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第五任中共党魁张闻天的最后结局

 

1976年7月1日,是中共成立5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曾经担任过第五任中共党魁的张闻天,在他的流放地——江苏无锡,心脏病猝然发作。当时,他的脸色苍白,直冒冷汗,手中的外文资料掉在地上,前后不到10分钟,就撒手人间。

张闻天去世后,中共不许发讣告,不许开追悼会,骨灰盒上不许写张闻天的名字,骨灰盒不许安放在殡仪馆的正厅,而被单独安放在一个很小的储藏室里。

唯一留学日美苏的中共党魁

张闻天,化名洛甫,1900年出生,上海南汇人。1920年7月,赴日本东京学习日文、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1922年8月,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勤工俭学。1924年1月回国。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共,同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并任助教、翻译,同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报道员。

1931年初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月,被增补为中共政治局常委。1933年初,到江西中央苏区。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古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当时,博古、张闻天都是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得到共产国际支持,年纪轻轻,就执掌中共最高大权,一切以苏共为榜样,在江西搞了很多极左的东西,毛泽东也挨过他们的整。

1934年10月,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张闻天跟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一路上对红军吃大败仗有一些反思。1935年1月,中共召开遵义会议,对博古等人军事指挥导致惨败的问题进行清算。张闻天带头反博古,支持毛泽东。张闻天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直到1943年3月毛泽东成为中共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张闻天担任中共党魁八年。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要跟江青结婚,因江青在上海跟多个男人有不正当关系,中共高层不少人给张闻天写信,反对此事,张闻天也反对。曾长期在毛身边工作的杨尚昆后来讲:“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

1941年至1945年,中共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清算此前中共的极左路线,张闻天成为挨整对象。毛泽东批张闻天是“洋房子先生”,“言必称希腊”,只了解苏联的一些表面情况,对中国则“一事不懂”。张一次又一次作检讨,被整得灰头土脸。

1945年中共七大上,张闻天虽被选政治局委员,可实际分工,只负责一个中央材料室,这是中央各部门中最小的一个单位,只有四五个人。不久,张闻天主动要求赴东北工作。

1949年中共建政后,张闻天先被安排担任中共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未能成行。1951年改任中共驻苏联大使。1954年底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1956年中共八大上,当选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

庐山会议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

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中共元帅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毛发动大跃进运动以来的问题讲了真话,引起毛的震怒。毛将彭的信印发与会者讨论。

7月21日,张闻天在华东组开会时,讲了3个多小时,谈了13个问题,明确表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有人做了统计,发言记录稿8000字,讲成绩仅有270个字,用了39个“但是”,13个“比例失调”,108个“很大损失”以及“太快”“太急”“太多”等字。

张闻天由此换来两顶帽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销外交部副部长职务。

下山后,外交部召开全国性会议,集中批判张闻天,追查他的所谓“里通外国”问题。在庐山时,张就严正声明:“这是完全没有的。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回到北京,外交部继续纠缠这种子虚乌有的事,让张感到莫大耻辱,伤心流泪,以至血压猛增,晕眩,心悸,接着又出现尿毒症,被送往医院抢救。

此后,外交部对张的批判转入“专案审查”。张的秘书以及被认为与他关系密切的人,都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此后一段时间,张闻天没有工作,写了多封“求职信”,都没有结果。直到1960年11月,才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他在科学院写了很多东西,经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转给毛泽东。杨尚昆后来说:“毛主席根本连理都不理。”

文革被“监护审查”523天

1966年5月文革爆发后,中共跟张闻天新帐老帐一起算。张受到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抄家、关押、审查。

1966年8月9日,造反派在国家经委礼堂召开批判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大会。张闻天被认定与孙冶方结成“反党联盟”,也被揪上台,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的旁边。时值盛夏,酷热难当。张闻天有血压高,又有心脏病,虽竭力支撑,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至昏厥,一头栽倒。他被拖到后台,一个女造反派恶声恶气地骂他:你别装死,你死不了。张闻天苏醒过来后,又被拖到台上,罚站挨斗。这次斗争会持续5小时。回家后,张对夫人刘英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

