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回城,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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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恢复四十年,听77级考生讲述当年的高考故事

恢复高考后,北京五中参加高考的学生。图片与文中人物无关。摄影/翁乃强

就业高考双受挫

 

1976年周恩来逝世那天我正在白洋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绝大多数农民对周去世漠不关心,北京城却沸腾起来。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花圈挽联铺天盖地,矛头所向人人皆知。

不管怎样,我总算病退回京了,接着就是等候知青办分配工作。不久,分配我去海淀酱油厂上班,还说是个好工作。酱油厂共四个车间,造酱油、造醋、腌咸菜和做豆制品,“给你分在豆制品车间,那是最干净的啦!”我当然不去,成了档案里“五大罪状”之一,不服从分配。后来我太太调侃道:你可错失良机啦。杜宪当时就分配在海淀酱油厂。你要是乖乖去了,说不定杜宪就成了周太太啦!

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知道杜宪其人。她是80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最受观众喜爱的播音员,其相貌、气质、风度和播音水平均为一流。更要提到的是:1989年,她和男同事薛飞在《新闻联播》宣读“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通告时身著黑衣含泪哽咽,以示对镇压的抗议,随即双双被调离播音岗位,告别荧屏,其良知与勇气令人钦佩。

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成绩比录取线高40多分,居然没被录取。招生办欺骗说我因为慢性肾炎病退回京,身体不合格。后来才知道是北大家属委员会那位主任关漱贞勾结片警往我档案里塞进了一大堆黑材料,共五大罪状,比如“经常在家里聚集不三不四的人偷听资产阶级黄色音乐”(也就是西方古典音乐),我才没被录取。片警为什么和我过不去?因为他态度生硬傲慢,有一次刚进家门就无礼地审问我,被我轰了出去。我这可是大逆不道,没有人敢这么干的。

文学艺术、人文教养(文史哲)原本是人格养成非常重要的内容,不是闲来无事用来打发时光、可有可无的休闲爱好。在中华文明“文教立国”的传统当中,文学艺术人文教养是非常发达的,却在1949年以后被极左民粹反文化取代,野蛮低级的“文化”仅仅被当做政治思想灌输的单纯工具,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干脆被扫荡一空,中国人成了举世罕见的无教养、没文化的粗野动物,沦为全世界的笑柄。因此,复兴高雅文化艺术是中华振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最近几年来,我每年都要在海南所住的小区义务开讲“西方古典音乐欣赏入门”,开宗明义即讲: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被“左祸”长期危害,文革时到达了极左的顶峰,国人的价值观、审美观、文艺观颠倒错乱,精神文化、审美情趣的品味沦落到了史无前例的最低点。这股极左民粹的祸水还进而流布全世界,强力冲击了西方文明的根基,造成了世界性的文明低俗化、政治民粹化;大约从去年开始,徘徊在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幽灵终于成为几乎要取代世界主流文明的巨大颠覆性力量。我为什么要大力推崇古典音乐?就是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回到精英文化的古典源头去,把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深深扎进“仰望星空”,高质量精英雅文化的沃土当中。

没有这条深根,任由激进民粹文化、流行嬉皮文化、大众娱乐商品文化等等庸俗低级有害文化泛滥,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就必定只能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中国人就只能是继续被物质主义、经济决定论、金钱万能等等思想垃圾所绑架的,失魂落魄的无根民族,我们不但不可能“傲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相反,只能做一个被全世界文明民族鄙视的边缘性野蛮民族(:什么是“民粹”文艺观,简单说:文学艺术要为大众服务,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才是好的文学艺术。详细的解说请各位自行上网检索,不赘述)。

不少误解自由民主的人士会说,文化艺术就是个人喜好问题,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把你的爱好强加于人就是文化专制。我的回答是:文化艺术可以说没有贵贱之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确实有高低、精粗、雅俗之分;我不是政府,不掌握任何权力,想“强加于人”也抢加不了;自由民主不是无止境的“人人平等”,不能平等到没有是非对错、雅俗高下的地步——如果真是那样,那就根本不是人类社会,是同一条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机器零件堆积而成的非人社会。

