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亚春:半步桥女监札记

0
114

 

◇ 1

半步桥44号里那幢阴森森的东小楼,就像一座迷宫。不大的圆厅,顶棚拉着铁丝网,放射形地通向四五个筒道。每条筒道都有一扇锁着的大铁门。我被送进“13筒”的“13号”,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倒霉的“13”还是双料的。不过,我信奉马列,对这倒不在意。然而一进那牢房可把我吓了一跳。那是间阴暗、潮湿、小得可怜的号子,里面已经关押了五个女犯,一个老态龙钟的女人,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据说她是当年马家军的女特务;另几个横眉怒目的中年妇女,有三个是杀人犯。天呐!这才是真正的下马威。我,十几岁参加革命工作,由从事青年运动到走上大学讲坛,如今竟同敌特、杀人犯关在一起。我盼望审讯,以为审讯时说说清楚就没事了,然而,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没有任何官员问过我一句话,就像是已经宣判了无期徒刑。伴随我的只有痛苦和绝望。

幸运的是几个月后,我被调换了一个监号。难友中一位叫王容芬的,同我一见如故。她是北外德语系的高材生,进来得比我早,知道的事情也多,当然只限女监的事。她悄悄告诉我:“14筒”关押着许多社会名流,有知名作曲家瞿希贤,英若诚的爱人、翻译家吴世良,老干部阮波、刘素心,还有因为贴了林彪大字报而获罪的王藕……小王一口气说出一大串名字,真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她那真挚的感情、乐观的精神,仿佛给我那冰冷的心注入了一股暖流。遗憾的是,有人告密,她被调走了。这是狱方的拿手好戏,只要发现有谁说悄悄话,就会被辱骂,调换监号,甚至给戴上镣铐。

5年中,我被调换了二十几个号子,同狱者40余人,而同牢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便是郁风同志了。

◇ 2

1969年秋天,被关押在半步桥44号的犯人,绝大部分被转移到山西临汾地区。一天夜里,看守命令我们留下的人,从东小楼搬到大灰楼去。不久又搬回来。看守把我送回13筒,打开一个牢号的铁门叫我进去。迎面是一个中年胖子,坐在脏被子上傻笑,顺着她那张紫色肿胖的脸往下看,一双粗大的手,被白亮亮的铐子锁着。看守叫我就睡在这个带铐子的人与另一个人中间,这另一个人就是郁风。

牢内算我共5个人。丁芳是个转业军人。白炎是个文化工作者,著名版画家彦涵的妻子,据说只因为编写《收租院》时搞错了一个数字,就被送到这个鬼地方。郁风没有自我介绍,只说:“就叫我大个吧!”她个子最高,最瘦,两只大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却没有一丝白发,看得出她是个倔强的人,但猜想不到她的职业和为什么被捕。那个带铐子的叫张中一,是个精神病患者,总是一边幻想,一边胡说八道。

七尺床板,睡5个人,挤得很。张中一终夜颤抖,浑身散发出腥臭味,有时她的裤带掉到便桶里又带上床来,尿水滴在我被褥上湿一大片,躲也躲不开。张中一习惯夜里长时间坐桶,便桶距我和郁风的头部仅有一尺远,而床板只有六寸高,她居高临下,如果用手铐砸我们的脑袋,我们就没命了。我曾要求调头睡,但看守不准许。一到晚上,我就担心第二天自己是否还能活着。然而,在生命已经不属于自己的日子里,每天晚上不得不照样躺下去。

几个月后,丁芳、老白相继调走,那七尺床板,睡三个人,显得宽松多了。我和郁风挤到一头,与张中一拉开了一点点距离。她从不与我们说话。说也奇怪,有一天,我和郁风聊起过去北京的东安市场,想起一进门有卖糖胡芦的,还有一种豆类食品很好吃叫什么豆来的,谁也想不起来了,张中一却抢着说,是笋豆。我和郁风大吃一惊,原来她的思维如此敏捷。她也有点小小的艺术天才,用窝头捏成人头,然后用手纸撕成衣服,摆成一排自我开心。人头中,有林彪,有蒋介石,还很像呢。一天,我们正在欣赏,忽然看守拉开铁门直冲我来,骂我捣乱。我心里明白,看守正想找碴儿给我戴铐子呢。当她弄清是张中一的杰作时,只好无可奈何而去。这疯子真有股挺劲,铐子戴久了,双手手腕肿得已发黑紫,出血、化浓,皮肉与铐子粘在一起,她仍一声不响。看守问:疼吗?回答:不疼。郁风常常给洗脸、梳头发,夏天还给她擦身。饭菜都多分给她吃。她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但也有一条好处——不会告密,因此只要避开看守,我和郁风便可以闲聊。

