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揭示中南海高层政治的一把钥匙——林彪笔记的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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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史中,林彪无疑是最具有争议和神秘色彩的人物。他是统帅百万大军的元帅,毛泽东写在党章上的法定接班人。他多病孱弱的体质,深藏不露的个性,留给世人太多的疑问和猜测。1971年9月13日那一声巨响,更使人们目瞪口呆。林彪事件,实际上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毛泽东的威望,也从此一落千丈。虽然研究林彪至今是中共党史的禁区,但却无法阻止猎奇者和研究者对他的兴趣。有幸的是,林彪生前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为我们提供了他真实的内心世界。

(一)关于林彪笔记的资料来源

林彪笔记的资料来源,要回顾到1973—1975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林彪死后,当中央发现了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后,很自然地联想到林是否还有其他“罪证”。中共中央林彪专案组在江青的直接指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的亲自组织下,派了许多人进驻毛家湾一号林彪住宅,翻箱倒柜,发现了林在许多书上的批语、记录的卡片和笔记本。然而多是只言片语,使人难以理解。于是特地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织了一批学者专家,成立“梁效”(两校的谐音)大批判组,有些人专门从事这项整理工作。据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刘冰回忆:1973年10月,“迟群、谢静宜带着一帮人在他们首长(即江青—作者注)指挥下,钻到毛家湾林彪的住宅里收集什么材料,据说整天翻箱倒柜,忙个没完。……大约是1973年12月下旬或者1974年1月初的一个夜晚,迟群交给我一份铅印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没有说明材料的用途,要我第二天召集干部和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举行小型座谈会,宣读材料,征求意见。……我把材料仔细看了一遍,想不明白为什么林彪摔死两年零四个月后才搞这个材料,并上联两千年前的孔夫子呢?材料中林彪的一些话是从哪里弄来的?孔子的话又是谁给选出来的?这显然与迟、谢到毛家湾的活动、两校建立写作班子有联系。……听说这个材料后来送给了他们的首长,后来成了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国大规模的批林批孔政治运动,就是从这个材料发出开始的。”〔0〕

1974年1月25日在江青主持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迟群、谢静宜对1974年1号文件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也是首次公开林彪笔记的一些情况。谢静宜说:“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当时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同志看了以后,立即找我们去,给我们提意见,感到东西不多,有些不够准确,还有一些个别的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当时我们提议,想成立一个班子,专门下点工夫好好搞一下。江青同志同意我们这个意见,并且指示我们要老中青三结合,还提议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资料。所以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他们那个里头大瓷缸子里头的东西,条幅,还有挂的横幅,我们反正到那里翻箱倒柜呀,东西很多,材料就这样丰富了。”迟群补充说:“当时江青同志叫我们去了,又到了林贼的黑窝去翻箱倒柜,查出了一些东西。首先看到有一层楼,就是他找了一伙子人专给他搜集这些卡片,搞阴谋诡计的那些东西的一层楼。我们看到一个房间里有47盒子卡片,其中搜罗了不少古今中外反动腐朽的一些东西,有些卡片是林彪、叶群他们批批划划,放了许多毒,极其恶毒。”〔1〕

当年参与“梁效”班子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一良先生是见证人之一。他回忆:“1974年1月25日江青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汤一介同志在会上宣讲所谓《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我补充讲解了其中的历史典故部分。不久,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笔名梁效)成立。”这说明他们是最早介入此项工作的学者。后来,周也曾到毛家湾翻检林的藏书,从中寻找林的笔记。他回忆:“梁效成员曾被派到毛家湾林彪住宅,逐页检查他家里的书籍,以便发现他的亲笔批注之类,作为批判材料。我负责历史书籍,林彪不学无术,未见任何批注,但我却有意外发现。《资治通鉴·魏纪》记载司马懿为了麻痹和欺骗他的政敌曹爽,在曹爽派人来谈话时,故意装脑子老糊涂,驴唇不对马嘴地打岔。喝粥时有意随喝随从口中流出,沾满一身,表示体力衰竭。《隋纪》中记载隋炀帝杨广为了骗取其父文帝杨坚的信任,每当文帝到他宫里来,他总把年少貌美的宫女隐藏起来,找一些老而丑的出来侍侯。乐器上也积满灰尘,装成久未触动的样子,以显示自己不好声色,来博取父皇的欢心与信任。林彪在这两段文字上,都密密加以圈点。果然,司马懿计策得逞,政变成功,曹爽受骗被杀。杨广骗得杨坚欢心,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而吸取司马懿与杨广‘先进经验’的林彪,也史无前例地在共产党的党章中取得合法接班人的地位。我建议利用此资料写批判文章,可惜未被采纳。”〔2〕