古典音乐是雅文化,流行音乐是俗文化,两者的一大区别是,雅文化不是天生就懂的,要具备雅文化的审美趣味,必须具有比较高的知识水平、教育水平,还要经过自觉的、费力的学习和修养过程,而俗文化不需要这些条件,没文化照样“喜闻乐见”。也就是说,雅文化是有门槛的,门槛还挺高,不是迈腿就能进,需要学习、做功课,俗文化相反,没有门槛。第二,雅文化是经过那些历代最有才华的专业人士不断努力探索,经过多少世代的积累和传承,不断发展、改进而来,是经过“时间”这个最有权威的筛子筛选出来的,而流行文化则没有经过这个筛选,所以绝大部分都是转瞬即逝的泡沫,能传之久远的极少极少——这极少极少也就成为经典了。

人之一生就这么几十年,而且不能再活一回,不去学习欣赏全人类古往今来所创造的最杰出优秀的一流文明成果,只在三、四流以下的下品里打转,岂不枉活一世?各位,珍惜你们的生命,从现在开始,努力亲近这些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文化精品吧。Never too late to learn,想学习什么时候都不晚。

 

下面引一位当年在我家“偷听资产阶级黄色音乐”朋友的来信:

周舵:

你的渐进民主观点我已经知道,也觉得确实可行。朝廷不理会,不能算意外,因为从根儿上就不在一个层面,没有交集。不过你发来的东西我还要细细拜读,能长不少知识。

当年还是你带我进入古典音乐之门,使我受益终生,我一直非常感激。你那间小屋,在我心底有着神圣的位置,让我感受到天国之美。后来古典音乐接触的多了,听的时候反而会有杂念,什么版本、演绎、音响效果等等,反不如在你的小屋里时心情沉静,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音乐本身。我后来也在柏林爱乐的音乐厅现场听过他们的演奏,但如果可以选择,我还宁愿再去你的小屋听一次。黑暗年代的一小束烛光,远比豪华宴会的辉煌灯火珍贵。

从那时起,我一直都在听古典音乐,但没有你听的有系统,想起听什么就是什么,现在也有两千来张CD了。从今年开始,又想听黑胶了,正在做准备。一直知道黑胶好听,但家里地方太小,放不下,所以迟迟未动手。现在下了决心,再不开始恐怕就没机会了。目前买了一些唱片,暂时都塞在床底下,以后再说。

音响器材我曾经也比较注意,但这十来年没换过什么器材。前几年帮一个人在英国的ebay上买过一件器材,他后来说给周舵做过音响的东西,是什么我忘了。

你如果需要我在英国帮你看什么东西,就告诉我,我注意着。

谢谢你当年对我的音乐启蒙。

邓卓

 

拒绝了知青办的工作分配,托关系进101中学当了代课老师,也就是临时工,教初中二年级物理。班里有一位漂亮女生姓殷,当时应该是十五岁,每次见到我都涨红脸。几次下来我也心有所感,但当然知道这是不可能有任何结果的“不伦之恋”。我们之间甚至都没有讲过几句话。就这点事,我居然心血来潮,儿戏般写成了一篇短篇小说《柏拉图》,“精神恋爱”的意思。初中同学王和看了很赞赏,拿去给北大乐黛云教授看,乐先生竟然也大加赞赏。尽管如此,我也没想到去拜会一下她,手稿也早就丢失了。如果小说发表了,也许我的人生道路又会不同吧。

因为解决不了转正(转为正式工),我又转到四中教高中数学,也就是文革前的男四中,文革期间已经变成男女合校。尽管校方极力挽留,承诺给我和正式教师完全一样的待遇,只要政策允许了立刻给我转正。当时政策是病退回城的知青只能在集体所有制单位就业。可是北京的中学哪有集体所有制的?1979年我还是下决心辞职,准备考研究生。由于文革大破坏,国家急需培养人才,1978年起恢复招考研究生,而且允许以“同等学力”跳过大学阶段直接报考。

 

直接报考研究生

真不知道我是什么命,凡是重大事件,没有一件不是一波三折。考研又是一番波折。

原本想考美学专业,不料1979年除了一处招“建筑美学”研究生之外,哪儿都不招生——包括我想报考的导师朱光潜先生。毫不夸张,他的《西方美学史》让我读得如痴如醉。我家住北大中关园时的邻居、北大西语系教授吴柱存先生还曾专程带我去拜访过朱先生。打算第二年再考,王和劝我:共产党的政策说变就变,明年能不能考还难说呢。你好歹报一个专业试试吧。我想也是,顶多不就是考不上吗?丢点面子而已,有什么了不起。

