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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咱也来说说八十年代中国的电视。这篇《电视掌故》，我记得写于１９９０年初，那时我刚创办《民主中国》杂志，约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成员都来写稿，我自己自然也得写几篇，第一篇就从我最熟悉的电视写起，那时尚无网络，我尽凭记忆，拣些最通俗也最奇诡的人事，所以叫掌故。】

中国是一个奇诡的电视大国。1987年黑白电视机产量世界第一，彩电年产三千万台，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突破一亿台——“第三世界“之穷国的”第一世界“水平，全国平时经常看电视的观众达六亿人之多。电视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影响之巨大、对人们心态塑造之强烈，也是世所罕见。电视在中国，一方面是“党的喉舌”，是意识形态怪兽；一方面又是电子科技的强大媒体，是商业和消费文化的怪兽，这种兼具舆论控制和现代传媒双重性格的所谓“中国特色”，构成中国独特的电视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塑造之下的现代中国人的扭曲心灵。所以，认识当代中国，不可忽视对中国电视的研究。笔者早几年曾涉足电视界，晓得一些掌故，现拈来一鳞半爪，或可展示一个独特视角，以窥见当代中国文化性格形成之一斑。

一，中央首长家里的“戏园子”

1958年5月1日晚七时，中国大陆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播，当时北京城里只有三十多架电视机，拥有电视机的都是党的高级干部。据说毛泽东每天要看电视新闻，错过了时间他会打电话让电视台专门为他重播一遍，虽然当时的电视新闻不过是一些图片罢了。周恩来一如他的风格，对电视”最关怀”，看到荧屏里的钢琴上摆着一瓶绢花，就允许电视台每天到中南海去采鲜花;看到电视里戏班子的乐队进了乐池，他说不象中国的作派。

1950年代是世界电视大发展的时期。日本1953年才有电视，香港的第一家有线电视丽的公司开办于1957年。本来，台湾引进美国技术，预定在1958年”双十”节开播电视，这个信息导致了一场政治角逐，使北京仓促上马，赶在台湾之前开播，电视成为”大跃进”的产物。全国到处是”土法上马”办电视，到1963年已有36座电视台，大多难以为继，又纷纷停播。

开办之初的北京电视台没有自己的节目，只是”口播”人家的新闻稿，最早上屏幕的电视播音员，就是后来”九州方圆”节目的著名女主持人沈力。电视上百分之七十五的时段用来转播电影和戏曲。第一部上电视的电影是”林冲”，比电影院还早演了两个月，可见当时电视台之”霸道”。文化部和北京市委规定，所有新片在北京影院上映前半个月，一律交电视台播放，因为那时能看电视的都是一批特殊观众，老百姓与电视接触甚少，偶尔在电影院里看到电视新闻，也觉得那是”白饶”的加片，而真正的电视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中央首长家里的”戏园子”。历史形成的中国电视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的这种”皇家”身分和性格一直延续至今，在它早已成为所谓”公器”之后，仍然比其他媒体更多得到来自中南海的青睐或责骂，动不动就会打来一通电话，对一个镜头、一句措辞横加干涉，所以作电视台头头的人，需要格外谨慎的”伺候”才行。

中央领导大多爱看戏，1959年”国庆”电视台连办五场戏曲晚会，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尚小云、荀慧生等都是那时的”电视明星”，电视中心的三个演播室轮番请来各种剧目，从”李慧娘”到”红灯记”，从才子佳人到工农兵，荧屏上仿佛没有忌讳。不过，电视台从一开始尝试拍电视剧(从东欧引进的新品种)，就是活报剧式的廉价宣传品。第一部电视剧叫”一口菜饼子”，是所谓”忆苦思甜型”的，以后几年里大约拍了一百多部，都是紧跟形势、图解政策、越拍越左，大多是”一条主线，两三个景，四五个人物，七八场戏，六十分钟，二百个镜头”。

1961年是”大跃进”和”文革”之间的一个轻松的低谷。北京电视台瞅空子办了三场”笑的晚会”，大约是唯一值得回味的掌故。一个茶座式的舞台，以相声为主，侯宝林说开场白，搭配各种讽刺小品、洋相、笑话、独角戏、折子戏，以及陈强的”光棍哭妻”，和”人艺”的绝活——北京小贩街头吆喝声的配乐合唱”市井大合唱”。这些节目后来都被斥为格调不高、”讨好小市民”，而毛泽东的所谓”裴多菲俱乐部”和”死人统治活人”的恐赫声已远远传过来了。

