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瑶:庆百年,别忘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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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劳教极右派 王书瑶

我在1955年考入北大物理系,入学就让我担任团支部宣委,一年半后又被同学们选为团支部书记,后又改为宣委,直到我当了右派。

 

2957年北大519运动开始之后,我也很关心大字报,不过,我对其中所说的消极现象却不认同,原因是,我家生活是天天向上,我以为,我的前途一片光明。

不幸的是,5月25日,公告栏上贴出了数学系两位助教:任大熊和陶懋颀合译的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做的“密秘报告”的摘要。这下子不得了,世界在我的心中一下子翻了一个个:世界不再是那么美好,相反,却是非常昏暗。

斯大林在中国,一向被称为“慈父般的领袖”,他是伟大的,就他这样的人也能在个人专权的情况下犯错误,可见,个人专权是危险的。

但是,直说个人专制独裁,不易被人接受,而且太剌激。我就想到了“高度集权”一词,我认为需要人们警惕,于是,我就写了“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大字报。我把它贴在16斋的南墙上。

这一天是六月一日。

16斋的南墙不是显眼的地方,但是,贴出的第一天,就有人来找我:他们要办一个刊物:“北大的大字报选”,约稿。于是,我就复写了三份:一份给他;一份留底;一份贴在大饭厅的南墙上。

不久我就发现有人用相机对这份“小字报”拍照。

到了2021年,上海交大的右派份子施绍箕,说我是1057年的“吹哨人”:发出警告,不要高度集权。

我们只引用其中的一小段,代表这篇大字报的观点。

“斯大林的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在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

“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终于按捺不住,发表了遗臭万年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引子是北大学生杨秉公(?)写给卢郁文的一封信,杨骂卢无耻,“人民日报”就问杨这是“为什么?”然后就引伸开来,指向全国所有的右派。

随即,就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

我不知道这个反右派运动应该算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是1960年吗?还是1979年?

到今天,中国就再也没有右派份子了吗?

 

“右派”一词也就在这里提出来了。

右派一词,是民主建国会的司法部长史良先提出来,还是何香凝先提出来的,现在我已搞不清。

总之,不是共产党先提出来的,而是中国的“民主党派”最先提出来的。

他们立了大功。

 

同全国一道,北大也正式开展了反右派运动。

对我,也从“讨论”、“辩论”到“批判”,气氛越来越坏。我则始终不服气,不肯认真的检讨,但是,总这样僵持也不是办法,特别是,不检讨就不让我出校门,我家在北京也不行。大势所趋,我就写了一张“向人民请罪”的大字报,算是服输了。

 

在此期间,他们还请来法律系国际法教研窒主任、二级教授龚祥瑞上阵,对我批判。他先说我的大字报有3600字,像个中学生在分析课文,然后就说我的大字报的观点,是从他的英国老师、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那里抄来的。

鬼知道,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英文我只认得字母ABC,而且,我也无从抄起。

不过,这样一来倒是把我提高了不少。

不过,有头脑的人,都不大相信我能从英国人那里抄东西。

 

写了这个“向人民请罪”就表示我已经服输了。很快就放暑假了。我们都累极了:心累。于是就同同班的五个同学去百花山旅游,三男三女。一路上一个女同学,一直对我示好;九月份开学后,我选学英语,班上一位生物系的女同学,长的很漂亮,令我动心,主动给我讲解英语句子结构,对这些,我只能是佯为不解。

我不敢接受,这会给她们带来恶运:划不清界线。

而且,我知道,我不久就会离开学校。

不忍心伤害她们。

看起来很潇洒,可是心中苦处有谁知?

其实我从大一时就有了一个女朋友,她却已经是中共候补党员了,我被划为右派之后,很快就同她划清了界限,不再来往。

我却直到45岁才结婚,46岁有了一个女孩,别人这时候已经当爷爷了。

 

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们的“劳动教养条例”,其中有一条规定:“对反社会主义分子,得实行劳动教养”,我知道这一条就是专为我们右派准备的。

于是,我就在地图上找寻在什么地方劳教最合适。我发现,青海省最合适。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地形复杂、远离国境,最合适。

我太天真了,不用我操心,共产党从当政那天起,就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了监狱和劳改农场,北京市公安局最大的监狱是半步桥监狱,最大的劳改农场是天津附近的清河农场,这两个地方,我都领教过。

 

2月9日那天下午,我先是在一个会议室核实材料,哪些是我说过、做过的,哪些是我没说过的。然后又去系里签字,“志愿申请劳动教养”;然后又去了校卫队,在那里又在一个印好的纸上签字。

然后把我送上一辆汽车、—囚车。

那里已经坐了十几个人,都在等我,其实我还真挺忙的,还没吃晚贩。

从此,我就一直饿了两个星期,眼睛冒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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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物理百年大庆的时候,系里写了一本纪念文集:“北大物理百年”,其中有两个右派上了名:一个是刘奇弟;一个就是我王书瑶。

胡风冤案,直到1980年才得到平反,1957年刘奇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说“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结果呢,他被判了徒刑,后来瘐死狱中,还没有胡风活的时间长。

王书瑶则是因为,1980年邓小平大人在他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引用了“高度集权”的提法,并且大加批判。他说,高度集权可以形成“个人专断”和“家长制”等等。就是没说它是危险的。同我对高度集权的批判如出一辙。

他作为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对重要的大字报都会过目,更何况,在1958年青岛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们还讨论了“集权是危险的”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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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只工作20年,我还是对科学与民主做了贡献:

1、“高度集权是危险的”,是对民主和政治学的贡献;

2、建立了“无形价值论”,马克思只研究了体力劳动的价值创造,我则探讨脑力劳动的价值创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3、重新给出了赋税定义;用数理方法确定了我国最优税率期间;建立财政运用最大与国民产出最大不相容原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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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不动了,我在2017年得了脑梗死 。

对我的脑力损坏极大,这些年基本没有写作和社交。

写这个东西的目的,是希望中共在欢度自己百年大庆的时候,能给我这个戴了一辈子帽子的又老又病的右派,给予彻底平反,并且给予经济赔偿。

我在1979年就“改正”了,没有道歉也没有赔偿。

 

勿谓不信。(真有病,不要以为说的是假话。)

 

《完》 2021\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