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集體殺戮的類型與國家機器的作用,文革大屠殺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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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在文革期间发生了大规模杀人 吃人事件。

广西在文革期间发生了大规模杀人 吃人事件。

文化大革命中的極端暴力和集體殺戮,不僅是中國官方至今竭力掩蓋的歷史,不幸還是中國知識分子在無意中扭曲了的歷史。在文革剛結束后被稱為「傷痕文學」的大量作品中,人們看到的只是所謂的 「紅衛兵」或「造反派」在為非作歹。久而久之,人們的集體記憶中便只留下了這些極為抽象糢糊的「紅衛兵」或「造反派」的概念。他們成了暴力和殺戮的唯一罪人,承擔了本來主要不應當由他們承擔的國家行爲的歷史罪責。更爲不幸的是:「紅衛兵」或「造反派」又幾乎被描繪為所有的青少年和群眾,如此邏輯地推理下去,文革中自然是人人有錯和人人有罪。這樣,國家機器和受害群衆的界限、文革發動者和普通參加者的責任便在無形中划上了等號;錯與非錯,罪與非罪的重要歷史研究界限也就變得糢糊了起來。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共官方在全國範圍内進行了「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工作,留下了一大批調查各地集體殺戮事件的機密檔案。而這些原始檔案又被執意保存歷史真相的幹部群衆帶到海外公開出版。[i]另一方面,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大陸的不少有良知的目擊者和學人對各地的大屠殺事件做了獨立的田野調查。他們或在網絡上、或自費出版了一系列有質量的回憶和調查報告。[ii]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一批大陸和海外華裔學者還出版了研究這些大屠殺事件的專著,用各種語言記錄了中國文化大革命中(也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和殘忍的篇章,進而在全世界的中國研究中發生了不小的影響。[iii]

對於無自衛能力的人類群體進行的惡意的集體殺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學界就有過各種描述和定位,比如「屠殺」(massacre)「滅絕」(extermination)「反人類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等等。[iv]1944年,猶太裔波蘭律師拉斐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第一次提出了「群體滅絕/大屠殺」(genocide)的概念。[v]一年後,這一概念在對納粹德國的紐倫堡審判中被廣汎地應用。1948年12月9日,聯合國通過了著名的《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絕罪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這一公約對「群體滅絕罪」做了比較具體的規定和説明。首先,它認定「本公約內所稱群體滅絕罪係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滅某一民族、人種、種族或宗教團體」,即「人為的、系統性地、有計劃地對一個或一些種族、民族、宗教或國民團體進行全體性或局部性的消滅和屠殺」。[vi]

因爲拉斐爾·萊姆金所創立的「群體滅絕/大屠殺」(Genocide)的類概念的建立,後來的不少學者又把它再進一步分類為「階級屠殺」(Classicide),「政治屠殺」(Politicide),「宗教屠殺和清洗」(Religious cleansing),「平民屠殺和清洗」(Democide),「種族屠殺和清洗」 (Ethnical cleansing and ethnocide) 和「群體滅絕性强奸」(Genocidal rape)等等表徵力很强的新子類。[vii]例如,根據奧地利醫生和政治活動家佛洛伊·施瓦兹 (Fred Schwarz) 的創意,「階級屠殺」(Classicide)是指「統治階級人為的、系統性地、有計劃地對一個或一些社會階級通過迫害和暴力進行全體性或局部性的殺戮」[viii]。「政治屠殺」(Politicide)則被美國學者芭芭拉·哈芙 (Barbara Hurff) 和特德·顧爾 (Ted Gurr) 定義爲「一種對不同政治信仰的政治派別和團體進行集體殺戮的行爲」[ix]。「種族屠殺和清洗 」(Ethnical cleansing and ethnocide) 則是指「人為的、系統性地、有計劃地對一個或一些種族及其文化、宗教進行全體性或局部性的屠殺和清洗」[x]。應當指出的是:在歷史實際中發生的大屠殺事件裏,上述各個新子類的「群體滅絕」常常不是絕然孤立的,相反常常是交叉并存,多罪并發的。例如,發生在1937年12月-1938年2月間由侵華日軍所製造的「南京大屠殺事件」,就既是一場對無辜的南京全體中國人的殘忍的「種族大屠殺」,又是一場「戰俘大屠殺」(POW massacre);還是一場特別針對全城女性的無恥的「群體滅絕性强奸」事件。

