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府和学者为何同流共生?

今年2 月28 日,应届考生由家长陪同出席高考倒数一百日仪式。图片来源:Li Jianping/VCG via Getty Images

在不少地方,学者和学生都是推动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例如韩国的光州民主化运动。中国现代化初期,也曾出现过浩瀚的五四运动。爱国学生打着德先生、赛先生旗号,要求改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进步学者也一直沿途相伴。可是,五四运动和80年代的六四运动均一瞬即逝,在漫长历史中,中国政府和学者都保持着一套互利共生的关系。

美国哈佛大学知名政治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社会学期刊Theory & Society发表研究,分析中国政府和学者如何勾结共谋,令独裁体制得以延续下去。传统政治学家认为,一个社会教育水平愈高,人们可以更有批判思考,也更便利公民社会的协调工作,从而危害专制政权。他们认为独裁者更倾向采取愚民政策,令社会大部分人都不能接受教育,而大学是生产和追求新知识的地方,更加是独裁者的大敌。

然而,裴宜理并不认同这个观点。她认同在过去历代民主运动,都有进步学者扮演重要角色,但这些学者只是少数,更多人选择顺从甚至支撑政权。她认为专制政府不一定抗拒投资于教育,教育有助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高明的统治者能够控制教育机构,令知识分子愿意卖命,协助延续政权。裴宜理于是提出新概念「饱学顺从」(educated acquiescence),形容政府对知识分子许以重利,例如功名利禄,而知识分子就为政权卖命,传播有益于政府的思想。

裴宜理便以中国为例。中国自从汉朝独尊儒术,知识分子就成为了历代皇朝的骨干,其中到唐宋时期,甚至发展出严谨的考试制度,让当权者选拔人才,令知识分子的命运与皇朝兴衰紧扣在一起。裴宜理也补充指,中国科举考试,内容抽象而重视考生的背诵能力,成功统一知识分子的思考和书写方式,规范读书人研习的内容,令政治文化同质化(homogenization),更重要是达到招安效果。

到了新中国时期,政府和知识分子的互利关系一度变得不再一样。1956年,中共表示对「对艺术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学术工作主张百家争鸣」,殊不知是要引蛇出洞,最终1957年反右运动就把数以十万计的人打成「右派」,当中不少知识分子被指受到资产阶级思想所荼毒。到1966年起的十年文革,知识分子下场就更悲惨,毛泽东鼓动红卫兵批斗学者,又有很多知青被号召上山下乡,全国的教育事业都大抵停顿。

到文革过后,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也一度对西方的高教制度感兴趣,认为国家需要人才来推动经济变革。其中一个最具标志性的政策,是1977年重办高考,总理李克强和外长王毅也是当年考生。裴宜理指当年改革为高教界带来更多空间,却无以吸纳日益膨胀的知识分子人口。政府增加大学学位,但教育投资又追不上,无法改善师生生活质素。市场化改革冲击铁饭腕制度,大学生前景未卜,加上官僚贪腐,以及停滞不前的民主化步伐,致使1989年爆发六四学运。

六四过后,中国学界又迎来新一个阶段。过去近三十年,每年都传出工人、村民的维权事件,另外还有反环境污染示威,但裴宜理形容,除了偶尔出现在政府鼓动的民族主义示威外,中国学生和学者一直沉默。她认为五四和六四运动反映现代化后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不是特别被动顺从,只是六四后政府变得更聪明,更懂驾驭学界。中共重新采用部分毛泽东年代的思想指导模式,同时又向大学大举拨款。

裴宜理提出了几套机制,来维持互利共生。首先,中国发展出严密机制,控制校园,例如把学生分为「班集体」,每班安插政治可靠的学生,又派遣「辅导员」为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另外是制造出各种专业化标准,审核学者的表现。中国会视QS 等国际排名为目标,提供大量研究资助,鼓励学者在高排名的期刊发表文章。这套标准看似科学客观,也能令中国高教产业争取国际声望,但就令学术去政治化,犹如从前的八股文科学制度。

这套现代评审制度,主宰学者升迁,成功者才可以获得长约,顶尖者就有薪酬奖励,近年政府更开办了数以百计的智库,分封知识分子之余,又可以让他们为政府出谋献策,一套共谋互利的关系由此成立。

文/BILLY T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