1961年时，北京已经有一万架电视机。

二，电视斗争大会

1966年2月17日，”大庆铁人”王进喜应邀上电视讲话。铁人口才极好，讲话不用稿子：“1959年底，我到北京开会，看到大街上跑的汽车，顶上背着个大包……”，上电视他就能倒背如流，还会随口作诗，大白话合辙押韵，这种用电视荧屏直接推到人们面前来的”英雄形象”，朴直真实极具魅力，观众纷纷给电视台打电话：”让铁人喝口水罢”。此后劳模上电视的多起来，李顺达、王崇伦、李瑞环、时传祥、邢燕子等等，都一个个在荧屏上让全国”振聋发馈”过，一批先知先觉的圣贤又都是一个大神仙教出来的，电视对”造神运动”具有特殊功效。

1966年12月，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了一组大型泥塑群像——不是帝王将相，而是一百多个真人大小的农民向地主交租，这组取材于四川大邑豪绅刘文彩故事的著名泥塑”收租院”，是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产物，在全国刺激起一股”牢记血泪仇”的狂潮。北京电视台则别出心裁制作了一部纪录片，调动一切电视音像手段，从那些不会说话的泥塑木胎的嘴里发掘出”字字血泪”的”控诉”：斗啊斗，你是地主的嘴，你是豺狼的口，你装不完地主的罪，你量不完我们穷人的仇”……拍摄者的技巧极好，他们将一组组泥塑的照片拼接起来，然后请荣宝斋的老师傅作技术处理，再拍出一个长长的移动的镜头，在舒畅的镜头流动和煽情的解说词之下，使那制造出来的历史幻象竟然成为真实。这部三十分钟的电视片后来经文化部审定，扩印为35毫米电影拷贝在全国放映，也向农村发行了1，600个拷贝。这部片子在”文革”中连续放映了八年之久，它的主题和话语，都名副其实是”文革”的一个摹本。

（上海音乐学院里的贺绿汀塑像）

不过，当”文革”真正降临时，公开的电视荧屏反而在那”群众专政”中成为最易受攻击的目标，杀气腾腾的红卫兵不仅指责电视台不让他们”多看几眼”伟大领袖，还怒斥播音员油头粉面、洋腔怪调。北京电视台终于在1967年1月6日停播，各地纷纷效法，全国只剩上海台一枝独秀。就在1月6日这天，上海台举办了第一场”电视斗争大会”，在荧屏上对陈丕显、曹荻秋施以”喷气式”，挂牌掀头罚跪。这样的”电视斗争大会”上海台搞过一百多场，斗”走资派”的样板是在荧屏上向民众示范的，流被全国。也出过笑话，如斗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那天，徐景贤、于会泳台前坐镇，张春桥在电视台主控室指挥，一千万上海市民”观战”：

“贺绿汀，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你知道吗?”

“我在死之前有两个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澄清事实，驳掉一切强加给我的罪名!”

全场炸锅。张春桥下令停播。荧屏一片空白。

北京电视台停播一个月后又开播，荧屏上除了毛泽东的形象，就是群众的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操。1967年5月23日，江青主持一万多人的大会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25周年，从那之后，八个样板戏便占领电视荧屏，填补了整个电影和电视的空白期，一直到江青下台。也亏得中国有电视，老百姓不仅能看到这位”红都女皇”气焰最甚的模样，比如1976年1月，电视转播周恩来遗体告别现场，她专门戴了一顶帽子去，不鞠躬也不脱帽，北京城里多少台电视机前热泪滚滚，惹得人们大叫”江青脱帽!”几年后江青虽然进了秦城，老百姓终于也能在审判她的时候，从电视上再次看到她身为”阶下囚”时依然骄横的摸样。

一方荧屏，世事沧桑，尽收眼底。回头去看那岁月，都可在荧屏里找到踪迹：十里长街送周恩来，百万人广场公祭毛泽东， “诗刊”编辑部主办诗歌朗诵音乐会，等等，老百姓哭来哭去，都是哭他们自己。

三，阿波罗登月与”加里森敢死队”