梁效班子的整理工作进行得很辛苦。直到1975年6月,他们以“工作小组”的名义向中央上报了《林彪罪行材料汇编——毛家湾林彪住地图书、卡片、条幅中清查出的罪行材料》,共9册,按大批判的分类辑录了林彪、叶群的上千条笔记、语录和摘抄的格言。这些学者的工作没有跟上政治的需要,当时毛泽东已病入膏肓,邓小平和江青集团正在进行激烈斗争,谁也顾不上这些东西了。但是学者毕竟是学者,他们认真地辨认林、叶潦草的笔迹,并将其与工作人员的记录加以区分。在摘录笔记后一一标注其出自哪本书,并注明了页码和版本、出版年代。可能其中多数笔记的含义他们也不懂,除了一些批判的话外,没有作进一步的注释。这些工作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顺着这些记录去还原原著,才有了今天注释校订林彪笔记的可能。如果说梁效的学者们被江青利用,干了许多大批判的蠢事,但这个工作是有历史功绩的。它提供了研究林彪思想的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这9册《材料汇编》并不是林彪笔记的全部。当年他们编辑这些材料,是为了“大批判”用的。所以选择的是他们认为“有问题”的笔记。而一些他们认为“没问题”的笔记,可能被忽略了。经过查找,还有一些零星材料可以补充。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3月号发表了龙哲甫的《林彪、叶群“地下材料”的公开——读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披露了一些未列入《材料汇编》的笔记。如林彪在1962年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前为准备讲话总结的11条经验,就是很珍贵的资料。1974年“工作小组”编发的第9、12、13期《工作简报》,也摘要发表了林彪的部分笔记,有些没有列入《材料汇编》。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一些单位复印了林办的笔记本,抄录了林彪的一些卡片,也包含着一些未列入《材料汇编》的笔记。把这些资料综合起来,可以使我们比较全面地掌握林彪的原始笔记,突破“文革”大批判的框框,比较客观地研究林彪的思想。

(二)关于林彪笔记的整理校注

交代了林彪笔记的资料来源,下面谈一下校注笔记的工作。应该承认,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它要求研究者具备几个条件:1、具有丰富的政治学、哲学、历史学基础。林彪读书的范围很广,但主要集中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哲学、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古典文学几个方面。如果没有读过这些著作并理解其中的内容,就不可能理解林彪笔记的含义。2、对中国当代政治,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高层政治有相当的了解。林彪的许多笔记都是有感而发,针对一些重大事件、党内高层的决策和高级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如果不了解这些背景,就不可能对林彪笔记中一些隐晦的话做出准确的判断和诠释。3、要有深厚的古文功底。林彪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很感兴趣,《四书》和《古文辞类纂》是他经常学习的经典。对其中的许多典故做了自己的理解和阐发。如果不了解这些典故的含义,不了解林彪是在什么情况下做的笔记,也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4、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读过林彪的全部著作。主要是战争期间的文电、报告,建国后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的讲话和批示。要对林彪的历史和思想轨迹有全面的了解,掌握他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特点,才能从他那极其简略的话中看出深层次的含义。如果说梁效班子中专家云集,群贤毕至,学问上是没说的,但在解释林彪笔记时常常曲解或不着边际,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条件接触那些绝密级的林彪文献。而有条件接触到林彪文献的高级干部,又不是从事专业科研工作的,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国,知识是一种特权。什么级别的人可以接触到什么级别的材料。在这一点上,“唯上智下愚不移”是几千年来统治阶级遵循的信条。研究历史的人接触不到档案资料,或只能窥其一斑,再高明的史学家也无能为力。

我的整理校注工作可分为几个步骤:第一是还原阶段。林彪的大部分笔记是写在书上的。要了解这些笔记的含义,首先必须找到原书,翻到那一页,看看书上的话与笔记有什么关系。这就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举例来说,林彪阅读的马列主义原著,都是很旧的版本。有时同一本书就用了两三个版本。例如,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林彪反复阅读的著作之一,他曾用过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1年版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的单行本,以及《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版)中收录的这篇文章。我必须找到原版本,在林彪作笔记的那个页码上看看林彪是针对哪一段话有感而发,以做出正确的解释和考证。这些版本是不可混淆的,同样是《列宁主义问题》,每一版都有调整,如果用1949年版的页码去套1941年版,看到的内容是不一致的。这些马列主义的旧版本,现在只有少量的大图书馆里还有保存。那些多年无人问津、蒙满灰尘的旧书,在我的眼里又成了最珍贵的版本。找马列原著尽管困难,还能找到。一些旧政治书刊就更难寻觅了。林彪读过一本《史的唯物论》(亚达米扬著,神州国光社民国38年版),做了6条笔记。这本书却是难得一见了。一次在琉璃厂旧书店,我在旧平装的书架前漫无边际地浏览着,忽然发现了这本旧书。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买回来后与林彪笔记对照,困难迎刃而解。然而这样的好运不会经常发生,还有一些旧书至今尚未找到,只好暂付阙如,留待将来修订补充了。

第一步还原工作完成后,林彪笔记是在读哪些书,读哪些内容时写下的问题解决了,这是注释林彪笔记的基础。第二步是解读林彪笔记的含义。林的笔记中,缩略语和代号比比皆是,令人难以理解。这就需要对中共党史,尤其是高层的典故有深刻的了解。例如,林彪在《马克思主义辨证方法》(罗森塔尔著,作家书屋1953年版)第120页一段批判折中主义的话旁边,批了“周胡子”三个字。这是指周恩来,因他在长征期间曾蓄长胡须,党内人称“周胡子”或“胡公”。写到毛泽东时,林彪用了几种代号。如“一号”,“姨毫”(一号的谐音),“莫奥”(毛的谐音)“老东”等。叶群在笔记中也常使用代号,如称林彪为“一○一”、“老巴”等。“一○一”是林彪在四野的代号,而“老巴”则是林立果称呼“老爸”的谐音。又如“总路线”,林彪笔记中有一条“建议× 打倒×,拉拢× 依靠×,孤立×——五点——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是指党内高层关系中的基本立场,对哪些人是要打倒、孤立的,对哪些人是要拉拢的,对哪些人是要依靠的,必须有清醒的估计。这与毛泽东所谓的“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基本估计是一致的。而另一条笔记中说的“总路线,老夫人。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这个总路线才是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总路线。