◇ 3

“九大”以后到林彪摔死之前,是监狱最严酷的时期。看守们凶狠极了,刁难和找碴儿骂人,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比资产阶级专政厉害,一点自由也不能给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反革命。

我们的身体被关押而失去了自由,思想却是关不住的,它总是从铁窗里飞出去,寻找人间的温暖。

“铁窗三尺观天色,铅字六版系人间”,是郁风当时写的一首诗中的两句。牢房里的铁窗有三尺宽,二尺多高,玻璃全抹上白漆,不准往外看。经过风吹雨打,白漆有脱落处,隐约能看见外边的柳树发芽和凋零,麻雀和啄木鸟以及天气的阴晴雨雪。“铅字六版”是指《人民日报》,我们每天一字不落地读完,从中感到自己在“阶级斗争”的特殊角落里还活着。

狱中分大小灶两种伙食,住单人牢房的吃小灶,每日三餐;住大号牢房的吃大灶,每日二餐。我们都是吃大灶,玉米面窝头限两个,白菜或萝卜一碗。早餐上午九点,晚餐下午四点,中间相隔八个小时。冬天,饱尝挨饿受冻的滋味。为了活命,早餐时偷偷留下一块窝头和一杯水,塞在被子里,中午偷偷吃上几口充饥。每周改善一、二次生活,馒头或米饭,菜里有点肉末。就是这样,还不时受到刁难。郁风挨骂最多了。她的假牙被前个牢房的难友倒在马桶里扔掉了,她没有上牙吃饭很困难。她并不娇气,大口大口地吃,但毕竟吃得慢一点。看守常来找碴儿,厉声挖苦说:“你还想使用刀叉吧?还想过资产阶级生活吗?告诉你,这是监狱,在这里就得脱胎换骨改造!”

大概是为了让她作脱胎换骨的改造吧,往往最可怕的差使会落到郁风头上。记得1970年冬的一天,郁风突然被看守叫去,过了好久才满身泥污回到牢房,人已经疲惫不堪。原来隔壁的号子里关着个被诬陷入狱的年轻女同志——田淑敏,她在巨大的压力下精神失常了,日夜叫喊着要吃花生米。终于有一天那凄凉的喊声停止了——她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来的是满地的尿、满墙的屎。郁风就是奉命去清扫这个号子的。

1971年春天,我们奉派去14筒提水。长期不活动,提一桶水相当吃力。郁风见前面的人,边走边左右摆动,走得快而省力。她也学着摆动,反而坏了,刚一摆动身子就向前直摔下去,脸朝水泥地倒下了,一桶水洒了一地。我在她后边,马上放下水桶去扶她,看守尖叫一声:“不要管她”。她站不起来,我扶她靠在墙边坐下,发现她的颧骨全青了。她睁大眼睛说:啊,啊,怎么啦?回到牢房后,她的嘴角还在淌血。不一会儿,颧骨肿起来,由青变紫。大约一个钟头后,她清醒了,方才发生的一切,却不曾记得。她不发牢骚,也不哭,好像什么事也未曾发生过。看守又来了:“你,方才听到什么声音啦?”这显然是来调查她摔倒的原因,或许怀疑到与听到什么声音有关系。我猜想可能是指什么热人的声音,哪里想得到,她的丈夫黄苗子此刻正关押在我们楼上的单人牢房里。郁风回答看守:“没听见!”的确,她什么也没听见。他们夫妻近在咫尺,相互却全然不知。

郁风忍受着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却从不流露内心的悲伤。她懂得,在那个不同寻常的角落里,只能鼓励难友充满信心,争取活着出去。