在廓清了這些集體殺戮的「群體滅絕/大屠殺」性質后,我們還必須進一步搞清楚定案為「群體滅絕」罪需要什麽樣的先決條件。或者說,「群體滅絕」性的大屠殺在哪些方面清楚地區別與簡單的個人「謀殺罪」。美國學者本傑明·法倫提諾(Benjamin Valentino)對「群體滅絕」性的大屠殺做了這樣的定義:「故意成批殺害任何一個非戰鬥團體的成員(施害人所認定的團體及其人員)」。[xi] 對這一定義,專門研究文革中集體殺戮的蘇陽教授做了如下有益的延申和補充:

對這個定義中的幾個要素應做進一步的說明。首先,在確認受害人時,是根據他屬於某個團體的「成員」,而不是根據他是否對施害人構成直接威脅。就文革而言,這種身份的依據是所謂政治罪行或家庭成分不好。其次,施害人的行動中含有殺人意圖。這使集體屠殺有別於文革期間的其他死亡原因,如批鬥會上的毆打(本意是為了象徵性的羞辱而非消滅肉體)或審訊中的酷刑(主要是為了逼供)。第三,死亡不是群眾派系的武鬥造成的。但是,假如受害人是武鬥之後被解除武裝關押起來的被俘人員,我把他們也視為非戰鬥人員,因為他們對施害人已不構成威脅。因此「集體屠殺」不同於武鬥中的殺戮,後者在文革早期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最後,「成批」的標準是指時間和空間上具有一定的集中性。在確定一個事件是否屬於「集體」屠殺時,我以一次死亡10人作為基準。[xii]

當然,蘇陽教授對於上述標準的認定也不無商榷之處。比如「批鬥會上的毆打」和「審訊中的酷刑」在文革中不少群體滅絕案件裏常常是大屠殺的起步階段和常用手段,其最終的殺人意圖是極其明顯的。因而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它們和集體殺戮區分開來。这在我们下面分析的文革中内蒙古的种族清洗式的「内人党事件」和广西以抓「反共救国总团」为名的大屠杀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出来。

根據迄今爲止所披露的機密檔案和目擊者的回憶,文化大革命中的大規模的集體殺戮事件大約有十多起。爲了便於進一步論述,筆者按其發生的時間、地點、組織者/施害者、受害者、傷亡後果、事件性質等等,大略列表如下:

