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并立:合乎圣经的政教关系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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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上帝所设立的公义的器皿,不能僭越个人、家庭和教会的职责,否则就会走向极权主义的专制国家。泰勒对国家的定义是:“在特定的地域内的历史性的权力垄断组织,由政府和国民组成的公共性的法律社群”(a public legal community of government and subjects on the historical basis of a monopolistic organization of power within a particular geographical area)。 因此,国家有其特定的独享的权力,但这种权力的行驶始终是在法律的规范下、以赏善罚恶为导向的。这就是说,国家的目的性的功用始终是施行公义,一旦国家偏离公义这一主导性的功用,就会蜕变为奥古斯丁所斥责的匪帮。

一不小心,国家就会成为吞噬个人生命和权利的“利维坦”怪兽!当然,一不小心,教会也会变成贼窝!但是,国家本身并不是邪恶的,国家也是上帝设立的群体性、制度性的蒙恩之道。国家的特质在于它来自“上帝的普遍性的、时间性的、保守性的恩典”(God’s common, temporal and conserving grace)。 我们应当积极地看待国家的建设,不可把国家视为不得不有的邪恶。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然面对着“建国大业”,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以“打江山,坐江山”为模式的红色王朝。我们需要建立真正的是真正的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演讲》中所强调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政权。国民政府的主要功用是运用上帝赐予的公义之剑来赏善罚恶,维持社会秩序。路德宗强调“上帝授予律法,建立政权,让有学识、有智慧的人为治理服务。”朋霍费尔注释说:“政权被置于上帝的律法之下并为它服务。由教会宣讲的十诫律法,由政权强制实施。为此,还把剑授予政权。” 正如《巴门宣言》所认信的那样:“在教会所处的这个尚未得赎的世界中,国家也被赋予神圣的职责,那就是伸张正义与维护和平。”

因此,我们不能人为地把教会和国家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教会是上帝设立、使用和赐福的器皿,而国家则不是。毫无疑问,国家也是上帝设立、使用和赐福的器皿。当然,与家庭和教会一样,国家这种制度性的蒙恩之道也会受到罪的污染,有时甚至达到必须予以改变的程度。来生最可怕的是地狱,今生最可怕的就是暴政!但是,我们绝不能轻看国民政府的重要性,更不可按照自己的私意把教会政府与国民政府对立起来,而应始终强调教会政府与国民政府各有自己的组织、职责和范围,应当一同降服在上帝的政府之下,也就是降服在上帝的主权和约法之下,按照上帝的旨意各就各位,彼此配搭,一起荣耀上帝,造就他人,这就是传统基督教所主张的“政教并立”的政教关系模式。

——选自王志勇《福音、国度与文化: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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