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坚定地迈向宪政民主——《中国良心知识分子谈宪政民主》问答系列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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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坚定地迈向宪政民主

——《中国良心知识分子谈宪政民主》问答系列之四

吴思,前“炎黄春秋”杂志主编,“天则研究所”理事长

1. 您理解的“宪政民主”有哪些基本要素?其中最核心的內容是什么?

宪政的核心要素是多元权力制衡,防止一权独大。民主的核心要素是大众选民可以授权和罢免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委托代理机制有效。民主可以支持宪政,宪政可以制约民主。

2. 您是否将宪政民主视为各国都必须追求的理想政体?赞成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是。宪政民主可以用彼此制约的契约结构保护每个人每个群体的自由。只有建立了自由这种自作自受的机制,不嫁祸,不侵占,才有和平稳定繁荣创新,人类才能获得追求各自的幸福和意义的最佳条件。

3. 民族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兴起,世界上主要的宪政民主国家都面临重重困难、严峻挑战。您认为宪政民主制度能否经受考验,是否还有强大生命力?

能。即使暂时失败,民粹主义造成的损失还会召回宪政民主,回到自由的道路上。

宪政民主主要是对内的,处理国内关系。民族主义是对外的,民粹+民族主义是内部民粹主张主导了对外关系。宪政民主制度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未必不犯错,但是纠错机制比较健全,走不远。

4. 宪政民主制度是否符合当今中国的最大现实需要?是否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经预言过“文明冲突”,尤其是儒教和伊斯兰教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冲突。您怎么看待儒家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关系?

儒家倡导的仁义,仁政,核心是要求统治者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主要停留在自律层面,缺乏制度的硬约束。宪政民主就是迫使统治者推己及人的制度,就是这种硬约束,可以让越界过分者下台。在这个意义上,宪政民主是儒家文明的进化升级,儒家文化与西方文明在根本问题上没有冲突。冲突发生在二级三级层面,儒家自身需要升级的层面。

过去,农业文明时代,儒家缺乏制度层面升级进化的条件。现在,工商时代,资本和知识的转移成本很低,压迫强制体制失去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儒家升级到宪政民主的条件已经具备。一旦升级成功,中国最富于创造力的社会集团将进一步发挥作用,创造出更加繁荣的社会。反之,资本和知识集团整体预期不稳定,发展条件不好,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在这个意义上,宪政民主就是当代中国的最大的现实需要。

5. 中国是否有必要制定新宪法?如果有必要,应当如何建立具备民意代表性的制宪机构?宪法草案应否诉诸全民公决?理由是什么?

如果执政党主导改革,八二宪法可以修订,不必制订新宪法。如果执政党主导改革失败,新的主导者必然制订新宪法。如果制订新宪法了,全民公决就是最佳选择。这是公民权利教育普及的好机会,也是未来宪政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6. 中国未来应当实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请说明理由。

先实行总统制,经历了总统制容易招致的分裂式挫折之后改行议会制。总统制可以凭借强力完成过渡,中国人熟悉这种治理方式,延续了皇权威权和极权传统,适应了党团不发达的社会条件。过渡完成之后,强总统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改行议会制。如此复杂多样的大国,议会制是更好的选择。

7. 议会应当采用一院制还是两院制?请说明理由。

两院制。防止议会独大,在众议院之外增加一道隔离汹涌民意的篱笆,防止民粹主义或者多数人意志直接冲毁人类历史一再证明正确的自由和繁荣之路。

8. 未来中国是否需要实行联邦制?如果实行联邦制,如何划分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中国可以划分成多少个省或者州?理由是什么?

实行联邦制。但是中央政府的权力应该比美国大一些。因为中国各地的差距大,没有中央级别的二次分配,国内分化太大。公民社会的自治能力发育成熟也需要很长时间。

省或州的划分,符合传统的文化语言的身份认同即可,我说不清楚。

9. 地方自治应当以省还是以县为单位?地方自治最重要的几大要素是什么?

县。这是历史上最稳定的单位。中国各县规模已经不小,有效的自治规模不能太大。而且,按照中国重视大一统的传统,考虑到对分裂的全民性的抵触,县级自治可以形成“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稳定格局,在传统价值观改变之前,降低了分离主张导致冲突的风险。

地方自治的要素,第一是该区域形成选民与政权的委托代理机制。立法,选举,地方税种的征收,公共产品的提供,只要是本地能处理好且外部性不强的,就不要让外部插手。第二是政府之外,支持公民组织发育,尽可能多地依靠NGO组织,公共服务竞争性发包,只要是社会组织能处理好的,就不必让政府插手。

10. 台湾、香港、澳门、新疆、西藏应当在宪法上享有什么样的特殊地位?您对香港未来的“双普选”有什么建议?