時間 地點 名稱 組織者 施害者 經過和後果 性質
1966年8-9月 北京市區和大興、昌平兩縣 北京「紅八月」和「大興慘案」 公安部長謝富治8月26日講話。公安機關、公社武裝部和社隊領導組織策劃 中學紅衛兵;農村民兵和貧下中農 在北京市區,是由紅衛兵執行的打老師、抄家、驅逐成分不好的居民。僅8-9月有1772人被打死,共125000人被抄家和趕出北京。在大興、昌平兩縣,大約651個「四類分子」及子女被殺。 階級屠殺
1967年2月23日 青海省首府西寧市 青海二·二三事件 青海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得到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的支持 軍區獨立師和獨立團的13個武裝連隊 趙永夫不支持8·18學生造反派。下令武裝驅趕占領《青海日報》的學生。謊稱他們「擁有槍支彈藥」,「先開槍」,用機槍掃射學生。共打死169,傷178人。24日又打死打傷12人。事後還把8.18打成反革命組織,監禁10157人,逮捕4131人。 政治屠殺
1967年下半年至1969年5月 内蒙古蒙族自治区 「內人黨」事件或「挖肅」運動 內蒙古軍區代理司令員,革委會主任滕海清主持策劃,中共中央授意批准 各盟市革命委員會、軍代表和漢人群衆 通過刑訊逼供,將上百萬蒙古人定性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簡稱「內人黨」)成員,其中有约4萬人被屠殺或遭迫害致死,傷殘14-17萬。受害者絕大部分是蒙古族。殺人手段極其殘忍,並伴隨性暴力。 種族屠殺
1967年8月28日 寧夏回族自治區青銅峽市 青銅峽事件 周恩來、康生下令,毛澤東同意。蘭州軍區支左部隊執行 軍區陸軍186團開槍 蘭州軍區不支持保守派「大聯籌」,報告中央他們「揚言炸毀青銅峽大壩」。事件中,打死101人,打傷打殘133人。 政治屠殺
1967年8月13日至10月17日 湖南省零陵地區以道縣爲中心的十餘個縣市 道縣大屠殺事件 当地政府包括县人武部和县委、县政府策划支持 各级公社、区武装部、大队村干部、民兵等集體实施 共有7696人被杀,1397人被逼自杀,2146人被致残。绝大部分是所謂 「黑五类」(3576人)以及他们的子女(4057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10天,14000多人参与了大屠杀。杀人手段极其殘忍,並伴隨性暴力。道县成立了数以百计的「贫下中农最高(高级)法院」殺人。 階級屠殺
1967年8月19日到9月24日 四川省東部涪陵和萬州地區 川東殺俘狂潮 四川二月鎮反逆轉后,在專區縣軍隊開始支持造反派 兩派武鬥加劇,保守派潰敗 保守派群衆組織絕望中采取極端的報復性屠殺:1)在萬州大殺農村「黑五类」及其家屬,共301人;2)在涪陵地區殺俘虜382人。 政治屠殺和階級屠殺混合
1967年冬天到1968年秋天 廣西壯族自治區全境 廣西大屠殺事件或廣西「人吃人」狂潮 廣西第一書記韋國清得到中央支持,成爲省革委會第一把手,故報復原來要打到他造反派「四二二」。1968年春各地開始殺「黑五類」。7月,韋得到周恩來、康生等的支持,借中央「七三佈告」公開屠殺對立派和「黑五類」 廣西軍區所屬部隊,各级區、縣公社武装部、大队村干部、武裝民兵等集體实施 大約9-15萬人被虐殺,其中大都是農村「黑五类」及其家屬。也有借「贫下中农最高(高级)法院」殺人現象,殺戮方式非常殘酷。在武宣、靈山、欽州等31個縣市發生人吃人風潮,据機密檔案中的統計數字,受害者有300-400多人,參與食人者有數千人之多。在武宣縣的檔案中顯示:食人者85%是共產黨員。全省共有五萬共產黨員參與了殺人。 政治屠殺、階級屠殺、戰俘屠殺、大規模人吃人和群體性强奸等數罪并發
1968年7-9月 湖南省邵陽縣 邵陽「黑殺風」事件 縣委書記、縣人武部柴德林政委親自組織策畫 各级公社、区武装部、大队村干部、民兵等集體实施 「黑殺風」,即大規模屠殺黑五類及其家屬之風。共抓了11,177人,關押7,781人;其中,322人被殺、669人被逼自殺,共計死亡991人,另有113人致殘。殺人手段極其殘忍,不少女性死前受到凌辱。成立了大批「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殺人。 階級屠殺
1968年7-9月 廣東省28個縣 廣東大屠殺 1968年7月25日,周恩來、康生支持廣西、廣東都有和造反派緊密聯係的「反共救國團」。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下令抓造反派中的「壞人」,引發大屠殺 各縣、公社、区武装部、大队村干部、民兵等集體实施 僅陽春、五華、廉江、梅縣、廣寧和連縣,就被集體屠殺10227人,大都為「黑五類」及其家屬。海南島儋縣的造反派,被軍隊武裝剿殺700餘人。殺人手段極其殘忍。 階級屠殺和政治屠殺混合
1968年9月23日至10月初 江西瑞金、兴国、于都三县 瑞金「民辦槍斃」事件 省委會主任程世清搞清隊「三查」運動。瑞金縣革委會軍代表趙樹林親自組織策劃 各级公社、大队村干部、民兵等集體实施 因爲殺人權被下放到大隊,故稱之為「民辦槍斃」。受害者共1000餘人,多为黑五类及其亲属,其中瑞金县受害者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11岁。殺人手段極其殘忍。 階級屠殺
1975年7月29日-8月 雲南省紅河州蒙自縣雞街公社沙甸鎮爲主的6個縣區 沙甸大屠殺事件 雲南省革委會負責人周興具體負責。中共中央當時的負責人鄧小平、王洪文同意。 昆明軍區第14軍几個團一萬余士兵 因沙甸回民反抗文革對穆斯林的宗教侮辱,要求重開清真寺,屢遭當局拒絕和高壓。最後奮起反抗,導致大規模武裝鎮壓。共七天七夜,被殺1600人(866來自沙甸),包括300名兒童,傷殘近1000人。摧毀房屋4400閒,被基本夷爲平地。 種族屠殺和宗教清洗

 

*上述表格的資料主要來自以下中英文著作:1)Guo Jian; Song Yongyi,and Zhou Yuan. Th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Second Editio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2015; 2) Yang Su.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3) 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6;4)周孜仁:〈文革集體屠殺述要〉,載啓之主編:《中華學人文革論文集(一)》,奧斯汀:美國華憶出版社,2019.