◇ 4

1970年冬的一天,铁窗外飘着雪花,牢内阴森昏暗,我全身裹在被子里还是冷。一时间思绪万千,我怀念两个年幼的儿女(大的13岁,小的12岁),他们的父亲在我入狱前已被关进“牛棚”。两个“孤儿”靠我留下的几百元钱的存折能活多久?此刻他们又在哪里?人间地狱两不知,何时是尽期?我哭了起来。郁风同我并肩坐着,劝我要想得开,她说:“眼看没有路,又有了,而且比以前的路更好。”她的话,当时给了我战胜恐怖和绝望的勇气,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后来,每当我的心情痛苦的时候,总会想起这句话。郁风从不讲她的身世,甚至连她的姓名也没有透露,但这句话,反映出她政治上的成热和远见,也可能这就是她自己半生经历的总结。

郁风常常面无表情,显得冷漠,然而她感情是那样的细腻。1970年11月26日,我41岁生日那天早晨,郁风拿出一盒留兰香牌牙膏,请我使用,以表示她对我生日的祝贺。这袋牙膏她已经买来多天了,这会儿我才明白她为什么一直没有用。

一次改善生活,郁风在菜里偶然发现一块桂皮。她把桂皮磨成两个半寸见方的线板,她和我各用一块。这成了我们苦中开心的珍品。我用旧布缝个针线包,郁风给我绣上:“70·9·23日”几个蓝色字。这件珍贵的纪念品,我带出了监狱,一直保存着。

和郁风在一起,我感受到一种可贵的心灵上的温暖。然而,她就没有什么忧伤吗?不,一次,她收到一包衣服,都是破旧的,有的还被老鼠咬了,袜子也不成双。其中有一件深蓝色开丝米的男式开口毛衣,她已记不得何年何月是谁的。它几乎碰不得,一碰就是个窟窿。我叫它是长命百岁(碎)衣。她分析,家里可能是没人了,或者早被封了。

就是这天晚上,头上那盏长明灯,仿佛格外的亮,照得人合不上眼睛,我又想起了孩子们。想着想着,回头一看,郁风也在偷偷地流着泪,说:“孩子知道我在这里就好了,可他们不知道我在哪呢!”是啊,她思念孩子,更思念80高龄的老母。她告诉我,她每月给母亲存钱,已经存了2000多元,存折被造反派勒令交出去了。她此时此刻的心情,正如她后来在《我的母亲》中所写的那样:“最折磨我的也是无穷的思念。我想念孩子,但我想他们会经受住锻炼,他们还有未来。只是一想到娘……我就忍不住要哭,每当黄昏,我放下书本,凝望着高高的窗外一小块天空,叫声:娘!我还能见到您吗?我甚至不能知道娘是否还在人世……”

◇ 5

郁风顽强地克制自己,白天从不流露内心的苦痛。她喜欢读报,读得有声有色,有时读着凄着笑出声来。无报可读时,就背《矛盾论》、《实践论》,甚至背各国首都的名称。她可以把《毛主席诗词》一字不漏地背出来,还用牙膏皮当笔,把那37首诗词写在手纸上,做成卡片。她带着我每天从头到尾背一遍。默默地背诵,小声地吟唱,这是我们狱中生活最惬意的事了。

一次郁风教我鲁迅的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从鲁迅的诗讲到鲁迅的葬礼,说起送葬情况,活灵活现。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你参加了?她点点头。噢!我明白了,她原来是位文化界人士。此后她常常讲起30年代文化界一些片段故事。

1971年元旦,我们从手纸和香皂的包装纸上,撕下红、绿、蓝、黄彩纸边,想贴一幅画,我提议贴梅花。郁风用手撕好花瓣、树枝和树干,很快就贴成一幅“冬梅图”。我们彼此都望着那画出神,我在想:梅花开了,象征着冬天快完了,春天将来临。她呢,慢声细语地说:“若是有张纸,有枝笔就好了!”我哪里知道这位与我朝夕相处的“大个儿”,就是著名画家郁风啊。这幅用手撕成的《冬梅图》竟是画家的狱中作品!

◇ 6

据说这座监狱始建于清朝末年,牢内没有阳光,墙壁因潮湿长出了很长的白毛。在那与世隔绝的无期徒刑般的日日夜夜里,我们就在那阴暗的、有限的空间中延续生命。我们渴望阳光和新鲜空气。这些不属于任何阶级独有的人类生存的要素,只能在放风、放茅时,才能得到一点点可怜的“享受”。

每日放茅两次,时间是起床后和晚饭前。便桶只有在放茅时,才许倒在厕所里。放茅前,我们老早就得等候在门口,牢门一开,马上提桶出去,稍慢一点就挨骂。郁风和我提着桶倒掉后轮流刷桶。茅房的空气比牢内新鲜,因为通风,总想多呆一会儿。为此我们常遭看守的辱骂。

