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仁:方婷芝家破人亡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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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幸福美好的教师家庭。

曾有这样一个家庭。夫妻相爱,事业有成,儿女齐全,家庭和睦,衣食无忧,身体健康。它是曾被许多老师艳羡的幸福美满家庭的典型。这就是一九六六年以前方婷芝的家。

方婷芝,女,1920年12月15日生,浙江省海宁市人。一九四四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化学系。毕业后先在四川工作。一九五二年八月从乐山来到北京女三中任教。

方老师为人正直,品德高尚,待人平等,亲切热情,群众关系较好。她努力钻研业务,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使教学成绩很快提高,深受学生爱戴。她不仅是高中部的任课教师,而且还担任化学组的教研组长。在组内更是言传身教,认真地从各方面培养青年教师。方老师一贯严格要求自己,积极上进,来校不久就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随后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一直是女三中工会主席。一九六○年被评为北京市红旗手。而且还有一位比翼齐飞的好丈夫。

她的丈夫高诒善教授,一九一四年生,江苏省江宁人。一九三七年清华大学化学系九级毕业生。“七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及沿海大城市的高校纷纷内迁。其中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于一九年迁入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高诒善也随校南迁。年在重庆大学任教。后又曾任教于四川西南师范学院,是方婷芝的老师。他们由师生关系相恋,最后成为眷属。

高诒善一九五四年由四川来到北京。五五年到了北京钢铁学院。钢院一九五二年成立,初期师资不够齐全。高诒善来钢院后,接任从北京大学借用的韩德刚先生,成为钢院物理化学系的一位先行教学者。高教授业务水平高,理论造诣较深。教学认真负责。他所带过的研究生后来不少人成了该领域中的精英和业务骨干。

高教授为人和善,谦虚,无架子,平易近人。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当时系党总支书记林楠很器重他,积极培养他,想发展他入党。并曾派他以教授身份去苏联留学深造。他虽未入党(也有说他是中共党员的),但领导上一直很重用他,是钢院理化系的副主任,据说文革前还是海淀区人民代表。(高是不是中共党员?海淀区人民代表?调查中未有结论。)

他们育有一子一女。文革开始时,男孩高翔,是人大附中高三学生;女孩高佳是北京一○一中学高一学生。他们都很聪明好学,在德智体诸方面均是较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方婷芝的姐姐方琼芝早年丧夫,有一儿子叫大海,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参军了。她未再婚,一直住在妹妹家,成为这个家中的一位好主持。包下所有的家务,做得井井有条。使每一个人,都可集中精力工作和学习。

◇ 祸从天降:被诬为国民党特务。

文革一声惊雷,风云突变。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中央台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平静有序的女三中,顿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员讨论时,方婷芝坚持说基层和中央是一致的。这言论引起部分党员和同学的不满,因为当时普遍认为学校是执行了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以运动初起,方婷芝就被戴上了“保皇派”的帽子,而遭到批斗。

事实上,方婷芝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阶级感情简单朴素,她是“解放”后和平时期发展的党员,在政治上单纯幼稚,基层应当和中央保持一致,是基本概念。可怜方婷芝对党内的残酷斗争根本不了解。自然因言获罪。她被关进了小黑屋,挨了打并被泼墨汁。

不久,以吴圣湖为首的工作组进校后,在全校的教职员工大会上说:“学校的教师就像农村的地主富农。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不是真左派,是假左派,真右派,是阶级敌人。他们混水摸鱼,攻击党组织,大家应擦亮眼睛……”等的讲话之后。更加煽动了群众斗群众。方婷芝的处境越发险恶了。这时不仅学生起来打斗老师。还使平常互相尊重友好的教师之间,也变成六亲不认,有的还相互乱咬。

在混乱之中,化学教师蔡世芳为泄私愤给组长方婷芝贴了一张歪曲事实的大字报。诬陷方婷芝是从重庆渣滓洞(关押中共党员的监牢)来的特务。(因为方婷芝是从四川乐山来北京的),蔡有意混淆乐山与歌乐山的区别。这张大字报火上浇油,对后来方婷芝进劳改队及被整致死,起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方婷芝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特务?一般群众不明真相。但作为党组织的人事干部是知情的,他们掌握方婷芝的个人档案。而且方加入“民进”组织,特别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都经过极严的政审调查。但对于这张完全捏造的大字报,完全无人出来予以澄清。方婷芝在文革中一直被“特务”罪名所笼罩,直到她被置于死地。

