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尔新:世间再无蔡元培

蔡元培(中)与胡适(右二)等人的合影。1916年开始,蔡元培任北大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资料图)

01

1917年1月4日,寒风呼啸中,一辆马车停在了北京大学门口。49岁的蔡元培从马车上下来。道路两旁,教职工们分立两侧,向新校长鞠躬致敬。蔡元培摘下礼帽,也回敬以深深一躬。

没有人知道,蔡元培这一鞠躬,不仅彻底改变了北大,还就此拉开了新中国现代大学的帷幕。

当天的报纸上这样描述说:

“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后来的事实证明,媒体没有说错,蔡元培就是一颗明星,要来照亮探索出路的民族。

他这一生,注定是来改写历史的。

02

1868年,蔡元培出生于浙江绍兴。他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做了翰林院编修。就在大家都认为他前途无量时,他却辞官回老家办起了学堂。1912年1月,慧眼识珠的孙中山,邀请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当时的教育总长寒酸极了,既没钱也没办公室,教育部一共就三个人:总长、次长和秘书。但办公室可以寒酸,人才不能缺少,鲁迅、许寿裳、王云五等一群牛人,便是这个时候被蔡元培发现,并请进教育部的。

也正是这群牛人,为中国后来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后袁世凯执政,蔡元培不满其独裁,断然辞职。

袁世凯诚意挽留:“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

蔡元培不为所动:“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毫不恋栈,执意要走。

直到袁世凯死后,受黎元洪之邀,蔡元培又才出任北大校长。

其时的北大,乌烟瘴气,学生多是“官二代”和“富二代”,对读书毫无兴趣,惟于捧戏子、打麻将、吃花酒却个个内行,乐此不疲。有的纨绔子弟,一年开销竟然高达5000大洋。

至于校内派系纷争,彼此互斗,无休无止,不论学术成就多高的校长,结局都如走马观花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终落得灰头土脸逃离北大。学子们醉生梦死,进北大镀金,就只为混一纸顶尖学府的文凭,去社会上捞个一官半职。教师则多为走后门进来的不学无术之徒,所谓讲课,就是照着讲义诵读一遍。

史学家顾颉刚当时就读于北大,他记忆中,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第一件事,就是坐车直奔“八大胡同”的高档妓院。

当时的学生中还流行一种恶劣风气,就是所谓“结十兄弟”:十个学生结为异姓兄弟,毕业后各自钻营,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这个官如果是买来的,钻营费就由十人分摊。

如此北大,哪里是求学之地,整个就是一座“官僚养成所”。

像这样的污泥浊水,在别人是避之唯恐不及,深怕玷污了自己的好名声,而蔡元培却毅然受命,挺身赴任。

03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他以高屋建瓴的气势,为大学定位。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庸庸碌碌混文凭、混日子的时代结束了。

他首先将整顿的目标,指向了师资队伍,不拘一格招揽人才。

听说陈独秀住在北京正阳门西河沿胡同,他三顾茅庐,聘请陈独秀来北大做文科学长,一次请不来,就隔天跑一次,半月后,陈独秀说:好吧,我去。

一个23岁的青年梁漱溟,将自己写的一本哲学书稿寄给蔡元培,希望得到赏识,让他能进北大读书。蔡元培读后回信说:“你可以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梁漱溟说:“我只有中学学历。”蔡元培找来梁漱溟彻夜长谈,鼓励他说:“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别的人比你更精通。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就大胆地干吧!”梁漱溟原本想进北大求学,没想到竟然成了北大教师。

其余如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也都陆续被蔡元培用各种方式请来北大担任教职。

与此同时,对于学校中不合格的教师,则毫不客气,全部辞退。

有三个英国教员,被解聘后托英国公使朱尔典来学校说情,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朱尔典找到总统黎元洪,黎让外交总长伍廷芳出面转圜,伍写信劝蔡元培收回成命。蔡元培回复说:本校辞退教员全是按照规矩办事,丝毫没有什么不妥;要是对方想打官司,那就悉听尊便。对方自知理亏,也就知难而退。那段时间,蔡元培还连续辞退了好几个走后门进来的外籍教师。

04

蔡元培的敢作敢当,也表现在他的敢为天下先。1920年,蔡元培做出一项决定:招收女生。开启了中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帷幕。有人问:“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何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答道:“教育部大学令,并无专收男生的规定。”