放风,每年从5月开始到11月止,每周至多放三次,少则放二次,每次大约15~20分钟。其他时间都是关在阴暗的牢房里。

牢坐久了,全身疼痛。必须坚持锻炼身体,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正常存在。郁风一直坚持锻炼身体。她编了一节摇船动作,还有一节下蹲和踢腿动作,让我跟她一起练。早晨一起床,趁看守忙于放茅,我们便开始早练。那两节操活动量很大,练一会儿就出汗了。晚饭后,我们又在只有七尺长二尺宽的水泥地上不断调换方向行走,一趟两米长,走250趟就是500米,我们叫它是一里路行走,天天如此。睡前,再互相按摩腰部,倾全身力气于腰,甚感舒服,减轻疼痛。当然,这一切都要小心翼翼地躲开察监看守的眼睛。说起察监,至今令人心悸。有时你会突然发现一只眼睛,从牢门上的小洞往里看,或是一只耳朵在偷听。我们常常听到大叫一声:“魔鬼的小洞,我怕!”这显然是来自单人牢房的喊叫,看守骂一声不许捣乱,随后是一片沉寂。我们就是在那“魔鬼小洞”的淫威下偷偷锻练的,目的只有一个:争取活着出去!

1971年的秋天,张中一疯病大发,从她的神态看,一场大祸是不可避免了。我们向看守报告,要求换个牢房,但看守对此毫不理睬。凭我们长期坐牢的经验料到,只有防备挨打别无办法了。我们一连数日警惕着随时可能遭到的袭击。不幸终于发生了。这疯子提起便桶要往我们的行李上倒,郁风和我齐夺便桶,三人展开“激战”,跑不出去,更躲不开,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她扔下便桶扑向我们,双手揪住我的头发不放,我的头被揪得疼痛难忍,郁风打门喊叫看守,看守已早偷听多时,此时,不得不开门进来。

郁风和我终于被调换了一个号子。我们把那又黑又脏的床板刷洗干净,心情好多了。

几天后,牢门打开,又放进两位难友。李某是天主教修女,在某医院工作,金某是科学院某研究所的干部。我们四人,在患难的日子里,和睦共处,让看守找不到整人的碴儿。

◇ 7

李某带来了坏消息:廖家勋死了。这使我和郁风极为震惊。廖是我住大灰楼时的难友;廖的母亲曾是郁风母亲的近邻。因此,我和郁风对廖家勋在狱中的悲惨过世,内心极为悲痛。

那是1969年的冬天,我被转移到大灰楼一间极其阴森可怕的牢房,四堵墙上抹满了臭虫血,白墙几乎成了血墙,牢内滴水成冰,对面有两床榻,关押着我们四个人,其中之一是廖家勋。她虽然60多岁的年纪,还是半瘫,却是那么美,就像画像上的圣母玛利亚。廖与我二榻相对而坐,常常微笑着向我表示好感。看得出她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内心是愉快的。

廖家勋行动不便,常常挨看守的骂,那粗鲁的骂声,连我们听了也不免气愤,而她却总是笑眯眯的,毫不在意。有一次她对我说:“有信仰的人,永远快乐,无忧愁,更不会自杀。”原来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修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有神论者。我多么想打开她心灵之窗,看看她的内心世界啊!

一天,她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她的父亲是中国人,北洋时期驻法国的外交官;母亲是法国人——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的法国名字叫昂德烈,意思是比男人还勇敢。她说:“在小学读书时老师是个修女,我从小就感到修女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大约十几岁时,她在罗马加入了天主教教规最严格的方济格修会,她是穿修女服装进入法国巴黎大学文学系读书的,读完了大学的课程。她通晓六种语言文字,很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她游历了世界许多地方,见闻极为丰富。她两次从欧洲到亚洲,后来就在北京定居布教。文革开始,红卫兵造了他们教会的反,外籍修女被驱逐出境,她这个有中国血统的修女,被说成间谍、特务,挨打、罚跪之后被带上手铐,送来坐牢了。

她遵守监规最好,叫坐着,就老老实实从早到晚坐着。放茅时,一拐一拐地拖着腿,吃劲地走出去。到了冬天,她简直只有扶着墙才能走动了,还风趣地说:今天我们去北海公园好吗。她是那么乐观,在她脸上几乎看不到愁容。