于是,第二天又回到公布研究生考试信息的北京地质学院。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专业可以一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哲所的“西方近现代哲学”和马列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依照我的愿望当然是选第一个,然而再一细看,要求的外语只限英语和德语。我学的却是俄语,于是只有唯一的选择了,尽管我那时对马列毛已经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万般无奈,只有报名备考。心里还暗暗期望考不上,第二年再考美学。

“马列毛研究”的导师是于光远先生。于先生的研究生很难考,不但要考语文与逻辑、数学、常识、外语、哲学、政治,还要写一篇自由命题的小论文,论文通过才能发准考证。报名距离考试日期只有50天,我用10天时间写完论文,通过了;再用40天备考,居然考上了,而且考得不错。俄语考了78.5分,算是相当高了。最吓人的是不起眼的“常识”,100道题,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历史、社会、文艺……,举凡一切古今中外知识门类,无所不包。

这好像就是我的宿命:每件大事都不顺利,然而最后都不但过关,还因祸得福。大学没上成,反而逼着我一下子连跳四级,直接上研究生,每个月还有40元补助(上大学一分钱没有)。关漱贞啊关漱贞,你可是大大失算啦!

对不起,我还要交代关漱贞干的另一件恶心事。研究生录取前,张显扬老师去她那里调档。她又继续使坏,而且变本加厉,一再说:“这个学生思想很成问题,你们可不能录取他呀!”张老师一边敷衍着说:对对对,我们不录取;一边心里想: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这都是张老师亲口告诉我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报考于先生的研究生,而是顺利报了美学专业,就凭关漱贞这个最基层官员手里那点微不足道的小小权力,也可能根本读不成,无情断送一生的前途。那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时代啊!可这位极左的马列老太没有想到,有一种人是像曾国藩那样的“湖南骡子”,屡败屡战、愈挫愈奋,他们内心那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是无论什么人,什么逆境都压不住的。

师承于光远先生

于先生带研究生的方式别具一格。

自己从来不讲课,只是时不时过来和我们聊天,天南海北,没有固定题目和范围;授课都是苏绍智、冯兰瑞、张显扬等其他老师担任。我很不理解,问父亲。父亲说:英国导师制就是这样。导师经常把学生招到家里,师生一边抽烟斗一边聊天。我听后将信将疑,并不理解。直到读书足够多了,读到英国哲学家波兰尼的《个人知识》和美国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几部著作,尤其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哈耶克的著作,才算是登堂入室,得窥堂奥。这时才不由得对于先生的高深学养造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由衷感叹其所传承的西方学术传统之深不可测。要把这一传统的相关内容解释清楚颇为不易,后文再叙,这里只能简单说几句:

于先生所秉承的是英美经验主义哲学注重“演化理性”、“实践理性”、“技艺理性”的传统,与欧陆理性主义抽离实际、抽象概念推演的普遍理性、演绎逻辑理性迥然不同。而1949年后,中国知识界深受马克思所推崇的理性主义影响,对经验主义这一脉非常隔膜,似乎只有顾准是唯一的例外。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区别在于:经验主义是从英国各行各业无数世代的学者专家(工匠也是专家)面对面师徒相授的密切交往当中形成的,其中的“核心技艺”、know how等“默会知识”、“个人知识”、“隐晦教诲” 极为关键。这些知识和技艺恰恰是无法用清晰的概念、逻辑、数学公式来表达的,甚至无法形诸文字。它们就是我们古圣先哲所谓“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技艺的最高形态,已经进入艺术的“化境”,因此是靠人传人,靠每个行业的内行实践和悠久传统的继承积淀。一旦掌握它们的人全都死掉,就彻底中断消失了。理性主义的逻辑-数学机械宇宙观则认为,人类文明写进书里、刻录在光盘上,在大讲堂用教科书讲授,就足以无损传播了。实际上,语言文字是一种我们不得不用的拙劣工具。微言大义通常都是“意在言外”,因此读书一定要“得间”(“间”是间隔的意思)。父亲老早就指导过我要“读书得间”,要会猜,能从字里行间读出字面上没有的奥义。与此相反,死抠字面意义就叫做“字句主义”。