在宪法上,这些区域应该近似联邦制下的州(state),对比其他省份,中央在二次分配方面的征税权更少。

双普选,越早兑现承诺越好。

11. 应当如何设计自由公正的选举制度?选举制度应当符合哪些基本条件?

先说一个技术性问题。从日本的投票经验看,年轻人时间成本高,老年人反之,于是老年投票率比较高,对决策的影响大,被称为银发资本主义,资源比较倾向老年福利而非长远发展。中国可以利用自己的网络普及和身份识别优势,建立网上投票系统,降低投票的时间成本。这与秘密投票的原则有冲突,但是,全国范围的合法投票,得罪人的考虑可能很弱,选民大概不在乎是否记名,更在乎是否麻烦。

考虑到中国选民数量极大,单张选票的作用近乎零,对比个人投票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未来投票率难以乐观。不妨建立网上投票和实地投票两个系统,每个人两张票,网络票加实地票。如此既可降低投票成本,又可以看出不同选民对某个主张的表达强度。当然,可能出现两个系统的托票结果不一样的问题,需要设计权重,并获得全民认可。

12. 英美以两党制为主,欧洲大陆则是多党制。您认为未来中国应当建立多党制还是两党制?理由是什么?

如果是执政党主导的转型,两党制出现的概率高。如果是民间主导的转型,圆桌会议式的,多党制就不可避免。各有各的好处。两党制适合前期的总统制,多党制适合后期的议会制。顺其自然,不必刻意设计。

13. 执政党和国家之间应当是什么关系?如何保证行政中立和去政治化?

国家是全体公民的国家,即所谓人民主权。执政党是人民在相互竞争的团体中选择出来提供公共产品的受托人。选民根据各党派的主张和表现定期决定委托谁。执政党只是国家的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的主导者。

行政领域仅仅是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处理立法司法之外的公共事务,且有政务和事务之分。政务官随选举更换,处理具体事务的公务员中立执行选民委托政务官下达的体现执政党偏好的指令。

14. 您认为领导人是否应当实行任期制?应当如何保障任期制?

如果是总统制,必须实行任期制,以免权力扩张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如果是议会制,定期选举议员即可,任期无所谓。不同党派的议员在议会内有时间也有能力控制权力。

保障总统制的任期制的机制,就是有效的三权分立,强大的议会和法院,比较低的弹劾门槛,外加媒体监督。

15. 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司法状况?未来中国如何实现司法独立?

中国自己和自己比,民商事案件,受法律文书公开和法官责任制等改革措施的影响,司法水平有进步。政治性的案件,短期退步。中国和外国比,中国的司法水平介乎极权社会和威权社会之间,可谓半极权半威权司法,整体落后。退步就是半极权成分的扩大,进步就是减少。目前还是过渡状态,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尚待未来整合。

实现司法对地方党政部门的独立,可以模仿英国的王室巡回法庭,建立司法领域的竞争机制。最高法院在各大区派出的巡回法庭,如果扩充权力,扩大受理范围,就可能发挥类似作用。

实现司法对中央党政权力的独立,技术上的公开、法官责任终身追究等措施都部分有效,但是最关键的一步,还是宪政民主转型。

16. 民主的要义是多数人统治。如何在宪政民主的中国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

议会制对少数人的保护比较有力,在双方都争取少数派的关键时刻,少数还可能谋取超出合理水平的利益。两院制,上院可以保护少数人聚集领域的利益。宪法法院之类的违宪审查机制,可以防止多数人的权利超出宪法规定的范围。各种对自由的保障方式,都有助于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

17. 宪政就是依宪治国。您认为应当如何保障宪法在未来中国的崇高地位?违宪审查机制应当如何设计?法院有权解释宪法吗?

模仿德国,建立宪法法院,由专业法官受理与违宪有关的案例。宪法法院设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如果实施了联邦制的话,设在香港或台湾。

 

18. 您认为维权律师和法律界在司法独立、宪政转型和社会法治化过程中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第一,专业性的主导作用。第二,维权律师具有社会性的推动作用,同时迫使各方互动在法治轨道上进行。第三,法律界,尤其是维权律师,在法治化进程中,已经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19. 分权、制衡、法治的制度安排,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由。你认为未来中国应当如何扩大和增进个人权利和自由?如何扩大和增进社会自治?如何处理保障政府效率和国家能力与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关系?