当时,张闻天年近七十,高度近视加白内障,血压高达200/120,心绞痛不时发作。但是,他不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疗。无论风沙扑面,还是烈日当头,他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书包,倒换两次公共汽车,赶到经济所接受审问、批斗。

1967年7月26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联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彭德怀、张闻天等,张闻天脖子上被挂个“三反分子张闻天”的大牌子,双手被反转在背后,低头弯腰。批斗结束后,红卫兵在会场出口处组织一批打手,对面而立,形成甬道,每人向彭德怀、张闻天等猛击一下。张闻天被打得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当场昏厥。幸亏两个当兵的眼疾手快,把他拽上卡车。

1967年8月21日半夜,一批人翻墙进入张闻天、刘英的卧室,把他们揪走。直到在一个房间坐定,才知道到了外交部大院。天亮后,造反派带张、刘到食堂吃早饭。刘英吃不下,张闻天悄悄说:“快喝点,不然顶不住。”喝过稀粥,造反派就押着张、刘在外交部大院内游斗,他们被揪扯着,跑步上下楼,把外交部大小办公室、宿舍楼几乎游斗遍了。下午再开大会斗争。

张闻天被反复批斗的同时,几乎天天接受中央机关和全国各地许多单位造反派的提审、质问、调查。据张闻天1967年11月27日递交的一份“接待总结”统计,1967年1月24日至11月17日,不到10个月,他接受审讯、回答问题,或写出材料,或在记录上修改、签字,累计219起。

1968年5月17日,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派一个班的士兵,进驻张闻天的寓所,宣布对张闻天、刘英实行“监护审查”。张、刘被分别关在两间小屋子里,窗户用旧报纸糊得严严实实,室内亮着日光灯,24小时不灭。门上开一小方孔,站在房门口的士兵日夜窥探、监视。屋里只有一张板床,一张长凳。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来往。

刘英和张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墙,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碰面。有一次,张闻天被折磨得受不了,心脏病发,鼻子淌血不止,监管人员不得不将他送医院抢救。一个多月出院后,张闻天怕再出事时救不过来,提出想见刘英一面。监管人员说:“时候没到,不行。”

张闻天原来的书房变成审讯室,墙上贴满对敌斗争的“最高指示”。专案人员对张、刘轮流审讯,反复追逼交代其“叛党叛国”的罪行,长达523天。

不许回北京 客死无锡

1969年10月20日,张闻天夫妇突然得到通知:遣送广东肇庆,限三天内启程,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只能同亲属通信。到肇庆后,张闻天化名张普,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每月要向有关党组织写思想汇报。

在肇庆,张闻天多次给中央写信,希望能搬到大城市居住,主要是为了看病,因为他的心脏病很严重。他两次提过回北京,第二次,毛泽东有了回音:不行。之后,张闻天先提出去上海,不行;又提南京,再提西安,都不行,只同意他到小城市住。后来,张闻天考虑中小城市时,想离上海近一点,就提了苏州和无锡。苏州没同意,最后同意他去无锡。

无锡的医疗条件比肇庆还差。在肇庆时,张闻天因心脏病发作,两次住院抢救,两次都被救活。在无锡却没有办法治疗,医生年轻且技术差,设备连氧气都没有,只能给他吃硝酸甘油。张闻天最后发病时,找南京医生来会诊,医生到达时,他已在13小时前去世了。

结语

当年,张闻天从苏联回国,满脑子苏共灌输的极左理论,无论在上海,还是在江西,在许多问题上,都是极左做法,导致中共在江西中央苏区大败。

但是,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极左,比当年的张闻天有过之而无不及,将中华大地变成“东方疯人院”。最后,张闻天成为中共极左路线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