于先生经常出题目,要求学生轮流写作小论文,然后师生一起讨论。我也是很晚才知道,这就是我从费孝通先生处听来的“席明纳尔”(法语seminar),意为研讨会。现在是非常普通的东西,但当时却除了“旧社会”过来的学者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记得我的小论文《试论范畴》获得极高评价,前不久一位当年马列所的工作人员梁中锋还提起这件事。不过这篇论文都讲了些什么,我现在却是一个字都不记得了。

于先生当时是中顾委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经常利用自己的声望请一些著名学者和改革派官员给我们开讲座,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小小特权吧。那时懂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屈指可数,所谓经济学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严厉批判的。于先生慧眼独具,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学界最严重的知识短板,就询问有谁能出来开西方经济学普及讲座?有人推荐了厉以宁,厉先生从此“暴得大名”。于先生不方便请他来讲,就让我们去听,我的经济学知识就是由此起步的。现在我们都知道,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完全边缘化,没有人认真对待了;而且,中国目前各门社会科学当中“西化”得最彻底、马克思主义影响遗留得最少、共识程度最高的就是经济学,这是中国领导人不太容易犯严重经济决策错误的首要原因。因此我必须说,于先生功不可没。

于先生规定每门课、每学期的考试都是笔试加口试。这给我造成了巨大困扰。如前所述,我天性出奇羞怯,口试简直就是酷刑折磨。尤其是不能撒谎,母亲从小对我极其严格的教育让我撒谎时必定露馅。我对马列主义早已深恶痛绝,笔试还好歹能对付,面对某些信奉马列主义的老师,口试就彻底完蛋了。结果很悲惨,一次又一次过不了关。

哲学是主科,前两次口试撞在思想保守的韩佳辰老师手里,都没通过。第一次是批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第二次更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辩证法。按照校方规定,三次不通过就没有成绩了。于老师格外照顾我,让陈步老师主持第三次考试,让我写一篇论文,这才勉强过了关,同学们都惊讶不已。到了第三年,我的成绩根本不合毕业要求,按规定就该自动退学。没想到于先生竟然动用了他副院长的特权,硬是允许我推迟一年毕业。他还专门交代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陈步保我过关,这是陈老师亲口告诉我的。但研究生院不同意推迟一年毕业,双方妥协后,极其例外地允许我推迟三个月。

只剩这点时间了,我连毕业论文的题目都还没有,陈步老师强加给我一个《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却又是我最鄙视的黑格尔的胡扯八道。雪上加霜的是,陈老师的指导意见我根本不认可。怎么办?一趟一趟往陈老师家跑。他家住地铁一号线西边鲁谷的社科院宿舍,多次争辩下来,也不能让我心服口服。最后一个多月了,我把心一横,干脆按照自己的思路写。居然不但答辩通过,还得到以汪子嵩先生为首的答辩委员会六位学者的高度评价,陈老师也就转忧为喜了。

差点被研究生院开除学籍

其实在毕业考试之前,我就差点被社科院研究生院开除。

1980年,张显扬老师指名让我参加在民族饭店召开的“中青年哲学工作者展望未来”大型全国性会议。会期两天,我下定决心一言不发。但听了一天会之后实在忍无可忍,第二天终于憋不住放了一炮。发言大意是:许多学者发言说我们一定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的“原意、本义”,一定不能歪曲原意。我举双手赞同。但仔细一想,问题来了。我们怎么可能“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原意?按理说每个人的原意都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别人哪可能知道“原意”?我们又不能把马克思从坟墓里请出来,问问他老人家您的“原意”是什么?而且我读马恩列斯毛的原著,经常看到他们自己的论述前后不一,互相之间更别提了。许许多多的不一致,哪一条才是原意呢?我觉得我们此时的处境有点像是外国寓言里那条“布吕当的驴子”,站在距离完全一样的两堆草料之间犹豫不决,因为一定要找到“充足理由”做决定而活活饿死。

这就够得罪人了吧?我还意犹未尽,又接着说:我觉得我们很多同志有一种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软骨病。不但对鼻祖顶礼膜拜,还对鼻祖的鼻祖也五体投地,不敢越雷池一步。其实,我们要是把真相看透的话,思路就会像电路里的开关,只要往反方向一拨,立刻就可以发现,鼻祖的鼻祖那一套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毫无意义,不值一谈——我指的当然就是黑格尔了,虽然没有明说,大家全都心知肚明。