如果中国指民间人士,那么,各自尽量按照公民的方式行事并如此要求互动的对方。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天天拱卒。

国家能力,如果强调的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那么,最重要的公共物品,最大的国家能力,就是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当然权利是有位阶和排序的,依照公民的授权处理好这种排序也是国家能力的体现。

顺便一说,如果国家的建构和运行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使用国家能力这个概念,用国家的概念代替政府,问题还不大。如果国家是皇权专制型的,那么,不在国家和官府之间做出区分,很容易把问题搅乱。

20. 言论和新闻自由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如何在中国保障言论自由不受国家干预或操纵?您如何理解宽容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

言论和新闻自由是宪政民主制度实施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两项,公共领域的选择者就会变瞎变傻。执政者也更容易变坏。更宽泛地说,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人类这个物种认识环境就更容易出错,就会狭隘而失真,这是物种级别的灾难。

保障言论自由不受国家或曰政府操纵的基本格局是:媒体必须是多元的。官方媒体可以存在,但是,如果不能建立与权力的隔离带,就只能获得相当于二流媒体的财政支持,确保他们不能凭借权力和财力物力获得一流影响力。

言论自由,就是对你或其他人所不喜欢的言论的宽容。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是,正如有些行为超出自由范围必遭惩罚一样,有些能够造成直接伤害的言论,尤其是侵入私人领域的言论,如诬陷,诽谤,披露个人隐私,等等,在法律上不能宽容。

21. 集会与结社自由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在中国应当如何实现?

没有集会结社,许多公共选择的成本就会太高,民众的需求就无法表达,表达了也无力监督批评。于是民主和宪政就会部分失灵。更何况,许多公共需求,可以通过民众的结社集会得到满足,通过自治解决问题,无需经过代理链条比较长因此效率比较低的政府环节。

当代中国,结社自由只能被严格限制在无任何政治色彩的领域,如慈善和环保。即使在这个领域,组织的规模和层级也受到严厉限制。实现两项自由之路,一是不断呼吁行动,让官方在利害计算方面感到放松一些比较合算。二是在微信群等虚拟空间里耐心维护自发组织,随封随建。三是实体组织,无论是教会还是其他组织,同样保持耐心和坚韧。基督教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打压中发展起来的。四是从根本上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保证王在法下,政府保护而非侵犯公民权利。

22. 宗教自由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如何在中国保障宗教自由不受侵犯?

信仰自由是宪政民主应有之意。促成和保障的方式,如前述实现结社自由的办法。

23. 大学自治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如何在中国当下实现大学自治?

大学自治,形成思想创造和传播的自由自律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科学和思想的自由探索带来的丰硕成果,是引导人类进步的先锋。宪政民主的重要功能就是创造并保护这种条件。这个空间的存在也能支持并维护宪政民主。

当代中国缺乏这种条件,探索的范围被限制在官方利益许可的范围之内。不改变这种政治条件,或者,执政者不调整极权倾向,退到威权状态,中国无法完整实现大学自治。尽管如此,事在人为,学术委员会之类的教授组织,依然可以主动行动,积极承担学术责任,出面处理教授被告之类的事件,让学术问题留在学术领域,避开行政系统的干预。

24. 公民社会在宪政民主制度中拥有什么样的地位?“人民主权”这一理念如何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实现日常化、程序化?

公民社会充分发育,公民的自我治理,在无政府和强政府之间的弱政府状态,应该是低成本高效率的理想的社会治理状态。同时也是公民自我实现的途径。未来应该有可能越来越多地取代政府职能。

人民主权,体现为定期选举,媒体监督,公民自治,通过三权分立以实现权力制衡,实现对权力的控制等等。

25. 您认为目前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如何?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之分在中国今天有没有现实意义?