无规定的事情自然可以尝试去做,而有规定的事情则必须遵守。北大曾经发生过一起“讲义风波“。有段时间,教育部拖欠了北大好几个月的工资,教师们生活拮据,难以为继。为解决温饱问题,教授评议会决定向学生征收少许讲义费。

数百名学生为此群情激愤,拒绝缴纳,包围了红楼,冲击校长室。一向温和的蔡元培被激怒了,怒吼道:“你们闹什么,这是教授评议会做出的决定,我是校长,我负责!”有的学生被震住了,但仍有学生不依不饶。蔡元培怒不可遏,撸起袖子说:“谁敢违背教授评议会的决定,我跟你们决斗!”学生们被其气势所慑,纷纷散去。

就是这样一个蔡元培,使北大不但成为中国最自由的大学,也成为了中国最规范的大学。

在这样一所大学里,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聘请教授,只问真才实学,从不问个人的政治主张。故而,他虽然倡导革命,但仍然聘帝制派的刘师培讲授“中古文学史”,请复辟派的辜鸿铭教“英国文学”。

胡适、钱玄同提倡白话文学,黄侃、刘师培维护古文学。蔡元培让他们各行其道,传播自己的主张。

黄侃讲课时,常常攻击白话文:如果胡适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文言仅需四字——“妻丧速归”。

那边厢胡适听闻后,也针锋相对予以回击。胡适在课堂上讲道: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行政院做秘书,我拒绝了。同学们如有兴趣,可用文言文代我草拟一则电文。接下来,胡适从学生所写电文中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仅12个字,也足够言简意赅了。但胡适却说:“我的白话电文就5字:干不了,谢谢。”

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蔡元培让他们一概各抒己见,和平共处。

05

在北大校园,社会流行多少学派,北大师生中就涌现多少分支;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团体。在蔡元培的观念中,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种包容不同思维方式和学术追求的氛围,在北大历史上、甚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更难能可贵者,是蔡元培自身,就是这样一个胸怀大度的实践者。

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胡适觉得蔡元培的索隐牵强附会,准备以《四松堂集》为依据,推翻蔡元培的观点。不料此书四处寻找不得,正在焦急无奈之时,蔡元培托人找到此书,亲自送上门来。

如此光明磊落的胸襟,此等毫无芥蒂的雅量,惟蔡元培一人而已。

身处这样的环境,北大如何不大师辈出?北大学术焉得不硕果累累?正是蔡元培的以身垂范,塑造了名扬千古的北大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非但如此,蔡元培留给后世的,还有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他说:“要使学校按既定方针办下去,不受校长一人去留的牵涉,就要建立以教授为中心的教授治校体制。这样,即使校长走了,学校也不会乱。”

具体办法,就是“每五名教授中选举一名评议员组成评议会,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

如此不贪权不要权,把管理权让渡给教职工,天下有几?全国第一学府,不设副校长,办公室只设一秘书,天下有几?

蔡元培一生,历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在一般人看来,不说腰缠万贯,也当衣食无忧,不缺钱财。他儿子蔡怀新回忆说,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时的月薪,每月为800大洋。这在当时的北京买房,是一点没有问题的。但蔡先生为官清廉,不治家产,无论居官何处,都是租房居住。他收入固然不少,但支出也多,除购买中外图书典籍外,多用来捐助公益事业,接济有困难的亲友和学生。他有不少社会兼职,多数都是挂职不取报酬,有时甚至还要捐资赞助。

06

1940年3月5日早晨,蔡元培忽然口吐鲜血,倒地昏厥。两天后,在香港医院病逝。

蔡元培操劳一生,也清贫一生,死后房无一间,地无一寸。不仅欠下医院千余元的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代筹的。其清贫之状令人落泪。

1977 年,诗人余光中特意到香港祭拜蔡墓,几经周折,才在一处华人公墓内找到蔡先生的墓地。因多年无人照顾,蔡墓已被荒草湮没。余光中心中一酸,顿时泪洒衣襟。

蔡元培以一人之力,领导一所大学,让一个时代乃至一个民族的教育,发生巨变。在他之后,这样的校长,已经不可能再有了。

这个健忘的世界,有时真的让人怀疑,先驱者值不值得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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