每到圣日,她母亲都要给她送点东西。当然不是吃的,因为不准送食物。送进来的东西,只不过是毛巾、肥皂、手纸等。有一次送来五块钱。她高兴地说:“我要两块钱,我妈妈送来五块钱。”那高兴的样子,就像个天真的孩子。

她很关心人,我40岁生日那天,她从菜挑出一块肉,一定叫我吃。我不能吃,因为她比我还需要热量,特别是在滴水成冰的日子里。我常常帮助她做针线活,她感激我,总是笑眯眯地说:“我能帮助你做点什么呢?”每当我给她缝东西时,似乎她总是为我祈祷,求神降福我早日获得自由。

我们信仰不同,有时不免争论得面红耳赤。但她那乐观、虔诚、忠厚长者的形象,却深深地印在我心里。我问起廖家勋死时的情景。李某说:她死于坐疮。死的那天晚上,睡前她喊:“报告”,看守来了,她说:“我要死了”。看守骂她:“你别捣乱,一顿吃两个大窝头,死什么,快睡觉!”她对李某说:“如果你看见我妈妈,就说我回家了,我平平安安地回家了。”半夜,李某敲门报告:廖家勋死了。

廖家勋这位学识渊博,颇有影响的修女,就此长眠了!

◇ 8

一天,看守打开牢门,推进来一个脸色苍白,骨瘦如柴,样子极其可怕的女青年。我们请这位新难友坐下,郁风对她最为同情,问她喝水不。她恶狠狠地说:“我不和你们说话”。当我们听到这熟悉的嘶哑的声音时,立刻明白了她就是楼上那个日夜喊叫的疯子。“救救我吧毛主席,我不是反革命!”每到夜深人静时,这种惨叫声,扣人心弦。想到这里,我们的心立时紧张起来。金某吓得躲到墙角颤抖。到了晚上,新难友哭闹着不睡觉,用脚踢牢门,门框上的尘土哗哗下落。郁风挺身而出,说:“你们都上床睡觉,我一个人对付她”。幸亏郁风规劝、制止,这一夜算是平安无事。

她叫曹德先,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因“五一六”问题被抓进监狱。她浑身上下脏得厉害,衣服和被子臭极了,那一条毛毯,简直如同从厕所里捞出来的。我们趁放茅时,把那条毯子拖到厕所扔到池子里泡起来洗干净。她从不洗手洗脸,还用脏手去抓饭。我们只好把饭盆高举传来传去,不叫她接触食物,但分给她的却比别人的多。

自从小曹进了我们的牢房后,打破了以前的平静,安全感又没有了,狱中生活又变得更艰难了。不久李和金都走了。牢房内剩下郁风、我和小曹。一天,小曹的疯性大发,抄起她的搪瓷口杯,冲我泼来,弄得满地都是水,我奋力防御,因腰腿不灵活而滑倒,头顶被她猛打三下。顿时,鲜血涌出。我用右手按住激烈疼痛的伤口,左手,拉来脸盆接血,鲜血顺着棉袄袖子往下淌,染红了前襟和棉裤,接血的水盆也成了红色。幸好只打三下,如果再多打几下,我的命就没了。这命是被郁风救下的,郁风及时抢下小曹手里的水杯,奋力和她撕扭,郁风揪住她把她按在墙上,一面大声喊叫,叫来了看守。看守见一脸盆血也吓一跳。一会儿狱医把我带到监狱的门诊所,给我头顶缝了三针。据狱医说,从伤口中洗出许多搪瓷碴子。我被送回牢房时,郁风正在教训小曹。小曹对我说:“我对不起你,我打了你,原谅我吧。”我忍痛闭目,思绪万千。是谁之罪?我从来没有那时那样冷静。不多时,看守又来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感谢郁风的救命之恩,就被调到另一个牢房去了。从此我和郁风分手了。但我们还都被关押在13筒。郁风规劝小曹的声音,时时传来,我为郁风摆脱不掉疯子的折磨而抑制不住内心的气愤和不安。