在民企大发展的条件下,公民社会初现端倪,且基础深厚。与毛泽东时代不可同日而语。注册NGO,2018年有79万个,主要在与政治无涉的领域。未注册的百万以上,各种都有。但是,整体平面化,缺乏层级,零碎化,受到严厉限制和打压。一旦放开政治限制,可能迅速整合发育,迅速超越俄国的水平。俄国的民企比较弱,基础不如中国。

如果积极消极之分是康德所指的那种,法国十八世纪宪法规定的那种,纳税达到一定水平的才是积极公民,才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那么,当代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公民,因此无所谓差别。未来,如果选举权当真,剥夺低纳税人的选举权几乎是不可能的。纳税比较低的农民现在还有名义上的选举权,也有真实的村级选举权。在这个意义上,如此分类在未来也没有意义。

26. “第一代人权”主要是消极的公民与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是指积极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二者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各有什么样的地位?在中国推进宪政民主的进程中,二者同时并举是否可行?

第一代人权是我们最缺乏的,也是最基础的。这种权利所对应的义务,需要官家集团认可并承担。没有第一代人权,就没有宪政民主。第二代人权,涉及福利和发展条件的,可以量力而行,逐步跟上。

仔细追究起来,第二代人权或公民权利,涉及福利救济等社会权利,必须确认谁是这种义务的承担者。公民有义务纳税,但没有义务供养有劳动能力却不肯工作的人。第二代人权的边界必须界定清楚,以免出现希腊式的足以压垮财富创造者的重负。当然,这还不是当代中国的问题,未来才可能出现,当代中国的问题是两代人权都不足,不妨二者一并追求。

在宪政民主遥遥无期的时候,追求第一代人权的政治风险比较大,追求者必定比较少。追求第二代人权风险不大,关心并追求福利的人数也比较多,可以迫使政府承担自己承诺的福利义务,对第一代人权的实现也有帮助增加权力的责任,减少权力的自由选择空间。两者并举,可以相互促进。

27. 您认为平等或反歧视具有什么样的社会作用?如何有效实现平等、禁止歧视?

公民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在当代中国,首先是官民平等,开放政治社会权利,限制官家特权。这本身就是宪政民主的内容。实现方式就是民主宪政的实现方式。这是最基础的平等,一级平等。

不实现官民平等,不禁止官家特权以及特权对民权的蔑视和歧视,所争取的平等只是次级平等。但是,无论追求什么样的平等,只要不是结果平等而是权利平等,都可以促进宪政民主的实现。

28. 女权运动和劳工运动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各有什么样的地位?二者应当避免哪些陷阱?

劳工运动,女权运动,就是不同社会集团争取自身权利的运动,构成宪政民主社会完整生态的一部分。现在争取权利,主要是向官家争取。权利严重欠缺而又不自知,主要陷阱来自官家的冒充代表机构。未来,在宪政民主制度下,最大的陷阱是劳工运动偏好强制手段的应用,罢工权之类权利的过度应用,可能导致两败俱伤。

29. 如何保护少数族群的语言文化、受教育权和参与全国竞争的公正机会?在中国宪政民主转型过程中,应当如何维持族群和睦?

从全国层面开始自上而下的改革,公民权利尽早在全国性的党派或组织中找到代表,找到诉求通道,按照公民的权利诉求建构公民社会,避免按照民族语言等特定身份建构政治组织。如此,公民身份认同就可能压倒族群身份认同,族群分裂就不会成为冲突的焦点。

反之,改革自下而上,如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那样,按照族群认同整合公民权利,族群分裂就会有深刻丰富的内容,就难以弥合。

30. 如果实行联邦制和地方民主自治,中国边疆地区是否会出现政治分裂或军事冲突?如何避免这种现象发生?

如前所述,从上到下推动改革,逐步放开,逐步推进,以公民权利为核心整合社会,边疆的民族分裂和军事冲突的概率就会下降。南非和西班牙转型都是如此。

如果改革因中央失控开启,自下而上进行,新出现的政治诉求的整合方式,按照历史惯性以族群为纽带,如同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政治分裂和军事冲突就难以避免。

31. 中国目前有没有政治反对派?“忠诚的反对派”应当忠诚什么、反对什么?

如果中国不包括港台的话,没有。所有政治性的反对派都被扼杀于萌芽状态。无组织的反对者难以构成反对派。

忠诚,应该忠诚于大家认可的宪法,宪法级别的核心规则。我们的宪法规则,多有自相矛盾之处,但是核心主张还可以成立。

32. 您认为道德勇气在走向自由的时代具有什么样的作用?目前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存在的沉默究竟是一种可谅解的人性弱点,还是在放弃自己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

道德勇气,在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和组织风险巨大的条件下,在走向自由的时代,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如果危机达到了遍地干柴的时刻,还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勇气可以对冲集体行动的组织风险,造成星火燎原的局面。

目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沉默,主要原因是发声的性价比太差,一定要发声,必须有非常之高的道德勇气和良心水平,对冲巨大的风险,补偿极低的效用。这是环境使然,其次才是可以谅解的人性的弱点。

33. 未來中国是否可能通过全面政治妥协、多元圆桌会议等途径,实现和平的宪政转型?

