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半步桥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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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68年12月6日,天色阴沉,令人烦闷。傍晚,狱警队长开门进来,板着脸吩咐每人把行李整理好。大家愕然,不知何故。彼此你看我,我看你,猜不出将发生什么事。我心里忐忑不安,打开行李把李蕴借穿的棉背心谢还了她。我的行李最简单,狱中的被盖和一个小包裹而已。一会儿,狱警队长进来说声“走!”我把行李搭在肩上和大家一起跟在她后面走出大门,见一大堆人将行李背的背,提的提,抱的抱,也有好些人把行李搭在背上。我们排着队,埋头开步鱼贯向前走去,经过几条弯曲的小径,到了一座楼房的大院,院里停了两部大面包车。领队人叫我们把行李放下,脸对墙站着,不许看院内动静。只听得:“快上车,快上车!你们这些人怎么搞的?快拿着行李上车,上车后坐下,不许说话,不许乱动、乱看。听懂吗?”叽叽喳喳、乱乱哄哄的声音。12月寒冬,我仅穿着离家时候的薄毛衣裤、毛线背心、蓝布衬裤一套,面对墙站着,周身哆嗦,牙齿打战。约一小时多,领队人叫声:“转身!把行李拿好,上车!”车上无灯光,四周用黑布遮盖。我坐在行李上,车厢挤得满满。大家都像停止了呼吸似的,鸦雀无声,等待时间的过去,静听车子的行驶,任从管理人员的摆布。忽然车停了,像赶牛似的,有人大喊:“快些下车,快点!”黄昏过去,天色漆黑,约晚饭时间。下车后,已看不见什么,只觉得是一大旷院,领队又喊叫:“排好队,拿好行李,不要说话,按次序往前走!”每人提携行李,两旁有人押着。在无灯光的黑夜里,大家低头默声在黑路里一个接着个地走着。走不远,只见百步前面有人影,到我走近时,才知是电筒的光亮。一人大吼一声:“站住!”另一人出示一大张名单,恶狠狠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快说!”“董竹君。”我答。他用手指在名单上挨次点看后,用手向左一指,大喊一句:“放行,过去!”我立刻回想到,当年在上海和大女国琼同去北四川路看苏联电影《伏尔加河船夫曲》,电影里贵族们被俘虏时,挨次受检查的情景。绝未想到这镜头而今呈现面前,轮到了自己。我当时一阵心酸,难以克制。接着进入楼房办公室,一个女搜查员,像欠她债似的板着脸叫:“站住!把内外衣裤全脱光!”接着仔细地翻看行李。搜查完毕便给我一套犯人的黑布棉衣裤,受此人身侮辱已几次了,忍不住老泪直流,此情此景终生难以忘怀!

犯人们各自急忙向指定的号子走去。这个号子的床板北京人称为炕床,连我四人各占一角,夜间正好睡满。次日又添新犯二人,挤得我们只好轮流坐夜。白天大家面面相觑,各想各的。我彻夜难眠。

不两天,每到深夜总是听到从大门方向传来阴森森手铐、脚镣“克啷”、“克啷”的铁链声。这样接连好几天。我们号子里好奇的年轻人,不怕犯规,偷偷地爬上窗户边看边回头告诉我们说:“隐隐约约是有一个男的被押过来了!”有时也有女犯。本来大家挤得睡不好,此刻索性都不睡了。彼此轻声细语讨论外面到底在干什么?为何天天都有新犯进来?刚进来的两个人侧头转身紧张地看下门上小洞后,放低嗓门说:“林彪说和苏联要打仗了,他下一个号令就要大迁移。”另外一人说:“什么大迁移,还不是想趁此机会大抓人吧!”大家听了,叹口气,不知所从。