1982年,專門研究大屠殺的美國學者羅伯特·梅森(Robert Melson)在討論亞美尼亞大屠殺指出:「屠殺的動機不一定是理性的 ……作為政治團體,實施者當然可以包括國家政府,但也可以包含非國家行為」。[xiii] 話句話說,策劃和實施大屠殺的也可能是和國家機器無關的民間政治團體組織。然而,我們在上一節的表格中清楚地看到:發生在中國文革中的這十一個大屠殺事件,無一不是國家機器行爲。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因爲共產中國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在文革中,凡動用一個排以上的兵力,都必須有中央軍委甚至主席毛澤東的親自批准。如中共黨内關於廣西大屠殺的機密文件,也承認:「(1)廣西殺人多是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的;(2)殺人多是在非武鬥情況下,被個別或集體加以殺害的。[xiv]」當然在每一個集體殺戮事件裏,施害的國家機器的級別層次和它們發揮的功能稍有不同:1)直接策劃和組織;2)積極參與;3)縱容默認。簡列圖如下:

國家機器級別/類型 主要作用 事件 數量 百分比
中共中央或中央軍委 批准、策劃、授意 1)內蒙古「內人黨」事件; 2)寧夏青銅峽事件;3)沙甸大屠殺事件 3 27.3%
各省級黨政軍領導 直接策劃組織,但也得到中央縱容默認 1)青海二·二三事件;2)廣西大屠殺;3)廣東大屠殺 3 27.3%
地區、縣或公社黨政及人武部主要領導 直接策劃組織,或積極參與支持保守派屠殺 1)北京「紅八月」和大兴惨案;2)道縣大屠殺事件; 3)川東殺俘狂潮;4)邵陽「黑殺風」事件; 5)瑞金「民辦槍斃」事件 5 45.4%

 

首先,我們應當注意到在上述十一起的大屠殺中,有六起大規模的血案是或由「中共中央或中央軍委」直接向軍隊──中共國家機器最主要的組成部分 ──下命令開槍屠殺或進行大規模整肅的;或由大軍區、地方軍區及省級革命委員會的的當權者(如青海軍區的趙永夫、廣西軍區的韋國清和廣州軍區的黃永勝)直接策劃組織的。前竟占了三起(27.3%)之多(寧夏青銅峽事件;沙甸大屠殺事件和內蒙古「內人黨」事件)。另外的三場大屠殺的血案(青海2·23事件;廣西大屠殺和廣東大屠殺)又占了整個集體殺戮的另外的(27.3%)之多。簡言之,由中共軍隊對平民的直接殺戮,占了整個文革大屠殺慘案的大多數,竟有57.6%之多。

這裏還應當一提的是:即便是省級軍區的領導和軍隊直接策劃組織的大屠殺,也都是得到了中共中央的縱容默認的。比如,青海2.23大屠殺后,研究這一事件的學者丁抒告訴我們:

事件發生後,毛澤東、林彪都著眼于保護軍隊,都不打算處理此事。當時毛澤東剛將沖擊部隊的組織定為右派,批準軍隊鎮壓,所以不想把火往軍隊引。……「二‧二三」當天,趙永夫通過電話向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元帥報告,說佔據報社的人開槍尋釁,軍隊反擊,勝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亂」。葉稱贊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葉劍英把趙永夫請到北京,就是要他向各地的軍隊領導人介紹平定「反革命暴亂」的經驗的。[xv]

後來事情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是因爲葉劍英、徐向前等支持趙永夫的元帥捲入了反對毛和中央文革的「二月逆流」。毛爲了打擊政敵,便毅然決定推翻軍委葉劍英等人對青海二.二三大屠殺的支持,被屠殺民衆才有了申冤之日。

文化大革命中,在各級黨組織一時癱瘓的情況下,中共的軍隊幾乎承擔了國家機器的全部職責。軍隊幹部紛紛成了各級革委會 ── 新的國家機器的主要負責人。軍隊還軍管了公安、法院、監獄等其他重要的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中共的軍隊歷來是其國家機器中最保守、最黑暗又最腐敗的組成部份。在階級鬥爭中這支軍隊所有的,只是五六十年代亂打亂殺的「鎮反」和「武裝剿匪」的經驗。而毛澤東卻在1967年1月異想天開地號召他們去「支左」,同時又賦予他們開槍「鎮反」的權力。在解放軍官兵的眼里,由黨團骨幹、武裝民兵組成的保守派自然是他們要支持的當然左派,而膽敢犯上作亂的成份不好的造反派以及與他們有某種血緣關係的「黑五類」,自然是他們要鎮壓的「反革命」。文革中好幾起出名的大規模血案,都是這樣被製造出來的。有關這一點,我們還會詳細地探討。