第一大可能,还是执政党主导下的改革式转型。在那样的转型中,体制外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也会出现,但未必有圆桌会议,如俄罗斯和台湾。

民间力量主导的转型,或官民双方势均力敌的协商转型,才会有圆桌会议式的谈判,以协商妥协整合各方,但这只是第二大可能。实现第二可能的条件是,执政党内部严重分裂,行动能力受到严重削弱。

34. 有学者主张温和的中右与温和的中左缔结为主要社会联盟,这在未来的中国有多大的操作可能性?

这取决于谁来主导转型。如果是执政党主导,如台湾那样,最初的分野应该在官民之间,不在左右之间。左右联盟是议会政治的产物,是转型之后的问题。

在转型过程中,官民双方都有温和派和强硬派。温和对温和,官民双方的温和派主导转型,就会进入改良循环。如果任何一方的强硬派获得主导地位,尤其是官方的强硬派获得主导地位,就会让对方的温和派失去作用,帮助对方的强硬派上台。强硬派对强硬派,形成强硬循环,很可能掉入强硬陷阱。中国挣扎在强硬陷阱里近百年,革命不断,至今尚未稳定进入改良循环。

当然,官民双方的四派存在,是健康的政治生态,任何一派都是必要的,任何一派的欠缺都会导致生态失衡。但是,强硬派主导的强硬循环,不如温和派主导的改良循环。改良可以持续上进,强硬陷阱则左奔右突难以走出。

35. 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宪政民主制度需要继承和保守最近七十年、最近一百多年和过去二千年历史中哪些积极因素?

第一,两千年来孔子对超自然存在的不可知论,儒家的仁义观和中庸主张,由此奠定宽容温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观的基础。

第二,两千年来虽然并不成功但试图驯服暴力和权力的意愿和努力,以及争取到的至今尚未达到的农民的劳动要素与土地要素的组合自由。

第三,一百年多年来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自新渴望和对传统的不足的认知。

第四,七十年来的平等诉求,反奴役反压迫的理想。

36. 您认为,中国应当如何处理与欧美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更有力地推动人类的和平、文明和自由?

模仿学习欧美国家,表示而且当真向他们学习,宁可吃亏受辱,也要顽强走完现代化转型的最后几步,改革掉自己的半极权半威权特征,尤其是半极权特征。然后,在转型之后,转型之中,甘居老二,尊王攘夷。王,王道,就是自由之道。

郭飞雄:运用历史智慧,专业地设计未来中国的民主制度

———评吴思《中国良心知识分子谈宪政民主答卷》

(编辑说明:本网站前些日子曾发表过吴思先生就有关宪政的问答系列所撰写的回答文章,本网站也发表过吴东发先生就此撰写过的评论。这里我们再刊发国内著名宪政活动家郭飞雄先生的相关评论,以深化讨论)。

发明“潜规则”一词的著名学者吴思以深研中国历史、洞悉政坛真谛而见长,他关于中国未来的宪政民主制度设计的大思路和核心关节判断,亦颇为火辣,独具慧眼。在某种意义上,由于通古道、接地气,他的《中国良心知识分子谈宪政民主》答卷展示了一种“专业政体设计师”风范,其学术个性揭示了“民间立宪”的一种新的可能:历史智慧与务实操作的结盟。

一、政治转型方式和制度选择,由政治变革主导权所决定

最伟大的东西往往是最简单的东西,它就如同你自己的当下存在一样简单。但当代人总是被无数纷繁复杂的信息、词汇重重缠绕着。业已著有数部名作的吴思目前似乎正走向寻求摆脱繁复、“化繁为简”的高级境界,在答卷中,对于自由民主等宏大理念,吴思所作的论断就像格言警句一样简洁:“民主的核心要素是大众选民可以授权和罢免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委托代理机制有效。”自由,是一种“自作自受的机制,不嫁祸,不侵占”。“人民主权,体现为定期选举,媒体监督,公民自治,通过三权分立以实现权力制衡,实现对权力的控制等等。”