梁效工作小组整理的林彪笔记,是“文革”中的产物。当时是根据大批判的需要,按所谓的“罪行”分类的。如第一部分的标题的“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基本路线”。这样的分类今天看来是不科学的。所以这次整理校注将原来的排列完全打乱,按照政治、军事、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传统分类,整理林彪的读书笔记。在大的分类之下再做细分。如“军事”大类中,林彪写的《二十二年的我军总结》是集中体现其军事思想的重要文献,故放在“综合叙述”之中,然后再按“战略”、“战术”、“将帅修养”等分别排列有关笔记。还有一些笔记是针对党内政治、国内外重大事件有感而发,因此根据笔记的内容,作了一些特殊分类。使读者可以比较客观地了解这些内容。在注释过程中,先进行校勘,对笔记中的一些错字、衍字和缩略语进行勘定,这是传统的古籍整理方法,为学术界通用。在注释中则采用集注的方法,对林彪阅读古代经典的心得笔记,尽可能复原古籍上的原文,使读者能够明了他是读了什么东西有感而发。在注释林彪对当代政治和党内生活的一些有特定含义的笔记,既引用林彪的有关文章言论,也引用有关的重要历史文献,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主要中共历史人物的传记、回忆录等。总之,就我力所能及,尽可能旁征博引,目的是为了客观地解释笔记中所指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使读者了解笔记的背景和其中隐藏的含义。

(三)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和林彪的读书生活

要理解林彪笔记的思想内涵,首先必须了解林彪与毛泽东的历史关系,这也是主导中国政治的一条重要线索。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当时林彪非常年轻,但已经表现出善于思考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敢于直陈自己见解的特点。1929年红四军七大期间发生了政治争论,他给毛泽东写信坚定地站在毛一边,从此建立了亲密的政治关系。毛泽东对他非常欣赏,着意栽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给林彪的信,与其说是毛泽东批评林彪对革命前途的悲观,不如说是毛在循循善诱地教导这个年轻人。他们之间虽然也曾有过争论,但并不影响友谊。毛泽东的秘书师哲的回忆很能说明问题,1942年7月,林彪从重庆返回延安。这天早上,毛泽东破例没有睡觉,下山去接林彪。师哲十分惊讶,心想:“朱德从前线回来,周恩来、任弼时从苏联回来,毛泽东都没有迎接,为什么要迎接一个青年林彪?后来才理解,因为林彪执行了他交给的使命,因而表示对他重视。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给各战区的电报,只有林彪常常提出异议,所以毛泽东只有给林彪的电报末尾总要加一句:‘有意见速告’。”林彪见到毛泽东后,毛泽东拉着他的手回到窑洞与他长谈,还特别安排林彪住在靠近他的地方。〔3〕

毛泽东与林彪的特殊关系,使林得了毛泽东的“真传”。他一方面从毛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使他对毛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在政治上始终与毛站在一起。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观察,也深刻了解毛的缺点,特别是权术。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真正“看透”了毛。因此他对毛又特别畏惧,惟恐在政治上犯错误,失去毛的信任。从笔记和林的许多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毛的思想、意图的理解,往往高人一筹。在思维方式上,与毛有许多相似之处。

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党内的政治关系发生了变化。从夺取全国胜利的团结一致,转为权力再分配斗争的你死我活。毛泽东虽然是个雄才大略的领袖,在建国初期的一系列重大举措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但另一方面,他在党内斗争中所表现出的翻云覆雨的手段,置政敌于死地的本领,尤其是1954年对高岗的斗争和撤消大行政区的一系列措施,使林彪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他看到了党内斗争的残酷性,知道越是接近权力的顶峰,就越没有安全感。特别是在毛泽东越来越专权,党内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的背景下,他开始思考党内高层政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要在党内维持自己的地位并得到毛的重用,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处处与毛保持一致。但是要做到这点很难,最大的问题是跟不上毛的思想。因为毛博览群书,饱读经史,经常在讲话时旁征博引,使大家目瞪口呆。林彪就曾经有过深刻教训。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引用了许多历史事例,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最后他提到秦始皇,称其为“厚古薄今的专家”。林彪不以为然,插了一句“秦始皇焚书坑儒”。不料毛泽东严厉地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嘛!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4〕林彪立即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心中的懊恼可想而知。于是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跟上毛泽东的思想,必须刻苦读书。