◇ 在批斗中死于车祸,诬为自杀。

工作组撤走之后,由学生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女三中文革时,方婷芝被关进了非法的“第二劳改队”。失去人身自由,受尽了精神的和肉体上的法西斯专政迫害与摧残。好容易到了“批判资反路线”时,“劳改队”被砸烂,她恢复了自由,并与当时的“劳改队”中部分成员,成立战斗组,开始揭露运动中的一些违反政策的事情,介入了当时很普遍的两派斗争。岂料接踵而来迎接她的是更大灾难与死神。

一九六七年,女三中建立了以“支左”部队领导马营长和原领导干部董光苔及群众代表组成的“三结合革委会”,继续领导女三中的文革。一九六八年夏,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革委会要求教职员们一律住进学校,不得回家。扬言“清队主要是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运动中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在极左狂潮下,董光苔领导的革委会,竟然在只有百十位教职员工的女三中抓出了十几个新老“特务和反革命”等阶级敌人。并逼死了职员孙历生,逼疯了盛荃生,化学教师方婷芝则家破人亡。

在《清队》中,董光苔根据前述那张大字报,继续诬蔑方婷芝是从重庆歌乐山渣滓洞来的特务,并指方烧了黑材料。事实只是大字报底稿烧了。哪里是什么“黑材料”?董主任以此为由,要重拳整掉对立派的方婷芝。据知,六月十一日晚上董找方谈话,告知第二天下午召开对她的全校斗争大会。可以想见,这给了方婷芝极大的压力,她当晚能睡好觉吗?第二天中午方手拿一个搪瓷缸子,可能要去西四大街买东西。从校门出去,在横过马路时,被从东向西行的十三路公共汽车撞压致死。

事发后,在没有弄清死因的情况下,董光苔就立即召开全校大会,向全体教职员工宣布:“方婷芝畏罪自杀”。这简单的一句“畏罪自杀”,导致一系列惨剧的发生。

◇ 丈夫高教授不堪侮辱服毒自尽。

事实上,方婷芝是一个很有个性,也有独立见解的人。在文革风浪反复中,不断有校外自杀者的信息传来,她在战斗组内曾多次对大家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自杀”。她也曾多次表示过:“环境再困难也不能自杀,如果自杀了不仅问题说不清,还以为你真的畏罪自杀了”。许多老师都还记得她说过这句话。所以大家对宣布方是自杀时,无不感到十分蹊跷和不解。

此时高教授也在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挨整,并与其他二位教授被罚打扫厕所。高诒善是很典型的知识分子,自尊心很强,又好面子。他认为被无端挨整和打扫厕所,是对人格的侮辱,实是难以承受,遂产生自杀念头。有一天他去颐和园想一死了之,但他那恍惚,悲观,寻死的神态,引起了园内工作人员的警觉,将他送回了钢院。当晚单位派人去他家做劝慰工作,并通知了女三中,要求放方婷芝回家看看(因清队方不能回家)。经做工作之后,高打消了轻生念头。他还发出了感叹:“朋友好?子女好?还是老婆好?”结论是:“老婆最好!”他向老婆保证:“你放心,不会自杀”。

可是当得知老婆的噩耗时,他唯一活下来的精神支柱垮了。遂于6月15日服敌敌畏自尽。头一天晚上他对女儿高佳谈了些家史和亲戚的情况:妈妈的祖籍是江西,外祖父是小学老师,早逝。外祖父有七个孩子,妈妈小时家庭生活很拮据,姨妈方琼芝曾在工厂中做童工维持家用。大舅舅叫方声恒,刻苦自学,后来到美国读书,抗战胜利后曾回中国,一九四六年去了台湾。(后经了解,方声恒是台湾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他的女儿方瑀女士,是连战先生的夫人。)留下了正在求学的一子一女和重病在身的姨姐,高教授走了。方婷芝的美满家庭从此崩溃,失去两位主人。