这些简洁定义基本都是通过勾勒操作形态,直指概念的本质。显然,操作主义是吴思理解宪政民主概念体系的核心方法。在关于中国未来的政体框架设计上,吴思也是通过转型过程的操作便利需要、转型终端的多元稳态需要,来分类确认如何在不同阶段、针对不同的制度形式做出具体抉择。

比如,关于中国未来的宪政民主制度是实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吴思的看法是,“先实行总统制,经历了总统制容易招致的分裂式挫折之后改行议会制。总统制可以凭借强力完成过渡,中国人熟悉这种治理方式,延续了皇权威权和极权传统,适应了党团不发达的社会条件。过渡完成之后,强总统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改行议会制。”总统制对于转型进程具有操作便利,但在长期稳恒的民主制度之多元代表性方面,吴思心中更推崇的还是盛行于欧洲的议会制,因为“如此复杂多样的大国,议会制是更好的选择”。

至于未来中国是实行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吴思认为,这不是由学术原理,而是由现实的实力对比来决定。“如果是执政党主导的转型,两党制出现的概率高。如果是民间主导的转型,圆桌会议式的,多党制就不可避免。各有各的好处。两党制适合前期的总统制,多党制适合后期的议会制。顺其自然,不必刻意设计。”

那么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将是由民间主导,还是由官方主导?吴思的判断是,“民间力量主导的转型……只是第二大可能。实现第二可能的条件是,执政党内部严重分裂,行动能力受到严重削弱。”鉴于目前的现实,吴思认为,“执政党主导下的改革式转型”是第一大可能,“在那样的转型中,体制外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也会出现,但未必有圆桌会议,如俄罗斯和台湾。”

对于一段时间内流行的“温和的中右与温和的中左缔结为主要社会联盟”思路的评估,吴思同样诉诸于哪一种政治力量掌控着政治转型主导权。“如果是执政党主导,如台湾那样,最初的分野应该在官民之间,不在左右之间。左右联盟是议会政治的产物,是转型之后的问题。”吴思的潜在论断是,目前中国的官民政治分化业已颇为显著,但左右二元政治路线分野尚未成型——这一洞见,对于理解今天的中国民间政治版图而言是颇为深刻的。

中国的政治转型过程能否避免边疆地区出现扰乱?吴思认为,这又与是否存在“自上而下的控局”密切相关。“从全国层面开始自上而下的改革,公民权利尽早在全国性的党派或组织中找到代表,找到诉求通道,按照公民的权利诉求建构公民社会,避免按照民族语言等特定身份建构政治组织。如此,公民身份认同就可能压倒族群身份认同,族群分裂就不会成为冲突的焦点。反之,改革自下而上,如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那样,按照族群认同整合公民权利,族群分裂就会有深刻丰富的内容,就难以弥合。”吴思指出的自上而下的成功范例是南非和西班牙转型,自下而上的失控范例则是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其间的警示是,在民族矛盾比较剧烈的国度,“改革自下而上”,准确地说,是中间层(加盟共和国、省或州层级)突破的选举安排,的确易于催生或加剧族群分裂。

虽然列举了变革的各种逻辑可能,但吴思在多处重点指出了“自上而下的控局”对于和平转型的重要性,这见证了他的严峻责任感和深谋远虑,以及他对自身体制内背景的尊重和保守性。当然,在持有不同视角的观察者看来,保守性也可能意味着某种局限性,其实力对比论或“元规则”论似乎亦不无遮蔽价值真理的内在走势之嫌疑:如果不能沿着宪政民主的真理性线路前进,任何一种实力控局,包括“自上而下的控局”,最后又能走多远?

二、县级自治设想和操作主义的求异思维

实行联邦制,在吴思看来,是未来中国民主制度安排、运行的题中之义,但在联邦制中,“中央政府的权力应该比美国的大一些”,理由首先是经济层面的,“因为中国各地的差距大,没有中央级别的二次分配,国内分化太大。公民社会的自治能力发育成熟也需要很长时间。”由于自治的各省或州,尤其是贫困地区、边疆地区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于中央政府,所以,在中国实行民主联邦制是具有很强的内在凝聚力的。