次日又偷偷地谈论,但都讲不出什么道理。一个新犯坐在炕板上,两手往膝盖上一搁,脸上居然露出微笑。有人问道:“你进这里来倒似乎蛮高兴。”“当然,你们不知道,在外面二十四小时内,任何时候都有被抓走挨整、挨斗、挨打,不让你睡觉,逼供信、疲劳轰炸的可能。这里像保险箱,至少没有这些担忧了。”不几天,这人被调到别的号子去了。监狱调动号子是常事,怕犯人共同住久了会合伙做坏事。

◇ 二

这监狱位于陶然亭邻近的半步桥,是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我们关押在东小楼二层楼房,有暖气设备。进大门不几步便是圆形的大办公厅,厅里贴满了毛主席语录和标语,家具设备简单,围绕圆厅,有好多条号子胡同,胡同内两旁有好几个牢房。圆形放射状的格局,便于对犯人监督管理。大门对面空地上另盖有八间放风间,周围砖墙,铁丝网盖顶。

我们的这间号子面积约三平方多米,冲铁栅门对面有一扇小窗。离地约半尺高,有一块板床,紧靠三面墙壁,这板床用途很广,凡生活需要的桌椅等等都能代替。床前空地约有二尺宽,板床左角,有一只无盖铝皮桶当马桶使用。睡时必须头冲门,嘴露被外,灯不熄,以便巡逻人从门上小洞里监视。每周放风”一两次,犯人进入放风间后,队长“克嗒!克嗒”将门锁上。集体放风回来时,队长便会像赶牛羊一样在后面叫喊:“快走!快!快快!”放风时间是二十分钟。

这里监管比较宽松,生活管理也比较正规。允许犯人彼此说话。伙食也较好些。早餐玉米粥、咸菜少许,多拿要挨骂,事实上,犯人总是设法尽可能多抓些。午饭、晚饭窝窝头,每顿顶多两个。一周有三四次细粮吃,一顿一碗粗米饭,或者黑面大馒头一个。每周有几次小肉丁加蔬菜。逢年过节有大肉包两个。拿饭菜、洗碗、倒马桶,都是犯人自己轮流做。按月一次集体洗澡,每周一次缝缝补补,可以向队长借用针线,每次最多两根针,早饭后发给,黄昏时收回,犯人为争取时间抢着做,颇为紧张。允许每月一次填写单子向家里要衣物用品,但无一次如数收到的。有时望眼欲穿也收不到。我在狱中五年,由监狱转给家里送来的极其简单的衣物和人民币二十元。这二十元用来买草纸、肥皂、牙膏……漫长的五年仅花用了二十元,这是真够节约了!犯人们非常节约,一块肥皂用三个月,一筒牙膏用六个月,草纸则叠成约一寸半见方大小,因为每次填单要看队长的脸色,经常受气,因而只好这样省着用。

衣服越破越难补,同号人互相供给零星碎片。曾有两次,姓余的难友送给我的一件白绸旧背心和自己的一条千疮百孔的内裤,已到收回针线的时间还未补完,我为此挨过队长责骂。

幼时的一件背心,现在的一件背心,时隔六十余年,春秋有异,感慨不已!

去厕所里倒马桶是几个号子的犯人聚集的唯一机会,有一次,一个老犯人对我们说:“旧公检法自由多了。吃得好,还有电影看,只要有钱,还可请服务员去外面买水果、罐头、烟卷,什么都可以。现在所谓‘新公检法’,实行的是法西斯一套。”

我们左邻号子有一个女犯,据说因案情严重,隔离审查很久了。每逢过年过节,总是听她提高嗓子在喊:“向毛主席拜年!拜节!毛主席万岁!”在我们楼上又有个女犯人,每天唱歌,歌声清亮悠扬。每听到前者的叫喊、后者的歌唱所传来的令人断肠的音调时,我们号子里的人无不泪下!几个月后,再也听不到了。我们偷偷地问劳动犯人,据说,早就经过太平间出去了。

有时,听到圆厅里队长的惊慌失措的声音,嚷着:“发疯了,发疯了!”有时听到“完了!完了!没有气了!”有时听到男犯在大哭又大叫,有时听到黑夜里的脚镣声。这些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我当初还感到心惊肉跳,久则麻木无动于衷了。

