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之:“最高指示”又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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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大陆,打开电视机,看到的不是节目,是一条最高指示,配以鲜红的背景。

虽没有最高指示四个字,那形式与文革时期几乎没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文革时中国人尚不知电视为何物;再则,文革时期的最高指示姓毛,现在是“新时代”,换成姓习。

什么叫最高指示,就是说什么就是什么,一句顶一万句,这在民国以前,叫圣旨。

看到有篇文章中说:据李维汉回忆,在某次会议上,毛泽东曾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奚若:“这话(指“好大喜功”,是张奚若批评中共的话)讲得也对,中华民国成立三十几年,蒋委员长搞了二十几年,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

参加会议的张奚若从座位上站起来,拄着手杖说:“主席,说这话的是我,我向您自首。”毛随即说:“我知道,你和陈铭枢不同,你是好人说了错话,我不划你右派。”果然,陈铭枢被划了右派,而批评中共好大喜功的张奚若居然没有成为右派。

现在六十几岁的中国人大都经历过一个最高指示的年代。

因为整整十年,不是几天几个月,所以将其称之为“年代”。

当年家庭用的许多器物包括门锁上都有最高指示,甚至为了表示衷心热爱,最高指示前面还印有一个侧身的标志型头像,戴着军帽,身着缀有领章的军装。

陶瓷脸盆、喝水的陶瓷茶缸都印有这种带有头像的最高指示。单位的信笺天头上也一定有最高指示;就是巴掌大的便笺天头上印的也有,前些年在我住处还看到过。内容一般都是为人民服务,或斗私批修,或抓革命、促生产,或斗私批修,或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或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听说有的地方,人们吃饭前也要念一段最高指示。但实话实说,我们那地方好像没听说哪家人这么做过。可能与我们是大别山区小县城,人们见识少,目光浅,跟得还不够紧吧。

自己潜意识中时常庆幸自己经历过那么一个时代,否则这辈子的经历太平庸了。

二战胜利时的狂欢,咱没赶上。1949迎接“新中国”,咱没赶上。1957年打右派,咱没赶上——当然,这个年代没赶上,要庆幸,否则,像我这种人,坟头草长多深了。

最高指示的年代不仅赶上了,而且由于自己正处在不可能犯什么事的年纪,加之成份是“贫民”,所以整个文革时代,全家平安度过。

只有一件事,是后来听父亲讲的。因为父亲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当过二年红军(在红二十五军),做伙夫,患上疟疾后被安排在老乡家。后来大部队走了,父亲就成了老百姓,做点小生意讨生活。文革时,人人过关。父亲如实交待,可单位不信,派人跑到几个亲戚家搞调查,看看父亲掉队回来后是不是干过“伪事”。亲戚证明我父亲没干过。

最可怜的是我大表哥。他是我大姑的儿子,由于在乡下,自己成份高,父亲单位去的人,硬是逼他编父亲干过坏事。自己小时候见过大表哥,当时他已五六十岁,与我父亲年纪相仿,是一个非常和善亲切的人。当时已那个年纪了,又生活在乡下,依然是“白干白净”,实在难得。只是由于自己成份高(很可能是地主分子),人变得谨小慎微,说话轻声细语,绝不像我这样大嗓门。父亲跟我们这些孩子说,不管父亲单位去的人怎么逼他,他都坚持说他老舅(老即小的意思。我父亲是我大表哥的小舅)生病掉队后,回来没有干过任何伪事:“你就是枪毙我,我也还是这么说。没干过就是没干过。”

这是多么大的恩德哦,可由于家里穷,没听说过对他有任何报答,可能父亲也觉得外甥替舅舅受点苦难是应该的吧。

文革中我二姐夫家受的冲击最大。二姐夫的奶奶是地主分子。父亲是中共党员,在乡下中学里做教导主任,脸皮薄,不堪羞辱。文革刚开始时闹得凶,让他站在大庭广众之中,胸前挂个牌子,上面有他的名字: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武德熙。然后就是在名字上打个大X。

不久让他进城到学习班学习。一天早上,趁人不注意,偷着跑出来,去了顾准曾参加劳动过的东方红水库(文革前叫铁佛寺。文革中改名叫东方红。文革后恢复原名)。后来听说,他坐在水库岸边,纠结了好一阵子,把身边的草根差不多都拔光了,最后做出的决定还是:去死。于是跳进了冰冷的水库。当时正值1966年冬天。大别山的冬天是很冷的。

因与二姐夫家住同一个小院,武老师被人抬回来后,躺在门口处靠墙边,身下铺着稻草,我是个小孩子,也不知忌讳,到门口去看,他鼻孔里还在往外淌着带血的泥水……

就回忆这些吧。今天能说什么。只能说,没有造神运动,就没有文革,就没有最高指示那种年代,也就不会有很多无辜者的惨死。所以,不希望在这个国家再次出现“最高指示”现象,更不希望活到要死的年纪又要背诵“最高指示”。

已经受够苦难的族群,你们要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