1979年1月30日，为配合邓小平访美，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阿波罗”登月飞行综合纪录片——中国人在十年之后才看到这一奇观，仍然兴奋之极。那十年里中国视美国为”头号敌人”，国人能看到的外面世界只有一个——越南丛林，”抗美援越”是电视最频繁的主题，”椰林怒火”，”南方风暴”，连篇累牍。北京电视台只有一个驻外记者站——河内记者站，从这里发出的电视新闻的确是世界的独家新闻：1965年关于美军轰炸义安省麻疯病院的新闻，引起世界公愤，北越总理范文同说”不亚于一个师的战斗力”；而同年发出的另一条电视新闻，是西贡美国大使馆被炸，中国观众看到约翰逊副大使血流满面的镜头时，却会高声欢呼。这就是中国人所受的”国际形势教育”。

电视射像机随着邓小平出访而周游世界，为老百姓打开了国门，看到昔日所谓”水深火热”之资本主义的富裕和繁荣(虽然也是表面现象)，顿时心态倾斜，敏感而狂躁起来。当初尼克松访华，美国电视摄影队带来全套彩色射录转播设备，大大刺激了周恩来，当即要买这套设备。中国电视事业便在国家的大量投资下迅猛发展，到1975年底彩电信号已接通全国，中央电视传播网形成，1976年底已有大约三亿人处于电视网覆盖之下，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正式改称”中央电视台”，至此，中国在电视的意义上已经是一个没法被封闭的国家。

但是，当时全国的电视机只有大约50万台，只是一个象征意义的覆盖率。尽管如此，电视毕竟不再是中南海里的”戏园子”了;电影界也开始保护自己，不让电视当”微型电影院”了，于是电视节目之荒逼得中央电视台饥不择食到香港买回10部港片，1部美国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麦克镜”随即在大陆风靡。1980年以后，外国影视作为替代品暂时充斥中国荧屏，其中却也有精品，如”安娜.卡列尼娜”、”这里的黎明静静悄悄”等，让中国人看傻了。不过，很多人同情卡列宁，骂安娜是”破鞋”。电视台也渐渐摸出了观众的欣赏力，老百姓不大爱看剧情片，最受欢迎的是那种搞悬念、掉胃口的多集连续剧。于是一部”加里森敢死队”，典型美国佬的闹剧，乱七八糟的好莱乌电影，在中国大出风头，据说播放此片时，社会上犯罪率

近于零，但过后犯罪案件剧增。一个叫布尔斯坦的美国人专门作了一些调查，一些中国青年认为这部好莱乌电影表现了一个哲学问题：一时被社会看成罪人的人，到后来可以成为英雄。这种看法让美国人大吃一惊：”一套快被遗忘的1967年系列片在一个电视刚刚兴起的国家盛况空前深入人心”。不过这部26集的连续剧只播了12集就被禁映了。不久，”资三四郎”，一部充斥道德说教和矫情的日本武打片，征服了上海以后又进军北京，弄得北京万人空巷，连出租车司机和饭店服务员都找不到了。此后，巴西、墨西哥的那些所谓家庭伦理片——“女奴”、”诽谤”、”卞卡”等等，唠唠叨叨不厌其烦地满足着长久干枯的小市民需求。

四，”哭哭笑笑，搂搂抱抱”

毗邻香港的广东，最先领受港台消费文化的大举进攻。广东电视台以”进水楼台”的优势，带头引进海外电视剧，如”血疑”、”海蒂”、”霍元甲”、”排球女将”等，后来还播放了第一部台湾电视剧”战国风云”，这些动辙几十集的连戏剧，让大陆人第一次享受到软性的充满人情味的消费文化，几亿人被掉足了胃口，每次中央台转播时，北京都是万人空巷的盛况，商业化所裹挟的价值观念，便在这”哭哭笑笑、打打闹闹、搂搂抱抱”之中弥散开来。大批港客又带进日本产全频道电视机，广州一带鱼骨天线林立，广东人从此不认北京是中心，一切随香港风气走。当时坐镇广州的两位老臣杨尚昆、习仲勋曾明令禁止居民收看香港电视，却屡禁不止。

国产电视剧始于1979年，第一部名叫”神圣的使命”，只是政策图解的老套。中央台拍的第一部电视剧”有一个青年”，开始有了一点生活气息，以后国人渐渐爱看国产片，产量也大增起来，1980年全国共播出131部电视剧，大多是所谓正面题材，英雄落难，好人受屈，那时国产片还不会”哭哭笑笑”，也不会调侃幽默，喜笑怒骂，总是一副正经面孔。安徽台拍了一部”最后一副肖像”，讲中日战后和解的主题，遭到普遍的批评。国产的第一部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大概是也想学点商业味，专讲共产党对敌使用”美男计”的故事，还搞了一点”床上戏”，颇为创新，却引来一片指责：”别说潜伏十八年，要不了十八天就得暴露”，此片还被作为”精神污染”的例证。

