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第四任中共党魁秦邦宪的最后结局

 

1946年4月8日,曾担任过第四任中共党魁、时任中共驻重庆代表秦邦宪,中共驻重庆代表王若飞,原新四军军长叶挺,叶挺之妻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儿子叶阿九等,乘坐美军观察组的C-46运输飞机返回延安,飞机因云雾浓重而迷航,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撞山,起火爆炸,机上17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空难”。秦邦宪时年39岁。

最年轻的中共党魁

秦邦宪,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过五卅运动。同年年底加入中共。1926年10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取了个俄文名字,中文音译为“博古诺夫”。此后,秦邦宪常使“博古”作为化名,以至于今天,很多人只知道博古,而不知其本名了。

博古留学苏联三年半,正值苏联教条主义者德波林学派盛极一时。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重理沦,轻实践,理论与实际脱节。1928年底,博古作为中山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被派往红色教授学院受训时,很快就在理论学习中形成教条主义倾向。在苏联期间,博古当过第三任中共党魁向忠发的俄语翻译。

1930年5月,博古借道法国,乘轮船回国。在上海,博古当过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团中央宣传部长、团中央书记。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抓捕。同年6月22日,第三任中共党魁向忠发被抓捕。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处境非常危急。

1930年9月初,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王明来到博古的住所,告诉他,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去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王明去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由博古主持中央工作。这样,博古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当年博古年仅24岁。

博古上任后,继续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首要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配合红军行动;号召群众武装起来,推翻国民党政府。

一生做的最大错事

1932年12月,中共政治局常委卢福坦被抓捕。博古在请示共产国际后,1933年1月,将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中华民国政府调集约50万兵力,对中共成立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起第五次围剿。由何键、陈济棠、顾祝同、蒋鼎文率四路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合围,逐步缩小包围圈。

当时,博古认为,中共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基于对共产国际的完全信任,博古放手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负责。李德对中国的情况根本不了解,根据他过去在欧洲打仗的经验,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保守苏区的每一寸土地。

但是,与国军的钢筋混凝土堡垒不同的是,红军的堡垒大多是由木头和稀泥构筑而成,既经不起炮火轰击,也经不起风吹雨打,反而将红军拖入极为不利的境地。长期硬碰硬的消耗战、拚命战,使红军伤亡非常严重。对于李德的军事指挥,毛泽东后来总结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和突围时的逃跑主义”。

1934年4月,广昌之战,红军伤亡5500多人,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失守。之后,中央苏区面积急剧缩小,红军伤亡越来越大,逃兵越来越多,中共不得不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10日夜,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江西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多人,向湘西进发,意图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却在冲破第四道防线时,在湘江战役中几乎遭遇灭顶之灾:

红一军团损失6000多人;长征前统计共10922人的红八军团,由于所剩无几,被整建制撤销;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其余各部编制均不足半数。红军总人数从8.6万多锐减至3万多人。

战役过后,湘江江面密密麻麻漂浮的都是红军的尸体,以至于当地流传一句话:“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鱼。”

之后,红军被迫向西突围,辗转抵达贵州遵义。1935年1月,中共在遵义召开会议,对博古等人军事指挥进行批评。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毛泽东为协助者;增选毛泽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从此,博古失去中共实际领导权。

1935年2月5日,红军进抵贵州毕节林口镇鸡鸣三省村。在这里,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延安整风被整得想死

194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共利用侵华日军对延安网开一面、从不轰炸延安之机,开展了持续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博古作为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代表,首当其冲,成为被批评的主要对象。

毛泽东认为,博古“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条错误路线”。

博古多次反复作检讨,声称“我给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就是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承认1932年至1935年中共中央所犯错误,他是主要负责人;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与中华民国政府)内战时期,他在国内是第一名。

博古的儿子秦铁回忆说:“在延安整风的时候,父亲被整得非常厉害。父亲认为自己可能活不下去了”。“我手里还有一份父亲在1943年向中央政治局写的检查,里面有诸如‘罪孽深重’………之类的话,也可以感觉出他所遭受的压力。”

1943年3月,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被选为中共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王明、博古不再是中央书记处成员。1945年中共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博古和王明排在最后两名,两人都未能进入七大产生的中共政治局。七大后,博古兼任的理论性职位和宣传阵地都被迫交出。

有人编造的离奇故事

博古去世57年后,关于他乘坐的飞机失事,又有新说法。大陆媒体《档案时空》2003年第3期发表了《叶挺将军座机失事真相揭秘》。文章称,时任中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中美合作所特工队长杜吉堂,在临终之前,讲出了当年那架飞机撞山的原因。

杜吉堂说,他受军统之命,组织、策划了此次空难。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王平是军统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他得知中共举足轻重的人物要坐飞机时,向南京的顶头上司报告,军统方面安排杜吉堂执行此次任务。他们派人假装成机修人员,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的反面安放了磁铁,最终导致了这场空难。

此文一出,许多大陆媒体和网站纷纷转载,流传甚广,叶挺之子叶正大在广州也看到了。叶正大到北京治眼病时,特地把博古的儿子秦铁、王若飞之子王兴、邓发之子邓北生等,叫到他的住处,说:“事情过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水落石出了,军统特务死前告诉媒体,是他们干的。”叶正大提议,由他们几个人出面,给中央写份报告,然后,在 “四八”烈士墓前立一座两个军统特务跪在他们面前的雕像。

但是,他们几个人商量后,觉得还是应该把事情搞清楚一些为好。当时,《新华每日电讯》也发了这个消息,他们找过去,对方告知:原始消息不是新华社发的,因为2006年是叶挺诞辰110周年,所以,他们就在4月8日那一天,转发了这条报道。然后,他们几个人分头查找这篇报道最原始的出处。但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杜吉堂的具体情况,答案都是:根本没有“杜吉堂”这个人。

秦铁认为,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国共会谈期间,双方的行动都是透明的,博古等人离开重庆时,报纸都有公开报道,国民党一些官员还到重庆机场送行,所以,所谓国民党特务刺探到这一条情报,是无稽之谈。其二,驾驶这架C-47的,是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国民党特务不会有胆量连美国人也一起谋害。

秦铁认为,“四八空难”还是场意外。

结语:

上述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关于博古之死的离奇故事,如果不看秦铁等人的刨根问底,仅仅看这篇文章,非常容易被误导。这表明,还原历史真相,探究历史真相背后的原因,是多么重要。

今年是中共建立100周年。中共正在大力宣扬中共百年历史。其中,有多少《叶挺将军座机失事真相揭秘》这样的伪造的历史,值得中国人民仔细辨识。否则,上当受骗而不知,确实是件非常可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