其次,我們還應當清楚地看到:即便從浮面上看來是區縣一級的人民武裝部或公安幹警所組織的集體殺戮中,細細查尋還是可以發見來自上級軍區,革命委員會,甚至中共中央的明明暗暗的策劃和支持。這裏不妨以北京1966年8月的「紅色恐怖」。表面上看來,主要的形式是由中共高干子女組織的第一批「老紅衛兵」在校園以「批斗」為名殺戮教師,在社會上以對所謂的 「抄家」 為名搶掠市民的財產,以鬥爭為名殘殺所謂的「牛鬼蛇神」;又以「遣返」為名,並把十多萬和平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都市蔓延,一時共有約40萬居民被「遣返」到農村和邊遠地區。[xvi] 然而,僅就「遣返」而言,今天所披露的一些歷史檔案表明:這是中共早在1962就開始策劃的大規模的政治迫害運動。當時的市長彭真就公開講過,要把北京市的居民成份純淨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所謂「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趕出北京。[xvii] 1966年5月15日,在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發佈前夕,毛澤東發出「保衛首都」的指示,周恩來和葉劍英立刻上書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成立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付組長,劉志堅、李雪峰、汪東興、周榮鑫、鄭維山、傅崇碧、萬里,蘇謙益參加的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對中央政治局負責」。[xviii] 在5月16日正式揪出了所謂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后,這個工作組採用了一系列的「保衛首都安全」的措施,除了自5月18日起便調動63軍的189師和65軍的193師進駐北京各要害部門和所有的宣傳機關,由傅崇碧出任衛戍區司令外;由公安機關出面,大規模地遣返驅逐所謂「成份不好」的居民也是工作組的長期計劃之一。直接領導「首都工作組」的周恩來就特別指示過:

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搞四大、搞大串连,就有秩序,既有民主又有集中,首都警卫部队要加强,要保卫中南海、钓鱼台、人大会堂,保卫首都的机要地点、电台、尖端要害部门,要保卫首都的安静,要把过去公安、保卫系统掌握的地、富、反、坏分子清洗出去。[xix]

這便不難理介:為什么紅八月中老紅衛兵對占北京總數百分之二的居民的抄家、殺戮、遣返得到公安機關如此大力的支持。這一「首都工作組」的付組長,公安部長謝富治便公開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攔「那些事」(指紅衛兵的亂打亂殺);相反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xx]

或許,另一個紅八月血案更能說明國家機器對紅八月殺戮的決定性的指導作用。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去橄欖市附近廣蕖門大街121號的房主李文波(小業主成份)處抄家,這些「颯爽英姿」(殺氣騰騰)的女紅衛兵們不僅翻箱倒櫃,掀開屋頂,毆打李文波、劉文秀夫婦,逼他們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槍枝、黃金」,甚至還不准劉文秀上廁所。李文波在忍無可忍中拿起菜刀作了反抗,便當場被活活打死。[xxi]李的反抗又被周恩來在不久后的在接見紅衛兵的講話中點名為「反動資本家對紅衛兵行凶」。又是周恩來下令,在1966年9月12日以「行凶殺人」的名義,由北京市法院判處劉文秀死刑。其實,就連當時行凶的紅衛兵都沒有說劉「行凶殺人」。周恩來還下令由政府出面組織「紅衛兵聯絡站」協調抄家,並直接派解放軍保護紅衛兵抄家 ── 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得到了國家機器的直接指導、支持和保護。[xxii]這一血案後來被老紅衛兵譽稱為他們反抗了階級敵人「階級報復」的「欖杆市前灑碧血」事件。又以此為名,掀起了新的一輪更瘋狂的殺人高潮。李文波夫婦血案在1981年當然已經徹底平反,但當時公開動用國家機器為紅色恐怖助威的正是中共的主要領導人。據一位大陸學者今天的調查,又是當地的公安片警和居委會把那些女紅衛兵引到了李文波家。[xxiii] 如果考慮到紅八月中在北京主持殺戮、驅逐十多萬和平居民的臭名昭著的「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是在周恩來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都得到過周的親信周榮鑫(國務院祕書長)、許明(國務院付祕書長)、李夢夫等人的修定。[xxiv]任何人的腦中都不難相像到這些血案深藏的內幕:中共上層早已經定下了所謂「淨化北京」的大規模的政治迫害計劃,1966年8月興起的紅衛兵運動只不過是他們審時度勢地利用的打頭陣的法西斯「衝鋒隊」而已。

1967年初,因為「老紅衛兵」也被中共拋棄,不少人還成為「聯動分子」而入了大獄;被強行抄家、毆打和驅逐的十余萬居民便不斷上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就此發了一個通行全國的文件:〈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員的處理辦法〉。在這一後來得到中共中央以1967年101號文件轉發全國的通告里,仍然堅持所謂「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現不好的)」,「查有證據漏划的地富反坏分子」,「堅持反動立場的資本家、房產主」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等不得返回北京。由此,也從反面說明了對北京和平居民的抄家驅逐早已經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決策和預謀而不是什麼紅衛兵的一時過激行為。