◇ 9

我的头缠满了纱布,很像武斗后的伤员。新调换的牢房里有位回大陆探亲的香港老妇。看守说她学毛主席著作竟倒着学,叫我帮助她。这位老妇的手上还戴着铐子,脚镣是刚刚摘掉的。她对我极为客气和友好。在这儿,我听到了许许多多海外奇谈。不久我又被调到另一牢房。新难友中有位叫李永惠的,是个天主教徒,职业是保姆,据说因为宣传宗教、诬蔑文化大革命,被红卫兵送了进来。她孤身一人,没儿没女。一天,看守叫她出去,多日没有回来,但能听到她的声音:端水、打饭、倒便桶。显然她在服侍一位老人。这使我想起了留在心中许久的一个悬念……

那是我同郁风关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牢号的斜对面是一间单人牢房,那里住着一位老人。她每天在放茅的时间,脚步沉重地端着脸盆或提着便桶,来往于筒道上。看守对她似乎很客气,从未辱骂过她。有一天,我好奇地扒着牢门上玻璃窗的小缝往外看,可巧,她正走过来,低着头,弯着腰,走路显得吃力,头发已花白,穿得很单薄。她从来不大声说话,听不出她的口音,也没看清她的面孔。但那身材轮廓,文雅风度,却使我想起了一位我所敬重的老人——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1954年我把刚刚两个月的儿子送进“洁如托儿所”,作为所长的董洁如总是亲自接见家长。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经常见面。她那和蔼可亲的样子,极端负责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老人是董洁如吗?它成了我心中的一个悬念。后来,看守叫我们牢房里的人,在放茅时替她倒便桶,刷好后放在她的门口,桶上再放一盆清水。我们对这位老人极表同情,总是把便桶刷得很干净,把脸盆洗净再打上满满一盆清水,小心地放在她的门口。就这样,一连几个月。

过了几天,李永惠回来了并讲了她的见闻。她果然是被派去照顾那位老人的。那老人摔了一跤,腰部受了伤。李永惠说,那老人很有文化,又很直爽。李问老人:姓什么,住在哪里?老人回答:姓董,有八个孩子,儿子是走资派,住在中南海。李是个文盲,但她知道中南海是个什么地方,她马上意识到这位老人不平常,一定是什么大人物的家属。

从此她俩常常说话。李问:你见过毛主席吗?回答:见过。问:你见过周总理吗?回答:见过,还一块看过戏呢!问:你见过刘少奇吗?老人“唉”了一声,不再说话了。

老人吃的是小灶,主食是细粮,李永惠吃的是大灶,只有窝头。老人要把馒头换窝头吃,说自已愿意吃点粗粮。李不忍,不肯,因此两人常抢来抢去。

李用自己的肥皂给老人洗脚,洗掉裤腰上的屎,又拆洗了被褥。对这位老人尽心尽力。有一次,李正给老人洗脚,老人哎哟声说痛。后来老人说:看我多坏,你给我洗脚,还嫌疼,我是不忍让你给我洗脚啊!

这位不寻常的老人,究竟为什么进了监狱呢?连老人自己也不明白。她说:文化大革命后,她和小孙子住在中南海。有一天,孙子去储蓄所取钱,不给取。孙子刚回来,中南海的干部就来了,说:“你收拾一下东西,给你找个学习的地方。”她就是这样被送进了监狱。老人说着连声叹气。

一天,早晨起床后,老人突然对李说:今天我有眼泪了,我想哭,好像咱们要分开了,真的,我真想哭。李说:别胡想了,怎么会分开呢。果真,晚饭后,看守推门进来,把老人的手表和入狱时身上带的东西,都还给了她。这天晚上,老人上了小汽车,走了。

这位老人究竟是谁?我分析她很可能是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同志。1984年夏天,我见到了王光美同志,说了狱中所见所闻。光美同志只知母亲死于秦城监狱,对这段情景一无所知。

◇ 10

大概是1971年秋天,监狱对政治犯的看管多少松了一点,白天,若干个集体号的牢门不再上锁,可以自由上厕所了。难友们莫名其妙,不知道这种“待遇”的变化,究竟是福还是祸。

一天,看守把我们20多人集合在东小楼外的场地上,说是让我们学习,发表感想。让吴世良主持。吴世良不知被关押了多久,脸上长满了褐斑,但看上去精神还好。我左顾右盼找不到郁风。她一定还在忍受着疯子的折磨。但郁风提到过的一位难友——董竹君参加了。她已经70多岁,虽然满头白发,但精神、风度却与众不同。看上去只有50多岁的样子。不久,董竹君调到我们的号子,从此我们朝夕相处了半年的时间。