◇ 儿子理想破灭精神郁卒自缢身亡。

方婷芝和高诒善出事时,儿子高翔在外未归。一九六七年,玉门石油局来京招工,他也随人大附中的一些高中毕业生被招去了玉门石油局,分配在青海柴达木盆地修理汽车。他是一位有理想,好强上进的青年,想和父母一样,有所作为,特别想当一名教师。可是因为父母双双自杀,组织上没有做出任何结论。在那政审严格的时代,没有结论的比有结论的处境更惨。参军,上大学,找工作都与他无缘。连“知青”返城政策也对他毫无意义,因为北京的家早已没了。日月如流,虽十几年过去,他仍盼望能有出头之日。

他想要离开修理厂,他的挚友,同事为他想出了“先结婚,后调回”的办法。并给他介绍了一位南京的女友,他终于1980年结婚成家,调到了南京,被分配到妻子工作单位:南京中国水泥厂。他非常高兴,向领导提出到工厂子弟学校教书的要求。但不获同意:新来的应先劳动锻炼,遂将他安排到矿山车间修理车辆。父母“自杀”原因一直是个谜,困扰着他,环境差,理想破灭。他从此情绪低落,少言寡语,进一步精神郁闷;加之春节购物,售货员未理他。使他受到刺激。回家后说:人活了没有意义,被人看不起。遂于一九八一年春节后自缢身亡。时年不足35岁。留下一个遗腹子和年轻的妻子。

方婷芝女儿高佳,文革初高一学生,父母双亡,兄在青海,病重的姨妈也被离开北京去了衡阳。一个人孤苦伶仃。因高家的许多事情没有弄清,一○一中学的工宣队,未让她去农村插队。六九年高佳去了北京机床工具总厂工作。七○年,全国抓“五一六”分子。不知为何,工厂将她抓进了专政小组,关到北京建工学校接受批斗。在关押期间,她想到自己凄惨痛苦的命运,丧失了生存的勇气,曾两度自杀未遂。后来,她回原单位继续工作。她终于坚强地活了下来。并在一九七四年和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的孙驹良先生结婚成家,生有两个女儿。

一九七八年,高佳父母先后得到了平反昭雪。钢院领导在征求家属同意后,将高佳调入钢院理化系大专班学习。毕业后又进入钢院夜大进修。这位家破人亡的幸存者,领略到了一派春光。并取得事业上的出色成就。高佳1989至1990年间,任职亚运会北京筹委会新闻部。后加入九三学社,任九三学社北京市委、科技大学的委员。二千年曾到南非工作,并在核电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曾担任若干专业学会理事,参与多项科研工作,获得国防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一项,发表学术论文约五十篇。但不幸地,她身患肺癌,于2004年病故,终年54岁。

◇ 孤女艰难追求真相为母讨回公道。

任何事物都是客观存在的。不管怎样被人有意隐瞒或歪曲,也不管蒙上怎样的阴影。真相终会大白。关于方婷芝畏罪自杀的指控,终于得到翻案——结论是车祸。

出事当时,董光苔匆匆地宣布方婷芝畏罪自杀后。就想方设法企图将方之死定成是畏罪自杀的铁案。董四处寻找方自杀的人证物证。包括多次指派其心腹逼我写方婷芝烧黑材料的具体情况。我坚持说:我不能按你们的要求写,她死了,无法申辩了,我必须如实地写。她没有烧黑材料,烧的是战斗组的大字报底稿,而大字报都是曾贴出过的,公开的,不是黑材料。我们这些了解她的同事,一直坚持认为方绝不会自杀。

好在当时董光苔不知道方婷芝的一个天大的秘密。那就是她丈夫高诒善教授自杀的头一天晚上告诉女儿的,谁都不知道的家事。尤其是方婷芝的大哥方声恒,早已举家迁入台湾。如果董主任知道她家有人在台湾。那么,方婷芝一定会被说成是台湾特务畏罪自杀。这是那时候非常普遍的给人定罪的做法。

为了搞清母亲死亡的真相,消除畏罪自杀带给家庭的影响,高佳一直在调查上访。她多次找13路公共汽车的单位汽车第三场。说明她的目的,是想弄清事情的真相。因为母亲自杀的结论对家属影响太大。同时钢院的专案组也想弄清事件,从而给高诒善一个正确的结论,也曾找过汽车第三场。