1969年12月气候严寒,万木凋零,监牢内外气氛萧瑟。某日突然又叫收拾行李走。原来是调换到另一院的一幢大楼。这楼不像东小楼有暖气,房间大,十二人共住还很宽敞。虽然人多,到底无炉火还是受不住寒冷。白天每个犯人背着棉被,在左右两张床间的空地上轮流踱来踱去。有一天,深夜2时左右,忽然队长吩咐起床准备行李。大家唉声叹气,不知又有何不测之事,立刻起床将所有东西收拾好,坐在床板上,鸦雀无声地等候命令。一会儿,女队长来了。问:“行李收拾好了吗?”“都收拾好了!”同声回答。“那么等着不要乱动!”十二人都静悄悄地在紧张的情绪下规规矩矩听候下一步的指示。刹那间,听到窗外一次又一次“切切擦擦”快步的声音,如战争来临的景象,直到拂晓脚步声逐渐消失。队长开门说:“大家睡下!”谁还能睡觉!后来知道这是一场军事演习,试验我们的警惕性高不高,是否服从命令。大家议论,瞎猜一阵,有人插嘴说:“恐怕要打仗了。”另一人说:“难道苏联要和我们开火了吗?所以要试验演习。”在这些日子里,每天叫我们到没有取暖设备的过道走廊里蹲在地上搓煤球,还要督促我们,看谁做得又多又好。几天后,我的脚麻,手也肿了。但我还是觉得比坐板床挨冻好。

◇ 三

冬去春来,又调回东小楼,这回我被调到十三胡同号子,都是不认识的。一个是未毕业的大学生,她的特点是:刷起牙来至少二十分钟,大家讨厌她挤在马桶边刷个不停,但她并不在乎。一个是农村公社的年轻人,年纪约有二十三四岁,身体强壮,长得还不错,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在号子里肯揽事做,大家对她印象蛮好。因得队长的宠爱,每天被叫去打扫圆厅的卫生。号子里人都羡慕她,每天能出去劳动,活动身体。同时也羡慕她的案情转轻了(一个犯人一旦被队长叫出去劳动,标志着案情转轻,这是老犯人偷偷地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人年约四五十岁,据说姓李,满脸横肉,笑时皮笑肉不笑的,两只眼睛总是东张西望,注意号子里每个人的言行。后来知道这人是管理员队长的“特派员”,专门监视犯人的动作言行,打小报告“立功赎罪”。

我们睡的位置,按规定秩序是:从进门左起,大学生、“特派员”、农村公社来的年轻人和我。有一天半夜,这年轻人突然把我的棉被揭开,死劲拖我到她的被窝里,口里叫喊着黄什么名字,两眼睁得老大瞪着我。我从睡梦里醒来,吓得我用力推她推不开。我趁其他两人上来拼命按住她时,便一步跳下床,急急敲门,叫:“队长!队长!快来!快来!”丁队长来了,一面问什么事,一面急忙开铁门。见这年轻人赤身裸体站在板床左角冲着大家撒尿,大家按不住她。这里的女队长都经过训练的,丁队长踩上床板,飞步过去,用手铐“克嗒”一声把她锁上押走了。她走后,搞得我们拆洗衣被,忙了一阵。大家嘀咕说:“真倒霉,和这样的疯子睡在一起。”埋怨了半天。队长的“特派员”告诉我们:“她是北京郊区某公社的妇女干部,蛮聪明能干。群众对她印象不错,因为她和丈夫的父亲通奸把婆婆杀死了,才抓来的。老董(指我)年老发白,她误以为是公公,她喊叫的名字就是公公的名字。花痴了。”大家恍然大悟。我低头沉思:原来每夜挨着我睡的,是一个现行杀人犯。唉!