最後,我們必須要糾正一種流行的錯覺。那就是文革中的集體殺戮大都發生在造反運動興起而造成的「無政府」時期,殺人者大都是所謂的「造反派」。斯坦福大學的著名學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 教授和他的助手蘇揚博士對八十年代以來的數千種縣志作了統計,發現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決不是1966年底的興起的批判資反路線中共各級政權癱瘓時,也不是1967年的兩派武斗中,相反是1968年各級革命委員會廣泛建立以後,是以新的國家機器的名義進行的公開的暴力和屠殺。[xxv]如果對他們的卓越發現有所補充的話,那就是:就全國著名的大屠殺案而言,爛施暴力、血腥殺戮的凶手大多是軍隊官兵、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團骨幹──他們毫無疑問是中共國家機器最主要的代表。簡言之,文革中的屠殺和暴力大都是一種國家機器行為,即政權對公民的直接殺戮。所謂的「暴民政治」只不過是國家機器行為的一種結果和延申而已。

以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廣西大屠殺和人吃人事件爲例,更可以很沉實地説明上述論斷。在1966年底的造反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中,廣西從來沒有發生過打死人事件。 1967年「一月奪權」中的造反派雖然也忙過一陣,但是也沒有發生過流血事件。更重要的是,群眾組織的「奪權」其實是一場空忙。隨著毛發佈的軍隊要「三支兩軍」的最高指示的發布,1967年2月至4月間廣西軍區和縣武裝部不僅軍管了公檢法,還在省、市、縣三級都成立了以現役軍人為第一把手的「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成為革委會成立以前的實際權力機構。[xxvi]也就是說,廣西在文革中從來就沒有出現過權力真空,也就沒有由此而激發的亂殺人和人吃人的因素。廣西文革有一個截然不同與其他省市的重要特點,那就是身為廣西省委第一書記、廣西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在文革中的始終不倒。這象徵著他所代表的國家機器 ── 軍隊、警察 (在文革中被軍管)、民兵── 在造反運動中從沒有被摧毀。事實也是這樣:無論是文革初期的廣西省委和省軍區,還是文革中成立的革委會,都基本上是鐵桿的「支韋派」或保守派。尤其是1967年以後的各級新生政權,第一把手幾乎全是省軍區、軍分區和縣武裝部的現役軍人。再往下,則是公社和區的武裝部長和武裝民兵的領導人。可能因為廣西位處邊陲,在文革中這些人都仍然是全副武裝的槍桿子的實際掌握者。簡言之,他們是國家機器的各級代表。廣西的吃人風潮發生在韋國清所代表的國家機器有效運作期間,其中就不可能沒有種種有形無形的內在聯繫。而一般說來,哪裡出現這種吃人風潮,哪裡的政治體制、國家機器一定出了大問題。

這裏,還涉及到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否只有文革中的掌權者和保守派才會搞大屠殺?如果造反派掌權,是否也會如此?就廣西文革的史實來看,從廣西的造反派這一邊來說,檔案記載表明:「四˙二二」派的成員從未大規模地從事屠殺,也沒有吃過任何一個人。相反,他們和黑五類及其子女一起成了被殺和被吃的受害者。在廣西各級軍隊領導人和保守派的武裝民兵眼裡,他們都是犯上作亂的「反共救國團」成員,甚至比老的黑五類份子更罪大惡極。[xxvii] 指出這一點並不是說廣西的造反派比黨團骨幹組成的保守派更文明或更有覺悟,而旨在揭示一個客觀的史實:他們本來就是中共專制下的弱勢群體,大多還沒有過掌握強大的國家機器去屠殺別人和吃掉別人的機會。但是,一旦歷史把他們推向廣西的軍隊領導和武裝民兵這樣的國家機器掌握者的强勢的地位,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下,他們是否也可能對被整個中國社會作爲「階級敵人」的「黑五類」舉起屠刀 ?答案應當是肯定的。