1982年以后，电视连续剧迎来了所谓”巨片时代”。山东台率先制作”水浒”，使古典名著的改编一时成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又耗资巨万拍摄”红楼梦”和”西游记”，虽然剧本和演技都尚欠火候，拍得非常勉强，但总算也是美女如云，气象万千，把国产电视剧的制作水平提升了。不过，此时各地疯拍电视剧，已经成了”不好不坏，又多又快”的盲目局面，1985年国产电视剧竟高达1，300多部，却只有一部”四世同堂”尚能雅俗共赏。正当此时，默默无闻的太原电视台，外请导演和演员，投资30万，只用了一百天，就拍成”新星”，爆出一个大冷门。

五，体育与煽情

在一个封闭的国度里搞电视这种大众传媒，常常使观众和控制者都被愚弄。强人的魅力会因电视的公开性而神话破灭，夜郎自大的爱国情结也会被剥得精光而脑羞成怒。电视里的体育转播便是一项不断煽动痛苦的爱国情结同时立即把它宣泄掉的疯狂行为。1981年乃是中国人的体育年。3月20日中央台通国国际通讯卫星实况转播世界杯排球赛亚洲预选赛，中国南排反败为胜击败南韩获小组冠军，电视转播之后，北大、复旦、科大学生立即在校园里游行，高呼”振兴中华”——这个八十年代最煽情的口号，便是一场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下民间自发的产物。据说，那天还有人跑到复兴门广播大楼门前去高呼”中央电视台万岁”。

用电视对民众灌输爱国主义之滥情是中国电视的一贯作法。二十年前，1961年4月，使电视和乒乓球同时在中国爆得大名的一场国际比赛——第26届世乒赛，至今令人记忆犹新，整个所谓”祖国话语”都是在那时被植进心灵的。庄则栋的勇猛、李富荣的稳键、徐寅生十二大板扣杀星野、丘钟惠绝境一球扳成女单冠军等，这些仿佛是命运的决战，当年都让中国人如醉如狂。当时北京约有一万架电视机，几乎每架电视机前都拥挤着几百人。到1981年的第36届世乒赛，中国竟囊括了世界全部七项冠军，中国仿佛拔剑四顾茫然，老百姓反而早就对乒乓球没兴趣了，中国的乒乓球也从此从顶峰跌落。

此时中国人正为他们的大球苦恼。足球是再也不争气，连亚洲都出不去，让球迷们痛苦万分，电视台每转播一次都要闹事。突然，女排在日本夺得第一个中国大球冠军，此后又”二连冠”、”三连冠”，一时成了民族英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争夺”四连冠”，在最后一局即将决出胜负时，实况转播突然中断转为”新闻联播”，观众勃然大怒，怨声四起，因此，后来”十三大”开幕新闻专题，同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的关键一站转播时间冲突，经中央批准，把时段让给球迷。

六，”难忘今宵”

中国没有狂欢节。旧时春节逛庙会;毛泽东时代还搞过国庆狂欢，后来都没有了，渐渐变出一个电视上的春节联欢晚会。毕竟，一年辛苦下来，中国人虽不必狂放几日，至少需要捧腹大笑一场，这种以喜剧小品和相声为主的轻松晚会，在电视荧屏上送到每家每户，可满足又要举家团聚、又要边吃边看热闹的”中国式的狂欢”需要。

筹办1983年春节晚会的总导演黄一鹤，挖空心思出奇招——搞现场直播、点播电话、让马季、姜昆、王景愚、刘晓庆当主持人，一举成功；1984年又请港星陈思思、张明敏、奚秀兰，”龙的传人”一曲唱红，那台晚会多彩多姿，戏曲、评书、讽刺小品样样俱全，连海灯的气功也上了荧屏，真可谓惮思极虑。到1985年也许是江郎才尽，黄一鹤忽发奇想，离开十多年老式的”茶座”，到现代化的体育馆去追求那种洛杉矶奥运会式的大场面、大制作，还发售一元一张的彩券，大造舆论，结果却意外的砸了锅——没人想到，巨大而空旷的北京工人体育馆里如何能有热腾腾的喜庆气氛?上万观众如何能够坐在那里六个小时不烦燥?他们原本是在家里边吃热饺子边看电视的。”什么玩意儿，真臭!”北京人早就打电话来抗议了。此后中央台再不敢造次，每年春节乖乖回到老茶座里玩小品。不过，已经有人开始厌倦这种年复一年雷同的晚会，”难忘今宵”已难忍受，不明白中国观众为什么对它还没过够瘾。钟掂斐1987年已在报上批评中央台搞包办，用一台大一统的全国性晚会把其他节目都挤掉了。