我的这些见解根本就不是什么创见,是语义哲学、分析哲学和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早在19世纪末叶就提出的,他们毫不留情地嘲笑黑格尔哲学吓人的晦涩难解貌似高深,其实干脆就是无意义(不包含信息量)的废话,为此发展出一整套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命题的判别标准,到二十世纪中后期的科学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

诸位可别忘了,那可是1980年。左王如胡乔木、邓力群连人道主义和人性论都绝对不能容忍,为此在党媒上对周扬和王若水先生大肆批判,导致周扬早死——周扬还是我们研究生院的院长,我的毕业证书上还有他的大印呢。我这样的言论,简直就是公然造反哪!话说完,会场一片死寂。主持人之一包遵信悄悄跑过来问我的名字和单位。与会者之一,北大的胡平后来对我说,这番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用说了,这番“反马克思主义”言论后果严重,极其严重。其实我还根本没有一句话反对马克思,反的只是黑格尔。加上有同学举报说,我平日里就经常散布反马克思主义言论,于是不久就有传言说研究生院准备开除几个坏学生以儆效尤,其中就有我和同学吕嘉民(即《狼图腾》作者姜戎)。他是因为参与1979年西单民主墙和“民刊”(民间刊物)的活动,而我的罪名是“学马列的不信马列”。

当时的社科院研究生院被邓力群把持,或者说,在他的淫威之下战栗。他对培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班人”非常重视,每个学期的开学典礼基本都要出席讲话。有一次他杀气腾腾地说:我们研究生院的培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培养合格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那些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不信马列甚至攻击马列主义的学生,就是要坚决开除学籍!当然了,又是于先生顶着巨大压力把我和吕嘉民保了下来。不过,这些内幕都是后来才陆续知道的。我自己一直懵懵懂懂,只能胡猜一气。我对于先生的了解,也是随着年龄增长、知识阅历和思想深度不断提升,才逐渐加深的。

于先生还有一项很大的贡献。从60年代开始,他利用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身份大力提倡方法论,在“自然辩证法”的名义下开展了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和推广。可惜,文革一来,科学和科学方法被扫地以尽,改革开放之后,于先生才又有可能旧事重提,后来还特别为此创办一份刊物,刊名就叫《方法》。这恰恰是我和于先生特别“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地方。我是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更早读过的一本《分析的时代》开始,就对研究科学方法论兴趣浓厚,沿着分析哲学、语义哲学、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的路径,一步步迈进了科学哲学之门。整个研究生学习的三年,除英语(第二外语)之外,几乎全部时间都放在了科学哲学上面,这也是造成我考试成绩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科学方法论非常非常重要,却一直被严重忽视,对此具备基本知识的中国各界人士至今寥若晨星,真让我扼腕痛惜。

研究生期间的其他老师

于先生和教过我研究生课程的冯兰瑞和苏绍智两位老师,还有一项大功劳不能不讲:

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之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所谓“过渡时期”,中间不再划分阶段,整个过渡时期都属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1978年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冯兰瑞和苏绍智两位老师事前和于先生反复交流讨论过,这时提出:过渡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应该划分发展程度不同的若干过渡阶段,中国还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还要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然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

这一观点立即引起了巨大反响,同时遭到胡乔木、邓力群的批判,认为这是在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他们还想在1980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写进批判冯、苏观点的内容,遭到该决议起草组成员于光远的坚决反对。于先生的意见被采纳,该决议写进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

还得说说我的老师之一,于先生的至交好友李昌先生夫人、时任马列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冯兰瑞先生。我被四通集团公司从北大挖走,原因之一是,总经理万润南的岳母是冯兰瑞先生。万润南夫人李玉告诉我,冯先生对我印象相当好。1988年王军涛接手《经济学周报》就是托我说动了冯先生。冯先生对李玉说:既然是周舵的好朋友,大概错不了吧。前几年,有朋友想给冯先生做口述史,我带他去冯家,趁便问她还信不信马克思主义?她承认不信了。于先生倒是至死还自称“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信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哪一部分我不敢问,更不敢妄议,姑且存疑。反正绝对不会是无产阶级专政。

