延寿了十年八年。

看来,习总病急乱投医了。真实的中共党史是不能说不能学的,副作用太大。习总正确的做法是睁只眼闭只眼,玩模糊。因为真实的中共党史就是一句话:毛泽东可以是朱元璋,邓小平可以是朱棣,习近平只能是朱由检。如果说这里面还有什么密码,那就是时空变短了变窄了。旧时空使朱棣和朱由检相隔了两百年左右,新时空将使邓小平和习近平很难相隔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