联邦制实质是地方自治的一种现代形式,那么,在原理意义上,根本性的地方自治应当以省还是以县为单位?吴思认为,应当是县。“这是历史上最稳定的单位。中国各县规模已经不小,有效的自治规模不能太大。而且,按照中国重视大一统的传统,考虑到对分裂的全民性的抵触,县级自治可以形成‘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稳定格局,在传统价值观改变之前,降低了分离主张导致冲突的风险。”让我们设想一下,在一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平摊着近3000个高度自治的县,这的确是最大的扁平结构,在这样一种超级扁平结构中,如果某股离心势力谋求整合数十个高度自治的县,形成集权架构,以共同推进族群分离,其操作难度极大,至少这股离心势力需要拿出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能力支付的巨额财政资源,这显然在技术上几乎是不可操作的。因此,在自由民主的宪法中,如果将县确立为地方自治的首要单位,并且把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与高度自治、拥有自治立法权的县直接对接,撇开所有的中间层级(省、州或市),的确是防止分离主义和民族冲突的十分有力的制度性杠杆;其实,这同样可以促进内地“虚省实县”,普遍地助推地方经济文化兴盛,使基层县镇得到更加有效的治理。

吴思对县级自治可以形成新型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战略思路的阐发,可谓是对西汉初年战略家贾谊的“削藩”思想的创造性重述,其间的新意在于,新型的“削藩”不是为了强中央、弱地方,而是中央割权、省州割权,为的是强县、实县,实现更加就近、更加接近主权的公民的真正的地方自治。这一颇具创意的原理性揭示,对于解析和创设未来民主中国的政治权力纵向分层结构,必定会产生诸多深层的启迪。

需要重复和强调的是,吴思的宪政民主框架特别推重充分的个人自由和公民自治,他心目中的“官民分权”大致蓝图是,“公民社会充分发育,公民的自我治理,在无政府和强政府之间的弱政府状态,应该是低成本高效率的理想的社会治理状态,同时也是公民自我实现的途径。未来应该有可能越来越多地取代政府职能。”

吴思的思维多是求异偏好的,答卷中不时冒出奇异的想象力。在谈及如何设计维护宪法、宪政的违宪审查机制时,他提出:“可以模仿德国,建立宪法法院,由专业法官受理与违宪有关的案例。宪法法院设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如果实施了联邦制的话,设在香港或台湾。”一个过于强大和庞大的首都不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多元均衡,巴黎的权重太大,就导致自由民主的法国也很难摆脱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的种种侵权越权、颟顸迟钝行为。反观美国,在小镇上另创出小首都华盛顿,使得联邦政府有效摆脱了大都市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的渗透和干预。在我看来,吴思关于把未来的宪法法院放在香港(放在台湾,则高铁无法直达?)的设想,是符合国内地缘政治均势原理,同时也很具有可操作性的。

在未来大选投票机制方面,吴思根据信息社会新特质,预见性地提出了核心关节上的新型程序设计。“从日本的投票经验看,年轻人时间成本高,老年人反之,于是老年投票率比较高,对决策的影响大,被称为银发资本主义,资源比较倾向老年福利而非长远发展。”由于个人投票的时间和交通成本,中国未来的投票率恐怕也难以乐观。吴思由此建议,“中国可以利用自己的网络普及和身份识别优势,建立网上投票系统,降低投票的时间成本。……不妨建立网上投票和实地投票两个系统,每个人两张票,网络票加实地票。如此既可降低投票成本,又可以看出不同选民对某个主张的表达强度。”这个核心关节设计的初衷,

在于兼顾投票率和可重复验证性,这一初衷蕴涵着更多的深意,值得有心人由此深挖。

吴思的操作主义哲学理念,运用于操作主义的制度设计,往往多有独特新意,甚至创造性萌芽。由此可见,关于“民主化之后如何建设宪政民主”问题,吴思已用心用力有年,他的思路也已彻底放开。在宪政民主制度框架设计方面,吴思的历史智慧和某种可以称之为“战略思想家”层级的功力小有展示,这当然还没有亮出他的全部身手。

