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何:右派为什么比左派更有智慧?

——论左派和右派的一个分析模型

古老的善恶之辩,之所以构成一个永恒的难题,其问题的症结,其实不在于讨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是在于人性的理性自负,总是试图按照自己的主观偏好,强行规定善的定义或者恶的定义。这构成了人类社会始终处于悲惨世界的最大原因。

真正的善,或者说终极的善,是不可细分的。这意味着人类的理性在关于善与恶的判断上,始终处在一种绝对的无力感之中。按照这样的辨析,当我们立足于奥古斯丁的提醒:不要责怪事物,永远应当被怀疑和被批评的只能是人,我们的思想得以迎来一个崭新的局面。我们有能力返回我们作为人的理性范畴之内,思考我们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是的,如果一个人能够接受「终极的善不可以细分」的超验秩序,如果一个人在过程理性的意义上相信「愚昧之人的心居左,智慧人的心居右」(传道书10.2),那么人们就有可能理解,人类对左派和右派的界定,其实是一个波动的曲线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明确的划分。

我们可以用一个极其简单的线性图景加以陈述:

L(左)—————→R(右)

P(人)

为了清晰地解释这个简单的线性图景,我们通过辨析,细分出四种观念秩序:

a、人在先验、基准和起点的意义上,一开始就是左倾的,愚昧的、错误的。这是人在认识自己的命题上最稳定的假设前提,即L=P。左倾是每个人的起点,或者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先验意义上的左派。

b、一个人的认识论过程,应该是从左倾向右倾的改进过程,是从愚昧(错误)向智慧(正确)的涌现过程,应该是一个开放式纠错的过程。这构成了一个人应该拥有的认识论的主要行为态势。即p(L→R)。

c、立足于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一个人理所当然是拥有绝对自由选择权利的人。即P(L or R)。这意味着,有人向左,有人向右,但不可能有人处在既不向左也不向右的中间状态。人生是一场伟大的自由选择,你怎样选择,你就怎样生活。

d、一个人在过程理性之中的任何一个点上,都同时存在着左倾和右倾的自由选择机会。所以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理性的点上,都要绝对怀疑自身人性的不确定性,确保一个人始终拥有开放式纠错的能力,否则一个人会在任何一个理性的点,从右倾滑落到左倾。

总体上看,我们可以这样说:

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可能正确的时候,意味着他把人性的基准的、起点的、先验的错误理解为正确,这导致他无法看见自己的错误,他的所有思想和行动都只能是重复和加深自己的错误。那么这个人就是左派。

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可能存在错误的时候,意味着他在人性的基准的、起点的、先验的意义上接受并理解了人性的错误,因而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展开了一种可能的开放式纠错。那么,这个人就是右派。

所以,左与右的界定命题,事实上是一个个体的人在「认识自己」的命题得到了稳定的界定之后所展开的认识论过程。一个个体的人不可能在左和右之间寻找到某种中间状态。

人类的思想家们所幻想的「平衡」或者「中庸」的状态,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一个在人性的意义上拥有绝对不确定性的人,不可能做到平衡或中庸。这是一个人性论和认识论的双重错误。其错误表现为三种状态:

——破坏了人性在先验的、基准的、起点的意义上处于错​​误状态的原初观念秩序。

——假想了人在善与恶的命题上拥有超验的判断能力。

——个体人的有限理性成为判断善与恶的主体,构成了对终极的善的僭越。

立足于这样的观念描述,我们就可以对当下众多的思想现象、政治现象和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合理的辨析。

以自由主义思潮为例,当代民主自由意志主义在欧美思想界,是典型意义的左派。在欧美社会,成为一个左派,是很流行很高端的事情,因为自由主义以一种现代性的正确的姿态,拥有普遍性,这构成了一种大多数人的理所当然的正确。

但在中国,民主自由意志主义是作为一种怀疑的力量出现的,即,自由主义认为当前的思想局面和行为局面,是错误的,所以中国的民主自由主义思潮致力于一种纠错。这是典型的右派姿态。

所以,关于左派和右派的定义,在行为学的意义上必须简单表述:

——左派致力于肯定

——右派致力于否定

——左派以正确为基准点

——右派以错误为基准点

——左派以自信为方法

——右派以怀疑为方法

人性论的案例方面,最合适拿来讨论的现象是毛泽东。

当毛泽东与蒋介石国民党处在对抗状态的时代,他的观念秩序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态势,这种价值观的面相,对威权主义的国民党政府构成了观念秩序的否定、怀疑、批评和对抗,并取得了理所当然的正义性。

必须承认,在当时当地,毛泽东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表述,代表着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最高水准。比如他对美国价值的推崇,对黑格尔哲学中关于对立统一、矛盾论、实践论的中国式运用,虽然处在一知半解的水准,但却是那个时代最漂亮的自由主义文献之一,因此必然获得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推崇。那个时候的毛泽东,是一个典范意义上的中国式右派思想家。所谓历史的先声,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右倾的声音。

