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艾滋血祸揭发者王淑平（高雅竹提供）
2019-09-24
9月21日，河南艾滋血祸的揭发人之一王淑平在美国犹他州的家附近郊游时，不幸心脏病突发去世。
王淑平的丈夫盖瑞·克里斯汀生（Gary Christensen）把她抱在怀中，握紧她的手，同行人士中有医生对其进行心肺复苏（CPR）超过四十五分钟，但是最终无法见效。
这位在河南艾滋血祸中试图挽救成千上万条性命的医学工作者王淑平，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离世，享年五十九岁。
1995年12月16日，第一份有关河南农村献血人员感染艾滋病的报告上报到国家卫生部，写报告的人是原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的负责人王淑平。
1990年代初，为了缓解城市中的“血荒”问题，政府采取了“计划献血”的政策，鼓励农民工献血卖血。中国正值发展自身血液制品医疗产业的起步阶段，抽验流程尚不完善，为艾滋病的蔓延埋下隐患。
1993年，王淑平发现部分献血者肝化验数据异常，发觉有丙肝流行。 1995年，她首次化验检测到艾滋病例，然后收集各地样本，发现HIV抗体阳性反应率均在13%左右，因此携带样本到北京拜访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曾毅，最终上报艾滋病流行。
但是，地方政府此后一直采取遮掩、打压的态度，阻挠科学家深入调查，王淑平所在单位亦被解散。2001年之后，王淑平被迫远走美国，先后在威斯康星医学院和犹他大学做免疫学等相关研究。她的一双儿女延续王淑平的父亲之姓和母亲的职业，Julie Zou和David Zou都进入了医疗领域。
虽然远在重洋之外，每当王淑平接受采访或者发布文章为中国艾滋问题发声，中国安全部门的人就会拜访、威胁她在国内的家人、好友和前同事。
在以王淑平事迹为蓝本的舞台剧《地狱宫殿的国王》（The King of Hell’s Palace）在伦敦上演之前，她在国内的亲友再次遭到中国国安部约谈，但是王淑平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写到，“唯一一件比对抗共产党和安全部门的警察更困难的事就是，不要屈服于来自朋友和亲人因为你挺身而出而遭受生命威胁的压力。”
河南艾滋血祸揭发者王淑平（中）与舞台剧《地狱宫殿的国王》的演员合影（高雅竹提供）
王淑平的后半段人生和河南的艾滋病人仍然息息相关。2012年， 中国卫生部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在耄耋之年发表致胡锦涛公开信，举报李长春和李克强担任河南省领导时严重失职，导致大规模艾滋病流行。王淑平受其鼓舞，以第一人称发布了1995年她在发现河南艾滋疫情之后的详细遭遇，力争填补历史的缺口。此外，王淑平每年都会应犹他大学之邀，给医学院的研究生分享当年河南的艾滋病疫情状况。
王淑平的母亲曾经是一名医生，王淑平在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要继承母亲的衣钵，从事医学研究。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淑平目睹父母被迫跪在上千位村民面前接受批斗，仅仅因为她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的士兵。红卫兵称王淑平为”间谍之女“， 试图让她也加入对父母的批斗大潮，但是王淑平拒绝妥协。
王淑平的父亲被流放到西部之后，母亲行医养家，以医治病人来换取鸡蛋和花朵。父亲归家之后，在五十多岁就去世了。
盖瑞回忆道，王淑平跟他反复讲过一个故事是，小时候她被带到一个警察局，坐在一个木板上，一个身形巨大的男人走进门，要求她泄漏家里的秘密，质问她隐藏的收音机在哪里。王淑平觉得这是不对的，她的父母都是好人，所以她起身反抗，结局就是她要承担在八岁被退学的代价。
王淑平被赶出学校，但是她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站在教室旁边透过窗户看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直到同学们关上窗户。十三岁时，她离开家乡，把姓从邹改为王, 为了重返学校，她离开了母亲，被身为共产党干部的叔叔收养。
丈夫盖瑞认为王淑平是一个温柔、谦逊、善良的人，对大自然和小动物都充满爱心，希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快乐。盖瑞与王淑平在2003年相识于线上交友网站， “我被她对生命的热爱所吸引，她太善良了，我的家人立即爱上了她。”
“她的离去将给我们留下一个巨大的缺口。” 盖瑞说。
现旅居美国的中国艾滋病防治教育专家，前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负责人万延海认为，王淑平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见证，但是很不幸的就是，王淑平的研究最终没有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公开。
至于王淑平揭发对抗的血浆经济还存在与否，万延海认为这不好说：
“她采集了很多的数据，做了研究，又受到迫害。这个体制直到现在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从1994、95年到现在，整整二十五年的时间，中国政府还一直继续地掩盖真相，用国家安全部门， 用暴力阻止真相的公开。” 万延海说。
如今，致力于推进中国艾滋病防治的高耀洁、胡佳等医生和社会活动家，或去国或被捕。病人群体的抗争断断续续，也时常被政府噤声。
美国的改变中国网站(ChinaChange.org)创办人曹雅学认为，王淑平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她是个默默无闻的人, 但是她觉得在艾滋病这样的大事情上，关系到那么多人的生命，她有一个做人的责任。