七，语不惊人死不休

无论体育转播还是春节晚会，都所费甚巨。比如，中央台哪里有钱去租通讯卫星?全靠外商看上中国的巨大市场，肯来”广告赞助”。1979年11月中宣部批准新闻媒体承办广告。中央台接受的第一条外商广告，是日本西铁城手表广告——“西铁城领导钟表新潮流”，这句话在中央台播一年的广告费只有56，800美元。日本人心计深，眼光也长远，竟说服不谙此道的中国人在他们最单纯的少年儿童节目里播出带广告的卡通片，第一部52集的”铁臂阿童木”就征服了中国儿童，收视率极高，继之又是”森林大帝”、”尼尔斯”等等，有人说：中国电视台成了”日本台”。其实，中央台还是相当谨慎的，上海二台5个月的广告收入117万，从此不再吃皇粮。

象中央台这样的全国性大电视网，经费还得依赖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又忌讳纯商业台，1984年荣毅仁提出要办商业台，中央不批准。1979年中央台改全额预算为差额补贴，1984年又改为大包干，每年4，000万元节目制作费中，国家拨款仅1，300万，余下的2，700万都得依赖广告，这样一来，中央台只有靠提高节目收视率来卖广告。用什么好节目来填满每晚”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成为中央台头头的心病；对投资巨大的电视剧、纪录片是否有”轰动效应”，更是早就有了”收回本钱”的观念。电视台的各级官员、编导人员都要设法制作和购买那些最吸引观众、但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节目，以增加黄金时段的收视率，这甚至成为他们审查节目的一个重要标准，用一句中国成语来说，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对一些可能引起麻烦的片子，他们也是拿着自己的职位去冒险试一试。

由于中国拥有庞大的观众和市场，电视制作者总是幸运的，无论拍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只要有所创新，总能引起轰动。八十年代中期，中央台的纪录片主要以山川风光为题材，并且大都是同日本合资的，所谓合资，无非是把”大好河山”的拍摄权卖给外国人，如丝绸之路、长江、黄河等，每一部的”协拍费”大概都是百万美金。1983年8月播出的”话说长江”，摆脱画面加解说的老套，采用章回结构，还引进两位主持人陈铎、虹云，娓娓道来，颇得好评，在两个频道交替播放，连续半年之久，在全国引起一场”长江热”；1987年又有两部大型纪录片播出，一部是”话说运河”，三十多集，采取边拍边播的方式，让运河旁的普通老百姓走进电视，也讲了许多历史、文化和民俗，很有文化味。另一部是十二集的”让历史告诉未来”，叙述当中穿插了不少人物传纪资料和纪实性的文学手法，虽然仍不免有些官腔官调，但在纪录片的处理手法上很有创新。这些片子的经验，如所谓”河流片”的广阔视野和文化意识、所谓”历史片”打破时间和空间的跳越、联想以及镜头的快速切换，都对提升中国电视水准贡献极大。

对于文艺性或专题性节目，官方所采取的审查办法，一般是项目计划要审查；制作完成后还要送审，根据政策口径减掉有问题的镜头才能播出；播出后还会有一种没有规则和政策依据的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施加的”后审查”，可能是几个观众的批评电话，当然最要命的是中南海里那些党中央的老人们的电话，就可能不仅使一部片子被枪毙，还可能使它的制作者丢掉饭碗。这种审查制度到1979年开始发生问题，市场经济冲击电视，各家电视台都要千方百计用自己的节目提高收视率，而收视率最高的黄金时段可以卖最贵的广告。《河殇》的制作和播出，基本上是在中央台的领导人全力支持下完成的，受到上面追查后，他们一面去向中央作检讨，一面又来同编导人员商量拍续集。六四以后，在对荧屏严格的控制下，还得有叫座的片子才行，否则中央台两千多号人的奖金从哪里来?于是王朔的肥皂剧又风靡了，不咸不淡的，中国人总算学会嘻嘻哈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