张显扬老师年轻时无疑是个大帅哥,风度翩翩、才气横溢且口才极佳,他的文章以及和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联名发表的文章,对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都有相当影响。这样一位杰出人才,却被保守势力扣上一个“三种人”的罪名控制使用,又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当中妄加罪名开除党籍,差不多等于被冷冻起来。我毕业后和他谈起想写一本彻底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书,他极表赞成,这就是我后来对陶斯亮大姐所说的“反自由化反出一个自由化”之一例,如果没有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张老师恐怕不会在反马克思主义的路上走这么远。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不断给自己树敌,把潜在的朋友和中间派逼到敌对一方去。我的下一本书《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就是要系统批判马克思主义。

 研究生院的同学

我们这一期于先生的研究生,北京同学共六人,除我之外还有吕嘉民、曹思源、刘世定、马戎和李晓云。

吕嘉民前面介绍过了,李晓云后来当了王兆国的秘书。曹思源考研时外语成绩为零,于先生破格录取了他。读研究生三年,不管他怎样努力,外语成绩永远是零分。其人食量惊人,因而身体巨胖,我们经常嘲笑他“躺着和坐着一般高”。上学时,研究生院自己的大楼还在建,我们借住在北师大化学系宿舍。食堂伙食太差,他吃不饱,经常要求不住校的我和吕嘉民每周一从家里给他带煎鸡蛋。整整一饭盒的煎鸡蛋,足有十几二十个,他一顿报销。后来检查身体才发现曹思源有两个胆囊,所以消化脂肪的能力超群出众。老曹打呼噜是一绝,音域广阔,低音高音兼备。低音声如雷鸣,高音赛过汽笛尖叫,而且有腔有调,富于旋律感。我们曾经给他录过音,可惜不知丢哪儿去了。真不知道同寝室的同学是如何忍受过来的。曹思源后来号称“破产法之父”,1989年“六四”之后和我关在一起,同一天释放。

刘世定是所有同学里和我最相投的。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另类思考,只有和他才能畅所欲言并且产生强烈共鸣。我那时就和他说起对经济学新古典综合主流学派“形式化公理体系”方法过度简化、远离实际的严重不满。我们一直保持着很亲密的关系。他的祖父是“大军阀”刘文辉,文革时最著名的“阶级教育”典型、大型泥塑《收租院》指向的最大反面人物、“大恶霸”刘文彩的弟弟。现在众所周知,“大恶霸”云云是完全按照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虚假概念凭空编造的诬蔑不实之词。去年我去四川大邑县“地主庄园”参观,解说词已经修改得大体算是客观公正了,敢于承认所谓私设监狱关押百姓的“水牢”,其实是刘文彩为贮存鸦片保持湿度所设的储水池。

学弟马戎说服我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调动到北大社会学所,我为此还把中青院分给我的一套房子放弃了。他批判斯大林民族理论、警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潜藏着国家分裂的巨大风险的民族学文章很有见地,被我大力推荐给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和国内的《领导者》杂志,影响相当大。后来,马戎和刘世定分别担任了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

研究生院的英语课是和其它系的同学一起上的,由此我认识了西哲所师从徐崇温攻读西方马克思主义专业的赵越胜。他和我同好,都痴迷西方古典音乐。我又通过他结识了郭沫若最小的儿子郭建英,三个人经常在一起听古典音乐,交流音乐盒带。不过我的贡献很少,基本上是郭建英单向输出。六四后我还在赵越胜姐姐家躲避了几天。竟敢窝藏反革命暴乱嫌疑犯,她的勇气和担当令人钦佩。

研究生第三年,我把父亲暂时委托给女友照顾,住了一学期学校宿舍。西哲所读分析哲学的徐友渔被分配到我们宿舍,这位同学的勤奋让我佩服不已,每天手不释卷,比我用功多多了,后来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2008年我获赠他研究语言哲学的博士论文《哥白尼式的革命》,读后肃然起敬,水平在国内绝对一流。可惜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读懂,我也只不过能懂一半到四分之三而已。他说过,就是要和我、和刘晓波这样的“烈性传染病带菌者”保持交往,决不能让当局孤立我们的意图得逞,让我感动不已。但这位仁兄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出言不逊,经常言辞粗鲁傲慢,对于出口伤人仿佛毫无感知力。这和我的性情以及所受的教育截然相反,让我难以接受,又不好意思向他指出。