从笔记的出处看,林彪读书的范围相当广。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政治理论读物、历史、中国传统经典、古典文学名著都有。这里有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中共干部开列了“干部必读”书系。主要是马恩列斯原著,以及苏联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布)党史》等等。这些林彪都读了,有些著作他看了几个版本,肯定是读了多次。但读的最多的,是中国古代史书。特别是《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这两大套史书,是毛泽东随时翻阅的,甚至外出视察也随身携带。他不仅在讲话和谈话中经常引用其中的典故,还经常推荐一些篇章给别人。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1966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我亲眼看见毛泽东推荐林彪两本线装书:一本是《三国志·郭嘉传》,另一本是《宋书·范晔传》。郭嘉和范晔究竟是何许人?他们对主席和林彪有什么重要性?不看不知道,看后如梦方醒。郭嘉是三国时期曹操手下一名出类拔萃的谋士,他随曹操征战十余载,为曹操出了许多好点子。可惜英年早逝,时仅38岁。而范晔是南北朝时期宋国的重臣,掌管禁旅,参与机要。他后来因参与谋反而被判杀头罪。两位古人的权位与林彪相似,一正一反,一成一败。毛泽东以古喻今,用意不言自明。毛泽东对林彪是偏爱的,但他的不安尽在不言中。”〔5〕

为了学好中国历史,林彪相当刻苦和努力。他的秘书李德回忆:1960年,林彪与叶群制订读书计划,林读《资治通鉴》,叶群读简单些的《纲鉴易知录》。林彪让秘书去买书,说不上名字,要有贾谊《过秦论》和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秘书给他买来一部《昭明文选》,林高兴地说:“对,对,我想找的就是这一类书。”这部书他一连读了十天。〔6〕但是这些古籍毕竟不容易读懂,林彪、叶群就去请教专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杨向奎先生,就是常驻毛家湾的历史顾问。杨先生主要给他们讲先秦诸子思想和典籍。对于秦以后的历史,杨先生表示非己所长,并向叶群推荐了一批国内知名的史学家。从1964年到6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田余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先后在毛家湾讲授过魏晋南北朝史,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在上海为叶群讲过中国历代疆域沿革。专家的讲授,对林彪读史很有帮助。

林彪读书讲究“活学活用”。在读书过程中有所心得,常常是和现实情况结合在一起。因此他读书的过程,也是一个独立思考的过程。他的笔记往往是只言片语,但含义非常深刻。有时常常是一针见血,点到问题的实质。他的笔记涉猎范围很广,例如军事、哲学等方面的笔记,内容非常丰富。但这不是本文能讨论的范围。我们主要从中共高层政治关系方面,来看看林彪都写了些什么。

(四)组织问题与高层政治关系

李德秘书回忆:林彪要秘书从《论语》、《孟子》中摘抄有关“组织观念”方面的语句,令秘书非常惊讶。“这样的思路决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得出的。”林彪为何如此重视组织问题?

罗明编《共产主义人生观》第70页上,摘录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论个人服从组织的一段话:“有人说:‘党内斗争所注重的是原则问题,是政治问题。如果原则上和政治上对了,组织方式是次要的问题,所以不必计较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组织方式恰是一个大问题。”林彪批注:“对!对!相反的后者更大,前者服从后者呢!”

“组织问题”指什么?林彪有过明确的解释。1966年8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组织问题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一切方针路线就不能贯彻。毛主席常讲出主意,用干部。一个是办什么事,一个是什么人去办,这两个缺一不可。‘人存事兴,人亡事废’。用干部就是组织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一定要用可靠的人。”〔7〕

一般情况下,中共党内的组织观念是:共产党员应该有原则,坚持真理。如果领导人是对的,就应该无条件服从。如果领导上错了,就应该坚持原则,而不是盲目的服从。但是林彪认为:组织问题比政治原则更重要。说白了就是一个基本立场:在党内是跟人还是跟真理?

众所周知,中共党内唯一的权威是毛泽东。毛泽东的权威地位是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期间确立的。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的决定》。推举毛为政治局主席。政治局下设书记处,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事务。“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8〕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草案时,同意刘少奇同志的提议,增加“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一句话。〔9〕当时毛泽东处于上升时期,他是讲民主集中制,讲团结的,从来没有使用过自己的特权。但是建国后情况变了,阶级斗争矛盾下降,党内斗争矛盾上升。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的关系发生变化。对此,林彪看得很清楚。在《学文化词典》第18页“个人崇拜”词条旁批注:“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因此,在重大问题和关键时刻与毛保持高度一致,是林彪心中的头等大事。

如何保持一致?与党内一些对毛阿谀奉承、唯唯诺诺的干部不同。单纯的恭顺也不会得到毛泽东的欣赏和信任。林彪是个很有个性又很有心计的人,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大原则:“自主事,唯胜是图。他主事,唯命是从。”凡是自己能决策的事情,就按照实际情况去做,争取胜利和成功。而需要上面决策的事情,也就是毛泽东决定的事情,就坚决服从。所以,林彪在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单行本第3页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段文字旁边批注:“总路线——老夫人。明知不是伴,事紧且相随”。“老夫人”指元曲《西厢记》中崔莺莺的母亲,一个骄横顽固的老太太。林彪以“老夫人”形容1958年毛泽东制定的总路线,说明他并不赞成,但是中央既然形成决议,他也只好跟着走。

这样,林彪不也是对毛唯唯诺诺的吗?与一般庸碌的干部有何不同呢?林彪是熟悉毛泽东内心的人,他有自己的表现方法。毛泽东考察干部有个特点,就是看关键时刻的立场和表现。特别是当毛泽东处于少数和孤立的时刻,这个表态就更为重要。

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导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三年饥荒,他本人也承认不懂经济规律,受了惩罚。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领导人,积极致力于国民经济的调整,补救毛泽东的失误。中共中央在1962年1月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做工作报告。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他还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10〕