花痴走后,换来一人,也是农村妇女,约四五十岁,瘦长身材,一双小脚,初看面貌还和蔼,但说话动作,确是妖气十足。我们经受了抓走的年轻花痴的折磨,对此女则暗里议论,队长的“特派员”又告诉我们:“这也是杀人犯,她有丈夫,子女各一,姘上一个年轻人,共谋把丈夫杀害了。”号子里一个是杀人犯,一个是队长的奸细,因而,我和大学生俩老是战战兢兢。

有一天,又忽然把我调到同胡同另一个号子。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疯子,整天喊骂林彪和唱解放歌。队长尽管责骂,她根本不理睬,视若无人。她每次被戴铐(有时是背铐)时,梳头、洗脸、洗衣、吃饭、大小便、扎裤子等等都由我和另外一人帮助她,这是管理员队长命令的。过了好几天,疯子的背铐解除了,另外一人也调走了。号子里剩下便是我和这疯子二人。我和她各睡左右,面对墙角,我非常耐心地迁就她,怕她发疯打我。因此,我日夜提心吊胆,寝食不安,幸而过了一星期我也被调换到同胡同别的号子,依然四人共住。又度过了好几个月。大概是1969年底的一天清晨,圆厅里闹哄哄,一会儿,医生进我们号子,叫一人填写单子,并关照把我们号子里的东西和自己的都填上。我拿过单子要填时,医生说:“你们不用填。”大家心惊肉跳,不知又将发生什么事了。后来知道是大调动。我们见填单子的人被叫出去后,从窗口偷看到一批一批、一车一车开走了。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当在厕所里倒马桶时,犯人告诉我们:这些人都调到外省去了。大家将信将疑,出狱后才晓得这次大调动是按第一号战备命令采取的行动,是林彪搞的阴谋。

出狱后,才知难友李蕴和大批人被转移到山西临汾县的各监狱,还有调到别处的。林彪死后,监狱对政治犯的看管放松些,待遇有所改善,有些号子的门不锁上了,犯人可以自由去厕所,但不准互相来往,不准离开号子。

◇ 四

我又被换到依然是十三胡同另一个号子,这是从外边押进来的一般市民,案件性质同样不允许讲,大家也不愿多嘴。一个青年学生不守狱规,经常受监狱队长的指责处罚。1970年2月初即阴历正月初五,正是我七十岁的生日。我在这号子里度过了这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正巧,年饭有五六块肉丁的荤菜。号子里难友都举起这碗荤菜为我祝贺生日!此情此景,每逢生日便浮现在我的脑海。

几年的狱中生活,已使我锻炼出头脑“真空”化的能力,培养了平静的心情,今天饭后盘坐在板床上,却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所有的往事涌上心头,泪水直淌!更思念国内外两代孩子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我,担心着我的安危,尤其是国内的孩子们,自顾不暇还要挂念我。我痛苦愁思,度日如年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我很担心国瑛女、大明儿是否能顶得住这次运动的惊涛骇浪?七岁的外孙女小琪受到这样的遭遇,她的小心灵将蒙受难以愈合的创伤!新婚后儿媳妇以及亲友们又不知情况怎样?号子里的人说:“今天是你满七十的生日,怎么这样难过?平时从没见过!”这几句话使我猛然转念,对!这是大时代的小悲剧,不论男女老少人人挨到。这就是严酷的现实。我在这样的情绪下度过七十岁生日。

◇ 五

林彪事件以后,狱里的生活比较正规些。这时候,我在床板前地下,每天总要原地小跑八百多步锻炼身体。同号人打趣地问:“怎么?跑到天安门了?”我笑而未答。集体学习开始,每晨起床洗脸、刷牙、早饭后,四人共同背诵“老三篇”、《毛主席语录》,下午几个号子的犯人约二十几人,一起学习,一周三次。因其中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倒也蛮有趣味。大家叽叽喳喳、热热闹闹地讨论学习“老三篇”、《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文章,因为水平关系,无一次不是不欢而散。有时还得被队长臭骂一顿而结束。有次二十几人集合在另一个号子里,叫大家发表感想,我也发了言,大家说我讲得很好,对我起了敬意。此外还有项劳动任务,也是一周三次,三四十人共同拆洗翻做其他号子里犯人的棉袄、棉裤。这些衣裤又脏又臭还有虱子、血迹,拆时队长发给每人一个口罩,讲究卫生!我接过手,暗自好笑,什么肮脏污秽的环境都呆过了,还在乎这个?我和大家一样,在严冬冰冷的水里洗净这些拆下的棉衣、棉裤。见我年岁大了,大家好心劝我不要洗,我很感动。

