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爱国的两种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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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棉花搅动的舆论场已渐渐平复,像往常一样,它的波动遵循着这类事件的一般规律:从热情的爆发,到出现激烈的做法和言论,然后是呼吁“理性爱国”来降温,到最后发现,在一个热点转瞬即逝的时代,最难的是如何(以及是否有必要)将一场运动常态化。

这样反复上演的场景或许也正表明:现在对外强硬宣示“不吃你们那一套”,但其实对方也不吃我们这一套,最吃我们这一套的,还是我们自己人。不过,这也不仅是“能玩两百遍次次都重样也不腻”,至少这一次,更多见到的不是那种肉体打击式的肢体对抗,而更多表现为在网络空间里的话语争夺战。

在此,关于“爱国”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话语:一种着重的是根基性纽带(primordial attachments),由属于国族一员的情感连接所激发;另一种则强调任何行为只有在最终有利于国族共同体时,才称得上是“爱国”,否则只不过是“害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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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常被嘲讽为“义和团”,但前一种力量爆发出来时的确强大得多,因为这种根基性情感近乎本能,由直觉催发,还具有极强的相互感染力。历史也一再证明,在面临激烈冲突时,很少有什么能与它对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很多人乐观地相信,跨国界的阶级、贸易关系(也许还可加上宗教)可以阻止欧洲人相互厮杀,结果,所有这些都输给了民族主义。

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并不算多特殊,实在要说,那或许只是在经历了从“天下”转向“国家”、继而又“告别革命”之后,中国人很少还有什么普世性的思想资源能对抗民族主义,同时又仿佛与生俱来地携带着“近代屈辱历史记忆”这一基因,使人们更容易本能地拥抱“祖国”这一母体。

所谓“血性”,就是指这种内在于每个国族一份子体内的本能情感。当这种情绪被点燃、激发后,就会让人进入一种超越平庸日常生活的激情之中。这也是为什么越是生活中的失意者,往往越是会被它所吸引,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是与一个崇高的母体兼内在客体融合,由此成为一个更真实、更完整的人——对世俗主义的中国人来,这实际上近乎宗教体验

在韩国电影《华丽的假期》中,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深刻:当抗议者倒下时,他在咽气之前说了最后一句话,“谢谢你,让我这样一个小混混,能有机会投身这样壮烈的事业”。

因此,即便这些行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对真诚投身其中的当事人来说,他或许确实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和升华,也正因此,它并不能被嘲讽和理性思考所轻易瓦解——对这些人来说,“理性爱国”很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可疑的矛盾修辞,不可能既“爱国”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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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这种情感的力量往往催生出暴烈的举动,但如果它仅限于个人行为(不管是砸烂自己的日系车,还是烧掉自己的Nike鞋),那都没问题,问题在于,它常常很快就会“溢出”个人的边界,要寻找一个攻击对象。2012年西安的反日活动中,那位用U型锁将日系车车主李建利砸穿头骨、导致其右边肢体完全瘫痪的蔡洋,就是一例。

为什么原本捍卫中国人利益的诉求,会演变为伤害中国人自身?这与其说是“头脑发热”的“愚昧”,不如说是其内在就包含着一种自我净化的逻辑:既然吁求“紧密团结”,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势必要清除内部的“杂质”。但如果这些人自认是最“纯粹”的,那也就意味着他们其实是最极端的,从他们的视角出发来看,恐怕多数人都显得不够“纯粹”。

这会构成一种难以击破的逻辑闭环:如果你是中国人,就应该和我一样;如果你和我所作所为不同,那你就不能算是中国人。这其实是宗法社会的产物:你要是不符合自定家规的意见,那你就是不肖子孙,被开除了。

这种几乎是自发的力量,在中国仍会有强大的社会基础,也可谓“民心可用”,但它始终有两个棘手之处:一是它不稳定性和不可控性;二是它所内含的自毁倾向——简单地说,当它失控并走向极端时,往往就会招来事与愿违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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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竞争性的爱国话语对其批评的着力点,也正在于此。他们常常抨击、讥讽前者“以爱国之名,行害国之实”,而“真正的爱国”应当是理性计算之下,有助于实现中国人的利益。

然而,怎样才算“实现中国人的利益”,不同的人可能有相去甚远的不同观点,而很多人也根本不会停下来细想,那只是一瞬间的应激反应。此外,虽然“理性”本身就是自我正当化的,但它却也因此常常被看作缺乏感情,又或是对他人激烈的情绪反应怀有一种不讨人喜欢的优越感。

不管怎样,这种话语也需要证明“这才是对中国人更好的”,换言之,它很像是吴飞在《浮生取义》所说的“中国家庭权力游戏”:每个人都要设法积累道德资本,因为决定胜负的不只是力量高低,而“道德资本”乃是一个家庭中被公认为对全家有益的言行或地位

正因此,“理性爱国”的声音获胜,通常都是在“非理性爱国”做过头的时候,因为只有此时,才能有足够多的理由、且说服多数人相信:那些人的行为已经无益于“全家”。它的弱点也在于此:因为这样一来,它常常是被动的、迟来的,还得对手出错牌。

在这一波的事件中,一些变化已经在发生:那种实体性、肢体冲突式的暴烈行为少了,烈度减弱,持续时间也短了,但在网络空间的言论对抗却加剧了。这样,双方自我正当化的念头或许都在强化,但要证明对方不利于整个群体,则恐怕比以往更难了。

可以设想,这些只会继续演变,但不会就此消逝。对缺乏超越性思想资源的中国人来说,也只能在这个框架下博弈。只要不侵犯他人的边界,每个人当然有权保持自己的观点,“对话”或许太难,但哪怕观点的“对抗”也好过要消灭对方的冲动。学会这些,不仅是个人的成熟,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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