但随着毛泽东执掌了中国政权,他的方法论从否定、怀疑、批评和对抗,变成了肯定、赞美、颂歌和服从。这种真理在握式的执政理念,以消灭所有的反对派为进路,无论是中国式「子产不毁乡校」的包容传统,还是美国式的民主共和的制衡体系,都必须服从于毛泽东的「句句都是真理」的核心地位。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左派思想家。在他的治理下,任何具有批评和怀疑精神的右倾思想和行为,都会被彻底打倒。

如此,当我们意识到左右之分处在一个波动的曲线过程,由于人性主观偏好的不稳定性,导致了一个人的价值观在左和右的曲线上的不稳定性,我们终于意识到:单向度辨析一个人到底是左倾还是右倾,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问题的重点,或者说终极的问题应该是,在终极价值的层面,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右),什么是错误的(左)。即我们在终极真理的意义上到底拥有怎样的信心。

这样的追问,意味着我们的问题意识回到了原点:人类理性在整体的意义上,根本就没有能力判断善与恶。如果接受这个观念,那么:

凡是从肯定的角度出发去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人,就是左派。

比如凯恩斯,他的经济学的前提,就是肯定人的动物精神具有先验的合理性,由此他的全部经济学的思想都建立在动物理性的哲学前提之上,人性论的传统思想在凯恩斯这里降低为动物精神。比如罗尔斯,他的正义论的前提,就是肯定人的权利的正确性高于终极的善,这是对人的存在的正确的绝对肯定,由此罗尔斯抛弃了基督教思想史的「 」每个人都有罪”的观念传统。比如安兰德,她的个人主义思想,就是肯定人的自利的德性具有一种先验的正义性,这是把人的利益的欲望正义化的最大表述,由此她丢失了关于绝对怀疑人性的思想史传统。比如马克思,他的经济学思想,就是肯定人类社会完全可以建设成为天堂,这是人类乌托邦主义的又一次努力,由此马克思遗忘了伟大的圣经关于「」上帝的国度不在地上”的话语启示。比如孔子,他的伦理学的思想,就是肯定人通过仁义礼智信的训练,可以建设成完美的君子型的个体。理所当然,孔子的思想是人性论和认识论的双重理性自负。

凡是从怀疑的角度出发去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人,就是右派。

比如哈耶克,无论在经济学领域还是在政治学、法学和人类学领域,哈耶克都对人性保持了绝对的怀疑,事实上哈耶克从经济学家转型为一个致力于思考西方文明秩序的综合性思想家,其推动力就在于他前所未有的看见,作为专业进路的经济学已经不足以怀疑和批评人性,这种强大的思想动力发展到哈耶克的晚年,就是他人生最后一本著作的诞生——《致命的自负》。在人性论和认识论的意义上,《致命的自负》是人类思想史上怀疑人性的巅峰之作。但直到今天为止,人们对这本著作的理解依然相当肤浅。

人类社会的思想史进程之中,真正的右派思想家是极其稀少的。从人们熟悉的思想家阵营里,我们可以判断,苏格拉底是右倾的思想家,他对人性的怀疑是决绝的;而柏拉图由于肯定了理想国的存在,因而是标准意义上的左倾思想家。进入理性主义思想史之后,亚当斯密、康德和克尔凯郭尔是右倾思想家,而边沁、休谟则是左倾思想家。

左倾和右倾的曲线波动同样发生在那些已经在信仰的意义上认同了「一个义人也没有,每个人都有罪」的观念秩序的基督徒身上。在思想的逻辑起点的命题上,一直存在着左派基督徒和右派基督徒的细分命题。

凡是从肯定自己对上帝绝对真理的信心的位置出发,思考人的生命的改进与更新,并期待基督救赎的基督徒,就是左倾基督徒。左倾基督徒最大的危险,可能在于他们会用自己的信心替代对上帝的敬畏,以至于人被这种自我肯定的信心所推动,出现一种地上天国的乌托邦想像。

凡是从怀疑自身的绝对幽暗性的位置出发,将自身的人性破碎,思考人的生命的改进与更新,并期待基督的救赎的基督徒,就是右倾基督徒。右倾基督徒最大的危险,可能在于他们因为诚实地直面了人性的绝对有限,直面了世界的绝对苦难。这种诚实会因为人性的无力感而减损掉人的信心,以至于人在面对终极救赎的命题上,始终是一个小信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当中有右派吗?真实的答案是,从古到今,一个右派也没有。中国人全部都是左派。由此,中国人的历史,总是从一个正确走向另一个正确,但每一次的所谓正确,都是一场灾难。如果有一天中国人普遍都认为自己全错了,那么中国人当中就会出现真正的右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