坚持到一九七八年,汽车第三场终于派人带着高佳去海淀区黑山扈找到了正重病卧床的肇事司机张××。当高佳说明来意并问他是否还记得六八年六月十二日在女三中校门前轧死人的事故?司机毫不犹豫地说:“忘不了,记得。不是那女人要自杀,是我出的车祸。因为我儿子在头一天被隔离审查了,我未睡好,开车时思想不集中,而造成的车祸。是我对不起死者。”

在取得司机本人的证词之后,高佳和丈夫写了申诉材料,一同去找到了北京市交通管理局,大约过了两三个月后,交管局开着一辆吉普车来到钢院,对家属说:“我们对方婷芝老师之死,深表同情。当年的处理是错误的。确实是车祸,不是自杀。所保存的档案材料还在。”当家属提出要看照片时。他们说:“别看了,很惨!因为司机碰倒了死者后,又倒了车,所以头部都被轧烂了。”至此真相大白。肇事司机的单位给了高佳一千二百元,作为给家属的赔偿。总算是为方婷芝洗清了十年前的这桩畏罪自杀冤案。

他们还将结论通知159中学(前女三中)。一九七八年学校在八宝山给方婷芝开了“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宣布“经审查方婷芝在政治上没有问题,不是畏罪,非自杀。”算是平反了。但因范围小,参加的人也少,又未明确说出是车祸。至今原女三中教职员工的多数仍不知她死因的真相。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明年(2011年)将是方婷芝老师逝世四十三周年。悠悠我思,岁月飘忽。时间虽改变了许多东西,而我们怀友之情却恒久不变。在这辞旧迎新之际。特作此文,不仅要表达我们对朋友的思念,更重要的是要告白四海:方婷芝无罪!她因车祸致死,绝非“畏罪自杀”身亡!

在此,特向为本文提供材料和建议及意见的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孙驹良处长,段然登老师和原女三中部分同仁以及原钢院的朋友们致以深切谢意!

(作者:原女三中退休历史教师。二○一○年十二月)

(原编者按:董光苔是三十年代投共的董振堂之女,在文革之初也被红卫兵关押,她母亲向毛求情,才得以释放并成为革委会领导。)

◇ 附:王友琴后记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位于西城区(文革后改名159中学)。文革中,校长沙坪被打死,四名教员在遭到抄家、监禁、被“斗争”之后“自杀”。(这里用了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杀,很多死于文革暴力的人,都曾被宣布为自杀。)我在《文革受难者》书(2004年出版)中写了沙坪和孙历生二人之死。后来我有幸认识了女三中的历史老师陈寿仁。陈老师1956年大学毕业后到女三中教书,文革中也遭到迫害。在沙坪被打死的斗争会上,她和其他“劳改二队”中的老师跪在沙坪的东边。二○一○年,她写了回忆文革的文章,对女三中的文革历史作了全面深入的描述和分析。陈老师今年八十八岁,仍然思想敏捷,身体灵活,会打字会上网。她正义仁慈,坚持真理。我对陈老师充满敬意。

陈老师的文章不但有助我们了解女三中的文革暴力迫害,也帮助我们理解最近因“道歉”而引起关注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被打死的事件。二者是密切相关的。卞仲耘校长在八月五日被打死(1966)。八月十八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献上红卫兵袖章,毛发表著名的“要武”对话。第二天八月十九日,在女三中校园里红卫兵连续殴打沙坪。二十日早晨沙坪已经不能行走,被拖到全校大会上批斗。沙坪在中午死亡。

当时还有校外居民也被抓到女三中校内打死,这一方面也和师大女附中一样。我们也看到,连个学校都有“文化革命委员会”,都有红卫兵,都有校园“劳改队”,都有暴力“斗争会”造成人命大案。从两个学校的相似性,可以看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在红卫兵运动发展到高潮的同时发生的,是有组织的对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和平居民的大规模的群体性的暴力迫害和杀戮。这个历史惨剧不能被忘记,而且要分析研究,防止其再次发生。

王友琴 2014年2月6日记。

□ 原载香港《开放网》2014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