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香港民间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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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到足够的高度,才有窒息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发现脚下没路,一抬脚就摔死。低了在山脚土坷垃小石头上坐着,就不会有绝望窒息感。有个颇有意味的现象,在风暴眼中心的,就看到虚无,看到真相。然后地位社会层次低下,有关心国事的,处在江湖之远的,就像天龙八部中丐帮一样,就觉得中心处有很大改革力量。丐帮的投射与移情,完全是没见过世面的一厢情愿。朱厚泽临终前说,外面的人对我们老同志有期待有希望,其实没希望。

大陆的民主化力量与香港的民主化,是不可分割,不是在北京连成一片,而是在台湾连成一片;不是在推进中共改革上连成一片,而是在民国回归上连城一片;不是在“中国”这个民族主义上连成一片,而是在“民国”这个“国家主义”和祖国上连成一片。

香港民主回归派认贼作父,烧香拜错了坟头。

明明两个中国,一个光明的中国,一个黑洞的中国,香港好好一颗明珠,偏偏要一条路走到黑,明珠暗投。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2021年3月5日在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问候中国代表。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2021年3月5日在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问候中国代表。 REUTERS – CARLOS GARCIA RAWLINS

像香港民主回归派实力,想利用香港的现有公共权力舞台,进行异议和反对会成功、痴心妄想。把共党当做国民党了。他们有着自我瓦解和自我摧毁的湮没,仅仅是中共入侵的挑战回应产物,有着对中共的依附性。它回应性地滋生于中共入侵,这个就是辩证关系。就像病毒与杀毒软件的辩证关系,杀毒软件程序也会变为病毒。电脑病毒大多从程序补丁和杀毒软件程序演变而来。

香港民主回归派是一种政治反对派,对中共体制的反对,任何形式的、任何方式的反对都离不开中共提供的磁场,因此在陷阱里。香港民主回归派从97年的“一个中国等于中华民国”的民国派演变而来,当所预设的前提是“民主回归”的时候,已经注定了今天的沦陷。香港今天的沦陷,是大陆 1949年沦陷的延续,在70年之后的延续。

异议和反对立场,不足以确认民间主体性。即使诉诸于暴力,也是弑父情节的发作,对父子关系的再次确认。因为它是受要求强大父亲进行身份承认的精神危机导致。不要求敌人承认,不向外求诉诸于自己,才有主体性。

与89年前后的苏东改革-转型模式比较,越过89的中共体制多了一个基于八九的维稳阶段,因此苏东的改革-转型范式是否可以用来类比或者提供行动的历史方向,颇为可疑。政治反对和异议在苏东改革-转型中历史作用,应该遭受价值重估,不可刻舟求剑。

很多年前,我批评说,来自香港的反对和异议有着从另外一层次对体制合法性进行强化的负面结果,是一把双刃剑。民众爱国往往指向拥护北京,批判民众爱国的,也从一另外一个方面指向拥护北京,是一种错上加错,民众本来方向搞错了,批判民众就是在民众错误的方向又加上一层。

在49年猪圈之内认为自己对的,几乎全是错的,或者是错上加错的。这个就是49猪圈诅咒。极权主义是荷马史诗中海妖塞壬唱出的魔法之歌,把很多民国人尤其是自以为精英的边缘知识分子变成了猪,造就了49猪圈。49猪圈太大了,几乎垄断代表了中国的全部,以至于猪圈之外的人也要变成猪,例如港台艺人,例如海外华侨。

在国际上,八九之后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以东德地下抵抗人士默克尔为例,总体上符合毛说的“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之统战术,默克尔立场上一贯反对共产主义,在欧洲赢得巨大影响力,所以有资本和中共做生意勾搭勾兑。因此说反共成为做生意的一种方式获取利益的一种方式。

在中国国内也是一样,南方系就是先造反后招安,不造反就没有市场,就没有招安的本钱,当局也把你当作路人甲路人乙。这就是八九之后的宋江造反招安模式。

中共体制的剧院,最怕的是没有观众,而不是观众在他的戏台上与之唱对台戏。

有一张图,说中共体制踩在已经在悬崖上空的木板那头,只是找它反对辩论的人太多踩住地上的这头,帮助木板固定了不往下掉。

从89后,改革话语起帮凶作用粉饰太平作用,这是清楚的。也就是压住木板的地上这头。政治反对派的话语也是如此。

剧场没人,是被统治者最微弱的权力:统治者需要被统治者。就像神人关系,神没有人,也就不成为神了。

哈维尔说过“无权力的权力”,我一直想能否搬到这里用。民国就是这样:不在大陆玩,不和共党玩,到台湾那边去玩。

主体性问题,就是到底谁是我们的。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贵族认为贵族是我们人民,其他更底层的排除在“我们人民之外”。在中共体制眼里只有自己,只有体制的人,才是“我们人民”。

中国大陆民间的自我摧毁特征,需要民间主体性建设来克服。香港“民主回归”运动的自我摧毁特征,需要香港主体性来克服。这一方面,台湾主体性的经验,可以提供启示。

香港抗争的议会道路,应该学习美国国会成立守护台湾连线。差不多有十多个国家的议会都有守护台湾连线。例如印度,瑞典。

香港年轻中学生宣誓说花五十年奉陪政府的作对。政府的作对,这个说法值得思考。这是立足于自己自然正当的生存,进行正当防卫:别和我们结仇,别和我们作对,否则弄死你。如此主体性有了,复仇之行动也有了。

大陆民国当归思潮的贡献是,打破大陆统一台湾这个潜在的“政治必然”,说回归民国,就是说应该是向台湾投降才对。如此改变预期,这个跟炒股票有点像。在股票市场上,改变预期算一种行动。自己行动不了,就去发现别人的行动,底层的行动,挖掘出来,放大。这也是民间主体性的要求。

逃离香港都比“民主回归”更有民间主体性。李超人撤离香港人,与罗马史中平民五次大撤离罗马类似。这是抵抗权的行使和确立。香港有了抵抗权根基。大规模东德人跨越柏林墙流亡,才成就了东德民主化。以色列人出埃及即,广东人大逃港,促成中国改革开放,香港人流亡于英国,罗马平民撤离于罗马城。香港逃难的移民中,每年有一万移民于台湾,这些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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