众所周知,“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是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庐山会议讲话中批判彭德怀的话,以此来反驳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意见。刘少奇说的“三七开”已经突破了毛对“大跃进”的估价。而“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则是对“大跃进”的全盘否定。至于“十年后再作结论”更是公开表明了他否定“三面红旗”的立场。这是毛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薄一波也承认:“这些话,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11〕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显然成了少数。所以他不得不在讲话中做了一定的自我批评。这时,他非常需要来自党内的支持,林彪的讲话正好起到了这个作用。

其实,林彪对“大跃进”的情况也有自己的判断。从他的笔记上可以看到,在富尔曼著《什么是唯物辩证法》一书的封底里页上,林写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每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都必须认真想一想(大丰收而大闹粮,低下头来暗思忖)。”“仔细想想这是怎么一回事,谈话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文件藏头掩尾,修饰打扮,不易看出重点,本质。”

“大丰收而大闹粮”是指1958年到处放“卫星”,吹嘘亩产10万斤后不久,就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谈话”应指毛泽东在1961年“纠左”期间发表的系列谈话,但形成的文件则仍然肯定总路线的大方向,“修饰打扮”,不敢面对现实。

那么林彪心中的总路线应该是什么呢?在《四书章句集注》(三)第14页《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上》中“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这段话旁,林写道:“爱民并从生产上治国安邦,得天下保天下之总路线。”

生产应当怎样抓?在斯大林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封面封里,林写道:“为六亿人口衣食住行的满足而斗争,离此则文不对题。”“为生活资料之增长而奋斗,而改善其谋得之诸方式诸条件。”“为六亿人口的物质需要的增长而奋斗(粮棉油炭木材之增加而斗争)。”

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77页“结束语”中的一段话:“列宁指出,要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保证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不依赖世界帝国主义,就必须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摆脱俄国长期的落后地位,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大工业。列宁提出了先在工农业的商业结合的基础上,然后在工农业的生产结合的基础上,逐步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建设轨道的合作社计划”旁,林彪有感而发地写道:“苏联用粮食出口换钢铁机器以建工业,中国亦当先大搞农业手工业换机器以建工业,不要搞小土群而搞大洋群,资本主义亦经轻工(业)为桥梁建重工业,中国亦当来一部分这种经验。则既有饭吃,又在长工业了。在有粮食多余时则直接搞重工业。”“苏联用公社出口换钢铁、机器,以建工业。中国亦应大量搞好农业手工业换机器以建工业,勿搞小土群而搞大洋群。”“小土群”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普遍实行的群众性大炼钢铁生产方式,各单位、村庄不论有无条件,都土法上马,建小高炉炼钢,形成群众性热潮。俗称“小土群”。因违反科学规律,炼出的钢多数是废品,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恶果。林虽然对经济建设不是内行,但他的想法与当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农、轻、重”比例协调发展的思路是一致的。

据林彪当年的秘书回忆,这一时期林彪虽然身体不好,没有在一线主持工作,但他一直关注国内的经济形势和中央的决策。“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林让秘书给他读文件。当秘书读到一大串国民经济的数字时,林彪打断说:“你念这么多数字我也听不懂,你就说文件的主要精神是什么。”秘书说:“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林说:“这我就懂了,我赞成。”

我们列举上述笔记,说明林彪对“大跃进”的问题看得很透。在大政方针上,他与刘少奇、陈云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当他决定参加“七千人大会”并准备发言时,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按照惯例,组织一个写作班子为林起草讲话稿。内容无非是按照中央精神讲那么几个方面。谁知改到第五稿,林彪仍然不满意。最后指出这个稿子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根本不能用,完全没有体现他的意图。〔12〕最后,林彪决定自己准备。他交代给秘书的任务是:从马克思列宁著作中寻找论团结的语录。

林为什么要以论团结为讲话的主题,是有一番深思熟虑的。尽管毛在“大跃进”的决策上犯了许多错误,但他在党内的最高统治地位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在“七千人大会”这样的关键场合说什么话,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表态,看你究竟是拥护毛,还是反对毛。因此林彪确定的“讲团结”实际上就是支持在政治上处于困境的毛。在米丁著《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封底页上,林写道:“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的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林在一张卡片中还写道:“最迅速地响应他人每一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别人的态度。”

所以,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独树一帜,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同那些个别问题上的得失比较起来,同那些临时性的问题上的得失比较起来,我们宁可坚持党的团结,保持我们党的队伍的一致。这样,我们才是有远见,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能够战无不胜。”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下一段是林的讲话中最关键的部分。他说:“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的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无论是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点,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林彪的讲话,使毛极感快慰。据林彪秘书回忆,当天夜里,毛泽东就给叶群打电话,要她将林的讲话尽快整理出来,由他亲自审定。3月20日,毛泽东在审定完林的讲话稿后,批示道:“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13〕4月29日,毛泽东在武汉问罗瑞卿:“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罗说:“我怎么讲得出来?我水平差得远,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出来。”毛说:“讲不出来,可以学嘛。”〔14〕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如此欣赏,赞美之词溢于言表,是很少见的。林彪在关键时刻支持了毛泽东,使毛泽东在与刘少奇等人埋下日后斗争苗头的同时,对林彪更为信任和倚重,也为日后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奠定了基础。但是当刘亚楼、吴法宪等将领去向林彪道喜时,林彪却面无表情,只说了一句:“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整个局面就不好维持了。”〔15〕与林彪形成对比的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他本来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但因为转而支持刘少奇的经济路线,使毛对他失去了信任。有人在纪念田家英的文章中写道:“经常接触毛泽东的人都知道,毛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凡是对他有过帮助的,他总是不会忘记,总要在行动上表示感谢的。但是,谁如果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即他认为是路线问题上,同他发生了分歧,要想照旧得到他的信任,那是很困难的,他也是不会忘记的。”〔16〕