文革結束後,湖南省派遣數千名調查人員對1967年發生在道縣及其周邊地區的大屠殺做了細緻的調查,寫出了十多份機密報告,其中就涉及到一些造反派掌權的縣市,照樣發生了屠殺「黑五類」及其子女的事件。例如,《中共祁陽縣委關於處理文化革命期間殺人遺留問題的工作總結》(1987年6月2日)中記載:該縣對「階級敵人」的屠殺是由掌權的湘江風雷的造反派發起的:「週塘公社組織委員造反派負責人任長勇(湘江風雷司令部的組織部長)等將逼供出來的假名單信以為真,通知到各個大隊,造成了這個公社在67年9月22-23號兩天內殺死了31人的事件。[xxviii]」另一份機密文件,《中共寧遠縣委關於「文化大革命」中殺人情況的調查報告》(1987年4月28日)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八月卅一日,水市區大界公社東瓜井大隊殺人情況傳到灣井區麥地公社路田大隊,該大隊 『湘江風雷』組織頭頭王洪林和貧協主席王財富為首召開造反派骨干會,大隊幹部會,組織策劃。當晚殺三十八人。[xxix]」類似的案例,《中共新田縣縣委關於「文革」中殺人情況的調查報告》(1987年6月15日)記載的更為詳細:

六七年九月九日,蓮花公社大元沖大隊文革副主任劉忠麒,邀集本村民兵十餘人,前往縣城觀看城東公社殺人。劉得知殺人要經「湘江風雷」批准,便到了縣「湘江風雷」司令部找到司令肖幫元,向他提出要殺劉宗煌等五人和借槍支一事。肖說:「這些人都要殺掉,不殺不利於我們的工作。你們藉槍就到潭田鐵廠找在那裡集訓民兵的『湘江風雷』文攻武衛指揮部長雷玉榮商量。你去轉告他,說司令部已批准,我可先打個電話給他。」下午四時,劉宗麒等人到潭田找到了雷玉榮,雷說:「情況肖司令已給我商談了,要處決就明天。明早,我們全副武裝去一個排。今晚一定要看守好,不要讓他們跑掉,否則空去一場。」六點左右,劉又急速返回蓮花公社,向公社文革主任劉明生(已故)作了匯報。劉明生說:「我通知全社將四類分子明早都捆來,給他們教訓一下子。」隨即,劉宗麒等人摸黑趕回大隊,召開各組織負責人會,傳達了縣、社請示情況。並部署殺人前的準備工作。九月十日九時許,將被殺人押赴蓮花圩,這時,縣「湘江風雷」二十多名全副武裝人員乘車已到。戲台兩邊架有機槍,路口佈置崗哨,戒備森嚴。群眾大會由「湘江風雷」支隊長劉大江主持,當場殺害三人。從九月十日至九月二十九日,這個公社有六個大隊殺害二十八人。[xxx]

文革中的「黑五類」和造反派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階級敵人」,是為〈公安六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 1967年1月13日)完全所剝奪了參加運動資格的。而後者是「革命造反派」,是毛和中共在運動初期在黨內權鬥中的主要依靠對象。儘管造反派隊伍中也有一些多多少少有些「歷史問題」或出身不好的人,但他們絕不會把自己等同於「黑五類」。任何極權社會的主導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對階級敵人,造反派的看法和保守派其實並沒有不同,只不過他們在和保守派的鬥爭中常常處於弱勢地位,在自顧不暇中常常無力去鎮壓傳統的階級敵人而已。而一旦他們處於強勢的統治地位,他們也會對階級敵人進行屠殺。上面在湖南祁陽縣、東安縣和新田縣發生的事,便是三個例證。

道縣的受害者主體 ──「黑五類」及子女在文革中和文革前處於一種什麼狀態呢?機密檔案告訴我們:他們作為飽受歧視賤民群體非但從來沒有過任何「亂說亂動」,甚至已經被長期的無產階級專政馴化到在臨死前都不敢問一句:「為什麼要殺我?」簡言之,他們從來游離於任何派別鬥爭以外,都是百分之百的和平守法者。而且,受害者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十三歲以下的386人,六十歲以上的324人,分別佔總數的8.6%和7.2%」[xxxi]。由此,對手無寸鐵的和平居民乃至婦女、老人和兒童的屠殺,無論在國際法、還是在中國自己的法律、甚至共產黨的表面政策(如「黑五類」和子女的區別)中都不具有起碼的合法性。長期以來,中國官場甚至學界中流行一種文革中「人人有錯」的貌似有理的說法。但看這些道縣大屠殺的機密文件,讀者便會幡然醒悟:至少有一個數千萬人的社會群體 ── 「黑五類」── 在文革中一點錯誤都沒有犯過,他們是清白無辜的純受害者。在我看來,如果說他們真的犯下什麼錯誤的話,那就是面對禍從天降式的殺戮,沒有奮起武力反抗、保衛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和權利。

注釋

 

[i] 這些機密檔案被當事人或調查人帶到海外公開出版中最典型的有《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1-36冊)》;《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續編(1-10冊)》,和《湖南道縣及周邊地區文革大屠殺機密檔案》,它們均由美國紐約國史出版社于2016-2017年出版。