三、宪政民主是儒家文明的进化升级

我很激赏吴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方式。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与普世价值是可以兼容的。“儒家倡导的仁义,仁政,核心是要求统治者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主要停留在自律层面,缺乏制度的硬约束。宪政民主就是迫使统治者推己及人的制度,就是这种硬约束,可以让越界过分者下台。在这个意义上,宪政民主是儒家文明的进化升级,儒家文化与西方文明在根本问题上没有冲突。冲突发生在二级三级层面,儒家自身需要升级的层面。一旦升级成功,中国最富于创造力的社会集团将进一步发挥作用,创造出更加繁荣的社会。”吴思的这一“硬约束”升级“软约束”的论断,仅用简明扼要的一句话,就把问题实质说出了。但其实中国古代的儒家政治文化还是拥有许多硬约束的,古人并没有活在教条之中,古人也没有白活,从西汉元帝开始,儒家政治人物就深谋远虑地启动了把孔子、孟子、荀子的直道、“正(动词)君”思想予以制度化、机制化的儒家限权尝试,当然中国古代的限权传统也不仅仅限于儒家的探索。如果我们不把儒家政治传统看成铁板一块、不把宪政框架看成铁板一块,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2500年以来中国政治传统中已经累积了相当丰富的限权、制衡因素,其中不少成分都可融入、再生于中国未来的宪政民主制度。吴思所表述的中国儒家的仁义、仁政主要局限于软约束和自律的判断,显然仅仅依据于孔孟的文本,而与其后二千年中国人的政治实践不大切合。换句话说,吴思的历史保守倾向在当代自由学者群体中已经算相当大胆了,但似乎仍然不够保守。

在回答“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宪政民主制度需要继承和保守最近七十年、最近一百多年和过去二千年历史中哪些积极因素”问题时,吴思列举了四条具体的答案:

“两千年来孔子对超自然存在的不可知论,儒家的仁义观和中庸主张,由此奠定宽容温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观的基础。”这一理解非常精到,境界亦颇高迈。

“第二,两千年来虽然并不成功但试图驯服暴力和权力的意愿和努力,以及争取到的至今尚未达到的农民的劳动要素与土地要素的组合自由。”反抗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强有力的实质存在,农民的土地个体私有权亦是古代中国文明繁盛的主因之一,可惜在极权时代暂时丧失,未来它会以怎样的富有创意的形式回归呢?

“第三,一百年多年来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自新渴望和对传统的不足的认知。”中国人的开放学习胸襟难道与《论语》的第一个字“学”就没有关系?难道与儒家的“天下一家”理念不是深层相关?我们这一代人学习和接纳宪政民主的政治真理之执着,也正见证着中国人最深层的风俗传统。

“第四,七十年来的平等诉求,反奴役反压迫的理想。”对于最后一点,可能一些狂飙激进的自由派有不同判断。在我看来,相对于自由民主的终极价值地位,平等理念的确仅仅属于中介性价值,但平等是自由民主的结构性部分,并非某些两极思维者心中的自由对立面,绝不可教条主义地拒斥平等,尤其是,未来的中国绝不能在全民性的“平等共识”上再走回头路。

以上四条当然不是完整答案,也没有必要提出面面俱到的完全答案,独特的个性表达才可给他人更多的新信息。针对三大不同的历史波段,吴思的思维触角都捕捉到了某种实质性的核心要素,他的思想洞察力端的惊人。

关于如何处理与欧美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更有力地推动人类的和平、文明和自由问题,吴思指出,“模仿学习欧美国家,表示而且当真向他们学习,宁可吃亏受辱,也要顽强走完现代化转型的最后几步,改革掉自己的半极权半威权特征,尤其是半极权特征。然后,在转型之后,转型之中,甘居老二,尊王攘夷。王,王道,就是自由之道。”“改革掉自己的半极权半威权特征”,可谓一针见血抓住了要点,这个自己,既指官方,也指民间。“甘居老二”提法,显示了吴思的策略家气质。“尊王攘夷”,谁是“夷”呢?可能吴思有意模糊之。内政即外交,最重要的还是努力让本国亿万民众享有最大的主权、尊严、权利,最充分的个人自由、个性发展、幸福祥和。

其实吴思的宪政民主思想高度重视基本人权,他的保障人权的思路也比较强调操作主义。例如他主张“议会制对少数人的保护比较有力”、“上院可以保护少数人聚集领域的利益。宪法法院之类的违宪审查机制,可以防止多数人的权利超出宪法规定的范围。各种对自由的保障方式,都有助于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再如,他建议减少对官方媒体的财政支持、以促进媒体的多元格局的思路,仍然是具体的操作考量,这明显比空谈“应当”多了一些实质东西。

通过《中国良心知识分子谈宪政民主》答卷,此前多年热衷于提出“潜规则”、“血酬定律”等新概念的历史学家吴思,展示了其在政治制度搭建上的战略思想家特质及其相应优势。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框架设计这一伟大工程,也的确需要博古通今、兴起于基层和州部的实学派的专业化参与。对于吴思来说,此次答卷应当仅仅是一个专业化参与和专业化表述的开始。

“中国:历史与未来”网站 2020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