我在这具有综合用途的床板上翻做棉衣裤,每到翻铺棉花时,我总是在这板上跳来爬去团团转,以致腰酸背痛,犯人们都称赞我做得好。我和犯人们还经常外出扫雪、扫地。

无论劳动、学习,有不少犯人都互相打小报告给队长,互相伤害,企图邀功赎罪,梦想早出狱门。

我们在厕所里是有限定时间的。同号子难友吴世良(著名戏剧艺术家英若诚的夫人),每晨在厕所里往往过了规定时间,大便还解不出,监狱队长狠狠地催着回号子,她弯着腰捧着肚子哭着回号子。我突然想到一个方法,在每晨起床前仰卧平躺,用右手在肚子右边上端往左下绕一百次,手掌少许用力。她照做了两次,就便出了,解决她一个苦痛,她非常高兴。难友吴世良是聪明善良的女性,她还年轻,可惜出狱后于1987年不幸因癌症病故。

有位难友冯亚春,她是好心肠,趁和大家劳动的机会,拾拣垃圾中的彩色碎布、纸片,用窝窝头做浆糊,做了四十几个不同样式的小盒子,好心地分别送给共同劳动的犯人。有人打了小报告,说我们号子违背规章,搞小动作,做纸盒。凶恶的队长大发怒,恶狠狠地到号子总检查,勒令我们把衣服脱光,连裤衩也要脱掉,我们件件脱,她们件件搜。搜查毕,大家赤身裸体站在一旁等候指示。我想,过去在功德林时同号人犯了狱规,大家都被责骂攻守同盟,狱监下令要我们面对墙壁,罚站一两小时,这次竟如此大搜查。唉!一会儿,狱监突然一声:“穿好衣服去防空洞等候!”黄昏时回号子,我仰望上空,恰是日落鸟啼的景色,泪不自禁!进号子,见被褥、衣物整个被翻查得乱七八糟。何罪之有!该受如此人身凌辱?唯有忍气吞声,以待光明降临。

我们这号子里,犯人除我外,有冯亚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治理论教育部副教授,已退休)、李永惠、陈宝林。冯亚春性格豪放、直爽、热情、富有朝气。李永惠是天主教徒,陈宝林相信基督教。她们都是三十来岁人。李、陈二人不是政治犯,她俩喜欢唠叨。我们四人相处和睦。我在狱中共五年,以后的两年,到了冬天因衣、裤太薄,腰腿行走更是摇摆。好心的冯亚春先从李永惠那里借来一条棉裤给我穿上后,又向看守的队长那里要了些棉花,她嫌太少,又在棉花堆里偷了一大把,用了几个中午休息的时间,把我脱下的薄棉裤絮厚了,给我穿上。为此,她受了狱监队长的辱骂,但她毫不在乎。此后,又从我的棉被里撕出些棉花,给我絮了棉背心的后身。冯亚春难友助人为乐极其慈善、诚挚,是位令人尊敬的女性。她给我以雪中送炭的难友感情,使我铭感五中!祝她健康长寿!李永惠难友不仅借给我棉裤,且有一天,我在号子里的便桶上因头昏起不来了,承她给我擦了大便。她见大便黑色,把她吓了一跳。她扶我上床,说黑色大便不好。我从她的神态上觉察到:她疑心我快死了,可是我并不害怕。过几天,我照样读书看报。李永惠难友现不知在何处?我对她这番热诚助人,深深感激永不忘怀!并祝她健康长寿!

□ 来源:《我的一个世纪》,董竹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