(五)党内斗争与权力再分配

政治家的理想就是登上权力顶峰,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这一点无可厚非。但中共的问题是:主席的位子只有一个,究竟该谁来坐?毛泽东在早期政治生涯中屡遭打击排斥,所以当他奠定领袖地位之后,对权力看得极重,不容任何人的觊觎和挑战。另一个问题是:中共早期是许多山头和宗派形成的。它们在融合过程中曾发生过许多矛盾斗争,留下了不同程度的恩恩怨怨。毛泽东从不否认“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当党内高层在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和争论时,毛泽东很自然地联想历史,政治斗争最后往往落为人事斗争,即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认识到这个基本规律,林彪在笔记中特别注重研究总结经验教训。

政治问题首先是立场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17〕以往我们的理解是对敌斗争,其实对党内也完全适用。

林彪在《新名词词典》(春明出版社1954年版)第2005页“政策”、“策略”词条旁,写了“建议× 打倒×,拉拢× 依靠×,孤立×——五点——总路线”的话,就是对毛泽东关于立场问题的诠释。

所谓“建议”是指对上级而言。林彪在这里就是指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在党内具有无上的权威,所以林彪处处要与毛泽东保持一致。古代兵书《黄石公三略》有句话叫:“不为事先,动而辄随。”林彪在中间加了“一号”二字,改成:“不为一号事先,动而辄随。”〔18〕在《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丁雨晴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封底里页上,林彪写了“保证稳的七个措施”。强调“不抢先说,不插话。”“提材料、问题、方案,勿提意见”。“七个措施”就是在毛泽东面前须注意的问题。

林彪很清楚,虽然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他们之间的历史关系是复杂的。并非每个人都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得到完全的信任。有的人在历史上与毛泽东有过矛盾和恩怨,他们与毛泽东的关系就相当微妙。在加里宁著《论共产主义教育》(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71页上有这样一段话,林彪加了横线:

“你们的发言没有一点生气……你们却力求不是用自己的语句,而是用别人的,现成的语句讲话。在你们的发言中间,没有暴露出自己那种活生生的意见。你们的发言好象是晒不了人的月亮。”林彪批注:“周、邓、李之如彼,则另有政治原因。”

“周”就是指周恩来。在林彪眼里周恩来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形象,与1958年1月中共中央南宁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反冒进”问题对周恩来的批评有关。1956年6月20日,在周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对国内经济建设工作中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冒进倾向进行批评。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讲话中对该社论进行严厉批评,说:“这是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象‘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了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19〕虽然没有点名,但周非常紧张。周当时的秘书范若愚《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一文中回忆,他协助周整理向中央的检查,“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稿交周恩来同志审阅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的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句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1月19日,周恩来被迫在会议上作了检讨。毛泽东一度有撤换其总理职务的意图。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8年6月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等的工作问题。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合适。会议认为他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20〕从此,周在重大政治斗争中,再不敢违背毛泽东的意志。庐山会议,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书,反映“大跃进”中出现的严重问题,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严厉批判彭德怀。会后周恩来与彭德怀谈话,既批评彭德怀,又承认经济形势的严峻。彭问:“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周答:“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彭说:“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21〕

因此,当毛泽东的决策发生失误,党内有人试图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时,反而被扣上帽子,遭到不公正的批判。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对“大跃进”的失误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在自述中说:“可是,事与愿违,在7月17日上午就收到了中央办公厅对那封信的印发本,并在起头加了一个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7月18日,在小组会上我就要求收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7月23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语言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22〕对此,林彪在《新华月报》的一张散页上写了他的理解:“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这是毛泽东在党内政治斗争中常用的手段,借批判某人的思想和政策为突破口,达到打倒其人的目的。1962“七千人大会”后,毛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对刘的调整经济政策不满,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刘的冲突日益尖锐。1964年12月15日—1965年1月14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方针问题,刘少奇认为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认为是抓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刘之间发生争论,邓小平出于好意劝毛: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会议。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23〕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借批判“海瑞罢官”等作品为突破点,实际上将矛头对准刘少奇和中央一批在一线工作的领导干部,目的在于夺回失去的部分领导权。对此,林彪旁观得非常清楚,在《哲学的贫困》的一张散页上,他写道:“政治生活中有的是现象本质一致的,用(拥护)反(反对)某一思想、政策是真的别无用意的。有的用意是在用反人而找由头,对后者如不懂,则将跌入万丈悬崖中。后者是单纯的立场,其他皆不过借口、由头而已。”彭德怀、刘少奇对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非常痛苦,反复从自身找原因,百思不得其解,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悟出这个党内斗争的潜规则。