曹雅学说：“中国是一个明哲保身的社会，就是说大家都只看利害，不看是非，所以我对这种在是非面前感到自己有做人的义务，有做人的责任，作为一个职业卫生工作人员，有自己的职业责任，我对这样的普通人很感兴趣，而且很敬佩他们。”
附：
河南艾滋血祸上了英国舞台 北京很生气
2019-09-10
舞台剧《地狱宫殿的国王》剧照（高雅竹提供/photo credit: Ellie Kurttz）
二十四年前发生的中国河南艾滋村血祸的真实故事，最近被搬上英国伦敦的舞台。这出剧根据前中国医生王淑平当年揭发官员掩盖艾滋村黑幕的经历改编，但让中国政府看了很刺眼。在开演前夕，官方找上王淑平仍在中国的亲友，要阻止舞台剧上演。
名为《地狱宫殿的国王》（The King of Hell’s Palace）的舞台剧，正在伦敦的汉普斯特剧场（Hampstead Theatre）上演。舞台上，在哀伤的音乐声中，一张张躺椅上的人们，讨论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的口号。这样的场景，不只是出现在剧场，更是24年前发生在中国河南省真实的血祸悲剧的一幕。
河南血祸到底是怎么回事？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中国禁止外国血液制品进口，原因是为防范爱滋病传入。不过，中国发展自身血液制品医疗产业起步之初，却没有完善的卫生观念及严格抽验流程，不论官办的或非法私营的采血站，都将所有血液集中、分离血浆与红血球，再将混和所有献血者的红血球，回输给卖血者，好让献血者能迅速恢复，再次卖血。
这个故事，对于这部剧的编剧高雅竹（Frances Ya-Chu Cowhig）来说，并不陌生。
舞台剧《地狱宫殿的国王》编剧高雅竹（Frances Ya-Chu Cowhig）（Public Domain）
编剧高雅竹：受家庭的影响很大
高雅竹的父亲是已退休的前美国外交官，当年父亲因工作关系，认识了揭发河南官方掩盖真相，导致艾滋病蔓延的王淑平，而高雅竹想把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中国经历，及王淑平的故事记录下来。她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她的家庭背景，对创作有很大影响。
高雅竹说：“我除了是个外交官的孩子，我还是个混血儿，我的父亲是波士顿人，他是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裔，我的母亲来自台湾的乡村，我一直对探索世界感兴趣，尤其对不同的制度体系，会如何影响人们的交流互动感兴趣。”
现在听起来惊悚骇人的献血模式，却是当年河南省文楼村最火爆的血浆经济产业，卖一次血50块人民币的生意，是穷困潦倒的农民赚钱的捷径。但他们没想到，却因此让自己不幸感染艾滋，有的人因此赔上性命。上访维权的人，还因此被关进监狱。
对高雅竹来说，艺术创作要反映社会的真实，不论这个真实社会是好是坏。她曾将《窦娥冤》改编成《六月飞霜》（Snow in Midsummer），还创作了关注中国农民工生活的《极乐世界》（The world of Extreme Happiness）。她说，《地狱宫殿的国王》是她计划10年完成的中国三部曲的第三部，背后还有的是更深刻的人文关怀。
高雅竹说：“更大的一个主题，是要关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跨国劳工的议题，而这部剧也是延续这样的一个主题，因为这关乎中国政府及企业，是如何藉由人民的血、尤其是贫穷的中国人民的血液来赚钱。”
在国外上演中国故事，却不一定是北京乐见的事，对王淑平来说，当年被官方恐吓胁迫的经历，又再次上演。
舞台剧《地狱宫殿的国王》剧照（高雅竹提供/photo credit: Ellie Kurttz）
王淑平的家人受到国安骚扰
根据王淑平给自由亚洲电台的声明，在这部剧上演前的8月22日，她在国内的亲友遭到中国国安部约谈，他们甚至试图联络已抵美国生活的王淑平的女儿。中国官方清楚告知王淑平的亲人，这部剧必须停演，因为这让中国政府及一些官员感到尴尬，名誉受损。
王淑平说，她不会因为恐吓而沉默。已是美国公民的她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脆弱无助的人，她希望藉由这样的创作，能帮助仍在中国国内努力的医生，免受官方欺压。
而当年同样关注河南爱滋疫情人祸的中国维权人士万延海，现在也已定居美国。他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以任何形式留下纪录，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鼓舞。
舞台剧《地狱宫殿的国王》剧照（高雅竹提供/photo credit: Ellie Kurttz）
根据联合国辖下的爱滋病署（UNAIDS）最新数据，截至2018年，中国已知自身感染艾滋病的患者达八十六万人，其中，已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的患者为七十二万人 。
中国官方始终强调，艾滋病的防治，已获控制，而当年的那场河南血祸，中国国内一些媒体也有讨论，但官员的问责纠错，却不曾搬上台面。
《地狱宫殿的国王》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演出，希望留下纪录。而中国最出名的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也曾经为艾滋宝宝发声。让人们说出自己的故事，是希望过去的错误，不要重演。中国又何须害怕，剧场里的中国故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崇生华盛顿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