董竹君是上海著名的实业家,被红卫兵送入监狱,据说是审查她的社会关系。用她的话说,就是有些外国朋友,调查需要时间,何况要到国外调查呢,等着吧。有什么办法?只能等着了。许多难友都抱着等的态度,等什么?等调查,等审讯,等形势变化?谁也说不清楚。

一天,看守突然猛拉开牢门,直奔窗台,操起一本本《毛主席语录》,把林彪的题词全都撕下来,口里还不停地骂林贼。我们都惊呆了,怎么副统帅成了贼啦!联想到这些天我们处境的微妙变化,眼前仿佛出现一丝微弱的光。也许是好兆头吧!此后,我们不再整天坐在阴暗的牢房里了,有时安排我们劳动,干些拆拆洗洗和清扫环境的活。尽管是些苦差使,但能见天日的时间多了,总比坐在号子里好。董竹君70开外的人了,和大家一样,一点也不娇气,干起活来手脚满利落。但毕竟年事已高,天一凉腰腿便有些不灵光,走路摇摇摆摆的。她女儿送来一条豹皮褥子。她一看便认出是女儿皮大衣改的,她舍不得铺毛面,很想在出狱后再恢复原状。她的丝棉裤太薄,我用了几个中午的时间,为她的丝棉裤加上了一层棉花。棉花是从看守那里要的,因给的太少,我便从棉花堆里又抓了一大把絮上。被人报告了看守。为此,我受到了责骂。

一天,她坐在便桶上昏了过去。李永惠给她擦大便时,一看是黑色,说:拉黑屎是不好的,要死的人才拉这个呢!我们都很紧张,把她扶上了床,休息多时,她自我感觉没事,一切平安地过去了。她对我说:“我可能出不去了,视死如归啊!”就是这样,她每天仍用心读书看报,仍很乐观。她风趣地说:年轻时在日本,有个看面相的,说我老年有监狱之灾,但有贵人相救。

我有个用纸糊的水杯盖,盖上还有郁风为我贴的红绿彩点,颇有艺术的美感。不知怎的,同号难友,突然发现它又美观又实用,让我教他们制作。于是,我们便开始糊纸盒,有大有小,形状也有圆、方、扁、桃型,用它装洗衣粉,当肥皂盒,美观耐用。我们小小的牢房,变成了纸盒加工厂。加工的程序是把窝头用水调成浆糊,再把手纸裱三层贴在墙上,干后用手撕和手捏成型,最后,糊上里表。隔号牢房的难友们,纷纷来索取,好不热闹。

我给自己糊了个小小的纸盒,内装一块小肥肉,它是我从改善生活的菜里拣出来的,没舍得吃,留下来当油脂擦脸和擦手用的。董竹君胆子小,不敢糊。我问她要不要,她说需要糊一个眼镜盒,我答应了她。

天哪!看守怒气冲冲地闯进来,把纸盒全部收走,随后是抄号和搜身。简直如临大敌。大家又是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与糊纸盒有直接关系,监狱当局疑心我们这些政治犯搞什么“小动作”。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今年4月,我和董竹君见面时,她对这次大搜身抄号记忆犹新,指着我对她女儿国瑛说:“她就是那个带头糊纸盒的难友,她天不怕,地不怕啊!”

我闯了大祸,难友们遭了殃,我也调出了这个“手工艺品加工厂”。就这样,我和董竹君分开了,她的眼镜盒我还没有糊呢!但在放茅和劳动时,仍能天天见着面。

1972年元旦那天,放茅时,我和董竹君挨着蹲坑,她偷偷地送给我一个小纸包,是两袋香脂,上边写着:“新年好,祝转好运!”

1月初,在一次集中学习之后,难友们都走开了,董竹君坐在床板上看《人民日报》。当她看到陈毅逝世的消息时,痛哭失声,对我说:“陈毅是个好人哪!”

董竹君不仅是爱国实业家,她从20年代末就追随共产党,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以其特殊的身份为党,为抗日救国,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上海解放之初,又根据党的指示,适应当时上海的特殊需要,亲自创办了上海锦江饭店,并把自己经营了15年,早已驰名中外的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无偿地奉献给国家。她担任锦江饭店的董事长兼经理,后迁居北京,当了全国政协委员,仍任董事长与顾问。董竹君今年已是89岁高龄,听说她正在撰写自传体回忆录,祝愿她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