文革中江青有一个重要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她谈到毛泽东给她讲《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毛泽东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毛泽东对权利延续,也就是接班人的问题尤为关心。林彪一直是毛泽东心目中可以依靠和精心培养的对象,对此林彪心理也是清楚的。叶群在一张卡片上写“毛无军无一切,(希望)林多活廿年”的话,林彪掌握着军队,是毛泽东执政的基础,也是毛泽东特别要依靠借重的力量。

但是,从政治理想和大政方针看,林彪内心与毛泽东是不一样的。林彪推崇儒家治国的思想,他曾反复研究中国古代经典,在《大学》、《论语》、《孟子》上作了很多批注。他赞同儒家的人本思想,在读《古文辞类纂》时,他针对《苏子瞻(轼)上皇帝书》中的一段话“人主所恃者,人心而已。”批注:
群众路线的重要——历史唯物主义的参考
论结人心 顺众必胜 逆众必败
臣恃君,君恃民—君臣行为之标准〔24〕

在中共九大当上接班人后,林彪在1969年10月1日写给叶群的条幅中,引用了《尚书》和北宋文人苏轼的两句话: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25〕

这些理念联系到当时的实际,林彪写道:理论,政治,军事……一切从改善人民生活需要出发,最普遍最日常最大量的问题〔26〕
党要在增加衣食住的供应上去努力为民生而奋斗。〔27〕

这说明,林彪的治国方针,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完全不同。他希望在党内、国内实现一个安定生产的局面,不赞成无休止的党内政治斗争。但是前面说过,不服从毛泽东,就没有在党内生存的基础,更谈不上登上权力顶峰。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林彪首先要做的就是紧跟毛泽东,当上接班人。所以,在1959年重返军委领导岗位后,林彪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大树毛泽东思想,成为毛泽东最可信任的人。但是背后,林彪却引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为曹操煮酒论英雄中的一首诗写成条幅,作为自己真心的表露:
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并且,他把《论语》中“克己复礼”的话奉为信条,写成条幅挂在卧室中,就是他的政治理想。

在军事上,林彪曾有“等、忍、狠”的论述。1949年他在《二十二年的我军总结》这篇最长的笔记中写道:

不性急,不急躁,战术上不打急了,否则重来第二次第三次更慢(只要充分准备无不胜之理)。冲锋前战役前,战略上皆当充分准备(政治、材料、体力、侦察、机会……),但又不抛去有利之机会否。等,忍,狠⑵。机会不佳(无必胜把握时)或准备工作未成熟时,则另选与再等。机会总是有的,有的,这是规律。以时间代兵力,时间能变为战力。

在政治上也是如此,林彪不会重蹈彭德怀上书导致的悲剧。他读了苏轼的《留侯论》,对张良忍辱负重,终成大业的品格很欣赏,写了这样的话:视远、大而忘近、小。斗量不斗力,斗智不斗力。
能忍能下人,即豪杰。
立了大谋才能忍小忿。
等待之重要。
忍忿法——立大谋。
九等九忍一狠。〔28〕

所以,林彪在文革前表现出双重人格。在公开场合,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取代刘少奇的地位。因为是违心的,所以他有时会表现得极左,反而引起毛泽东的猜疑和不安。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516通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长篇讲话。大谈历史上的政变教训。因为毛泽东并未向林彪交底,林又住在大连,事先未与毛泽东沟通,所以靠自己的理解发了一通议论,结果不符合毛的本意。毛感觉不安,在7月8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在发动一场空前规模的党内斗争之前的复杂心态。既要“天下大乱”,又怕自己会“跌的粉碎”。他写道:“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29〕后来,他委托周恩来去大连,给林彪看了毛泽东的信,林彪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

1969年中共九大,林彪当上了接班人,并被写入党章。但是毛泽东鉴于刘少奇的教训,并不向林彪交班,还在大会开幕式上搞突然袭击,提议林彪当主席团主席,以试探林有没有野心。林彪迅速反应,让毛当主席,但内心却感到了毛并不信任他。这时,林彪认为自己韬晦多年,已经达到了目的,应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九大报告起草时,他与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四个政治局常委都认为应该结束文革,恢复正常的社会主义建设。委托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这个思想与毛泽东要总结文革的指导思想不同,毛泽东废了陈伯达的稿子,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九大报告。林彪对此极为不满,采取了抵制和冷淡的态度,成为他和毛泽东分裂的起点。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筹备宪法修改,林彪又与其他几位常委一道,提议设国家主席。被后来批判为“抢班夺权”,自己想当国家主席。这个问题,当事人吴法宪已在回忆录中详细说明,并承认自己的揭发是在监狱里被迫作的伪证。〔30〕林彪明知自己身体不行,当不了国家主席,为什么还要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坚持这一点?他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不能让毛泽东长期以党代政,使国家长期处于文革的动乱之中。这是他向毛泽东进行的抗争。

但是,林彪长期以来树立毛泽东的权威,自己尝到了苦果。毛泽东无视诸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意见,以“反潮流”的做法,打击陈伯达,震慑林彪,取得了胜利。林彪看到了党内斗争的残酷,知道下一个就会轮到他。但是他坚持自己的立场,没有像彭德怀、刘少奇那样作违心的检讨。毛泽东派周恩来带七个政治局委员去北戴河看望林彪,请他回北京出席批陈整风会议,以显示林同毛泽东保持一致,遭到林的拒绝。因为林内心非常清楚,党内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正如他在笔记中写的:“他要灭你,故你只好灭他。”“东郭先生,中山狼,勿幻想狼不吃你。”“但有发动时机成熟与否之选,如同打仗一样。”〔31〕