[ii] 這方面的回憶和民間調查很多,比較有代表性的網絡著述有何清漣的〈被遺忘的數千冤魂──記1968年湖南邵陽縣大屠殺〉;遇羅文的〈大興屠殺調查〉;bignosebull的〈1968年瑞金「民辦槍斃」大屠殺調查〉;吳若愚的〈機密文件記錄的廣西文革大屠殺〉;唐龍潛的〈長埋心中的塊壘〉和巴彥泰的《挖肅災難實錄》等。

[iii] 在這方面的代表作及其國際影響有:譚合成的《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已經有英文譯本;宋永毅主編的《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雜志社,2002),已經有法文和日文譯本;鄭義的《紅色紀念碑》(臺北:華視文化公司,1993),已經有英文譯本;啓之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内蒙古文革實錄》(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和蘇陽的《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原著為英文,2012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iv] Trafzer, Clifford E. & Hyer, Joel R. Exterminate ThemWritten Accounts of the Murder, Rape, and Slavery of Native Americans during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1848–1868. East Lansing :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v] Lemkin,Raphael. Axis Rule in Occupied Europe.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44. Chapter IX.

[vi]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PDF). United Nations Audiovisual Library of International Law. Retrieved 5 January 2020

[vii] 可見 “Genocide” from Wikipedia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nocide.

[viii] Schwarz, Fred. The Three Faces of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Capitol Hill Press, 1972. pp. 51–53.

[ix] Barbara Harff and T. R. Gurr, “Toward Empirical Theory of Genocides and Politicides: Ident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ases since 194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September 1988, pp. 359-71.

[x] “Ethnical cleansing” in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thnic_cleansing

[xi] Benjamin Valentino. Final Solution: Mass Killing and Genocide in Twentieth Century (Ithat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90.

[xii] 蘇陽:〈文革中的大屠殺:對湖北、廣東和廣西三省的研究〉 ,載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下冊)》(香港:田園書屋,2007),頁687。

[xiii] Melson, Robert. “A Theoretical Inquiry into the Armenian Massacres of 1894–1896.”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09-06-03, 24 (13): pp. 481-509.

[xiv] 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廣西「文革」檔案資料》(1987年)第7冊,127頁,載宋永毅主編:《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第十四卷(電子書) 。

[xv] 丁抒:〈青海二二三事件〉,載宋永毅主編的《文革大屠殺》,頁37-57。

[xvi] 陳東林、苗棣、李丹慧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事典(日文版)》(福岡市:中國書店,1997),頁1068。

[xvii] 轉引自1967年8月8日《東方紅報》(北京地質學院)。彭真的原話是:「我們計畫要把北京搞得象水晶石,玻璃板一樣,沒有不勞動的人,沒有靠剝削生活的人。流氓小偷打掃干淨,當然反革命也不能有」。

[xviii]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周恩來年譜:1949-1976 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1-32。

[xix] 丁凱文:〈「首都工作組」始末與辨析〉,原载美國《新史记》第17期,2013年12月20日出版。http://www.linbiao.org/forum/viewtopic.php?f=2&t=1804

[xx] 見〈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和謝富治問題的審查報告〉(1980年10月16日)。

[xxi]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李文波〉,原載 《民主中國》2000年12期。

[xxii] 見〈周恩來1966年9月10日首都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網絡版,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國研究中心出版,2002-2021年。

[xxiii] 北京大學教授印紅標的調查。

[xxiv]〈西城糾察隊罪行錄〉,載北京地院《東方紅報》1967年3月9日。

[xxv] Andrew Walder and Yang S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 Timing, and Human Impact.” Working Papers Serie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2001.

[xxvi] 1967年3月6日,「中共廣西軍區委員會發出〈關於成立抓革命促生產指揮的通知〉決定在軍區黨委領導下,成立廣西軍區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通知發出後,各地、市縣也相繼成立了以解放軍為主的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見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廣西文革大事記》(機密)。參見宋永毅主編: 《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第三十五卷(電子書)(紐約:國史出版社,2016)。

[xxvii] 據統計:在文革中,廣西軍區和聯指武裝民兵給受迫害對象共按上過75種罪名,他們專門製造了「四二二」被「反共救國團(軍)」控制的假案後,把這一罪名列在75種罪名的榜首,而地主分子則立在第18;富農列在第22。見〈「文革」十年受害者所謂種種「罪名」〉 ,中共岑溪縣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岑溪縣「文革」大事件, 1966—1976》,參見《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 ,第四卷。

[xxviii] 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

[xxix] 同上。

[xxx] 同上。

[xxxi] 《中共道縣縣委關於處理「文革」殺人問題的情況的總結報告》(1987年11月30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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