研究生同班的外地同学毕业后都星散了,大部分当了党校或其它高校的教授。除了一位叫纪玉祥的同学进了中南海升到部长级,其他同学好像没有当官的。于先生的学生都太不适合当官啦。

沉重的家庭负担

一边读着研究生,我还要独自照顾被迫害成躁郁症的父亲。平反后“落实政策”,民族学院分给一套两室一卫的房子。父亲每隔大约四、五十天就要躁狂一次,整天说话不停、活动不停。每晚上床后,他就开始大声咒骂文革中诬告迫害他的人,没有任何办法能制止,直到快天亮才小睡三两个小时。我家住四层,楼下是平房,一次住平房的邻居忍无可忍,不知是什么人丢石头把父亲房间的一扇窗户玻璃砸破。那可是大冬天啊,西北风呼呼往屋里灌,我大半夜爬起来找硬纸壳挡窗户。这种情况哪可能请保姆?没有人会干,再说也没地方住。

妹妹嫁给了文革中小有名气的诗人甘恢里——他父亲甘祠森是民革副主席,监察部前副部长,住在离民院很远的木樨地22号部长楼,不可能照顾我父亲。其实,文革期间她曾经要求照顾父亲,让我去和母亲住。没过一个月她就受不了了,又让我和她换过来。弟弟住在母亲留下的北大三公寓,还在北医分院上大学,自顾不暇。只能是我来照顾父亲,衣食住行,一切一切。

最麻烦的是一日三餐。起初试着去民族学院的教职工食堂打饭回来吃,吃了几次就无法忍受了,只好我自己做。每次做三天的饭菜放在冰箱里,如果午饭赶不回来,去上课前先把一顿饭的饭菜热好,放在保温的草窝里,冬天再教父亲自己用煤气炉加热一下,那时候没有现在很普及的电磁炉。因为缺铜,电线都是铝制的,很容易过热发生事故,普通电炉也都禁止使用。有一次父亲忘了关天然气阀门,我骑自行车回家,一进单元大门口就闻见浓浓的煤气味。心想大事不好,飞奔上楼,不出所料,就是我家的事。真是老天保佑,要是电冰箱打火花引燃煤气,整个教师宿舍楼都得炸飞了。还有一次,我放学回来,看见单元楼门口人山人海,围着我们老人家听他声如洪钟演讲呢。我赶紧把他扶上楼去,各位观众还兴致勃勃意犹未尽的样子。

不必有太丰富的想象力,谁都能想到,照顾父亲的重担给我的研究生学习造成了多么沉重的负担。总而言之,千言万语并做一句话:和精神病人在一起生活,那真是不折不扣的人间活地狱。足足十六年——不是一年半载,不是三年五年,是十六年。我能应付裕如,身心都没崩溃,还把研究生读完了——不吹牛,周舵的神经是钢丝做的,不然哪有可能在六四那天把几千人救出天安门广场!

顺便说一句:躁狂抑郁症号称“天才型精神病”,相当多的杰出人物是这种病的患者。尤其是文艺界,患病率高出一般人10倍;文艺界里又尤其是诗人,患病率高出一般人40倍。详情可参看《躁狂抑郁多才俊》,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家父本人也确实是聪明过人,他的老师都知道。“清华四大导师”之一赵元任先生就是父亲的老师。父亲婚后把结婚照寄给了在美国的赵先生,自己反而没有了。文革后好不容易和赵先生联系上了,赵先生又从美国万里迢迢寄了回来,现在就供在我客厅的钢琴上。

父亲在1983年突发脑溢血,我托关系送进解放军466医院抢救。我们三个子女轮班看护,弄屎弄尿,满手屎尿臭味洗不干净,总算抢救过来。我每天陪他去校医院针灸,回家熬汤药,居然基本康复还长出一些黑头发,只是左腿还略有点行动不便。根据此例,我认为那些否定中医的科学教条主义者应该及早闭嘴。这个话题很值得深入讨论,可惜篇幅不允许,只得从略。父亲后来股骨头骨折,积水潭医院大夫不同意手术,卧床三年后因肺部感染于1989年3月去世。要是他还在世,我是绝对不可能跑去天安门广场绝食的,人生道路就会完全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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