毛泽东看林彪不可挽救,于是采取“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角”的手段,把林彪逼上绝路,终于导致了“九一三”悲剧的发生。

(六)结论与反思

文革已经过去多年,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中六中全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进行了全面否定。但是,党中央把林彪定为反党集团,拒绝为其平反。后来江青在法庭上都抗议:把她和林彪放在一起,是完全说不通的。

当林彪死后,中央在公布林彪反党集团罪证时,群众第一次看到了林立果等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在那个毛泽东被捧为神圣的年代,人民第一次听到了对毛泽东的专制和对文革的全面批判,不由从内心感到震惊。老百姓又自然产生了联想:毛主席既然如此英明伟大,怎么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会是反革命野心家呢?主席的英明到哪里去了?毛泽东也无法向全国人民解释这个问题。特别是林彪笔记被整理出来后,毛泽东看了,其愤怒和尴尬的心情可想而知。他精心培养林彪这么多年,反而被林彪看透,如同玩了一辈子鹰,最后被鹰啄了眼。所以,毛泽东精神受到沉重打击,一病不起,从此也不再信任任何人。文革到此是一个转折,开始走下坡路了。

如何看待林彪的笔记和林彪的历史现象?我们知道,在战争年代,林彪是一个指挥百万大军的统帅。他富有个性,机敏,果断。但是到了建国后,他却判若两人,在公开场合,他变成了一个手持《毛主席语录》,只会喊万岁的追随者,无复当年的元帅英姿。这一切,首先要归于建国后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和党内斗争的残酷。在这方面,毛泽东要负首要责任。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

在这样不正常的政治关系下,战争年代那种团结奋斗、亲密无间的关系没有了。在会议一致举手的表象下,党中央领导人不能交流不同意见。像林彪这样的双重人格,表面拥护毛泽东,背地里在笔记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这种情况在当时不是偶然现象。就是周恩来这样一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人,在临终前也对夫人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32〕叶剑英曾关照周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如果周有什么话,一定要记下来。结果周恩来至死也没有把真心话说出来,而是戴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桂冠离开了人世。

如果林彪也得到善终,他的笔记也永远不会公开,许多秘密就将被历史掩埋。有幸的是,林彪的笔记被整理出来供“批判”用,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林彪,终于有了一把钥匙,来揭开和解读中南海高层的政治关系,揭示毛泽东时代许多不为人知的复杂问题。从而科学地、客观地研究那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史。这是林彪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它的价值在今后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改变我们对许多问题的传统认识。

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毛泽东和林彪是几十年的亲密战友,一个是主席,一个是副主席,有什么意见不能在一起谈谈,非要演成那样的历史悲剧?这就是问题的根本。因为毛泽东从来都把民主当作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正因为党内从来没有建设起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不同的意见都被视为对毛泽东权力的挑战和篡党夺权的异端,所以才造成了毛泽东的专权和党内斗争不断的事实。从高岗、彭德怀、刘少奇到林彪,都是如此。一个党,能不能讲真话,是判断这个党的政治生活是否健康,是否有战斗力的基本标准。毛泽东自己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就难免有一天会垮台。”〔33〕但是他自己又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时代进入了21世纪,思想解放和历史的进程要求我们,要把党的民主制度建设作为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用制度和法律不断完善健全起来。在党内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集思广益,使党的方针政策不会出现重大失误和反复。充分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要让文革和林彪的悲剧再度重演。

注释:

0,刘冰:《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第182—18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
2,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第71——7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师哲:《我的一生》第211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胡哲峰:《毛泽东与林彪》第46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张云生:《走近林彪》稿本第176页。
6,李德:〈原来林彪爱读书〉,稿本。
7,《林彪文集》第444页,中港传媒出版社2011年版。
8,《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31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9,同上,第447页。
10,《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1、42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79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第149页,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4,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第20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15,《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下册第550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
16,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17,《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8,林彪写在《三略直解》(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图书资料馆1961年打印)第2页上。
19,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6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2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册1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21,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4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2,《彭德怀自述》第275—27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3,《刘少奇传》第9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24,《古文辞类纂》(姚鼐选纂,世界书局印行)上册第344页。
25,林彪1969年10月1日写给叶群的条幅。收录于《林彪与孔孟之道》。“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是《史记·商君列传》中赵良引用《尚书》中的话劝诫商鞅的。后一句引自苏轼《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
26,林彪写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39年版)扉页上。
27,林彪写在《简明哲学辞典》(罗森塔尔、尤金编,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06页上。原文是“历史唯物主义”条中的一段话:“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就不应从抽象的‘人类理性原则’出发,而应从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应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
28,林彪写在《古文辞类纂》(姚鼐选纂,世界书局印行)上册第103页上。是读苏轼《留侯论》后的感想。
2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30,吴法宪:《岁月艰难》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778、788页。
31,林彪写在《列宁全集》第19卷415页上。原文是《革命的教训》。
32,《周恩来传》第21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33,毛泽东:《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 原载《领导者》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