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文革岁月(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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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文革岁月--历史上那些荒唐悲伤的日子(4)_新闻中心_文化_新浪网实际上我跟我爸的互相交往互相交流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们兄妹基本都是跟外婆长大的。为什么我跟爸妈交流的少呢?说句笑话,因为我大哥是个男孩,当有二哥的时候就特别希望是个女孩,但又是个男孩,我快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太原前线作战,我妈妈在石家庄,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攻坚打下来的第一座坚固设防的城市,我妈妈当时是在晋察冀贸易公司工作,恰巧公司总经理是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栗战书主任的叔爷爷栗再温。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前线电话里就问,男孩女孩啊,我妈说,是男孩。我爸大失所望就说,行了知道了,我忙,这次我就不回去看了。所以我自打出生就跟他没有什么交往,他忙他的工作。我妈当时在国棉一厂,在现在的东四环路十里堡青年路一带,现在开车觉得很近,可是当时要从灯市口家里走两站地到沙滩,乘坐12路无轨电车到红庙再换乘郊区公交车,很远,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我就只能在托儿所一直上全托、小学高中都住校,高中还没毕业就文革了,1969年2月在文革中就参加工作了,分配在北京市政二公司当“壮工”修马路。听这工种名就够吓人的吧,就是卖力气的,当年我们的定量是一个月49斤粮食,绝对是重体力劳动。其实我后来才体会到工宣队的师傅对我是非常照顾的,当时我们学校高一同学留在北京分配工作的地方有我们北京市政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木城涧煤矿,窦店砖瓦厂,和清河毛纺厂。听同学们讲,窦店砖瓦厂原来是劳改犯工厂,职工一个月的定量是79斤粮食,那就得是重重体力劳动了。新修马路当然都是在没有人,没有马路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地方现在叫燕山石化,我们那会叫东方红炼油厂,当时周边所有的名字都特别响亮,一起的还有曙光化工厂、向阳化工厂等等,我们在周口店,就在北京猿人附近,离家非常远,两个礼拜才能坐我们运石料运渣土的大卡车回家一次。

真正跟耀邦书记有所接触交往比较多的时候,恰恰是在文革当中他被打倒的时期。可以这么说,第一次初步认识他是在1966年的9月30号,那是我终身不忘的日子。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6月10号左右,受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共青团系统的工作组,进入到北京市各个中学,指导中学的文化大革命。我记得是到了7月24号,北京各中学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上刘少奇说,他也不知道阶级敌人在哪里,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哪知他的话还没讲完,身后巨大的幕布就突然拉开,后面整齐地排列站立着以后被称之为: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所有成员。文革积极分子们被眼前的突然袭击惊呆了,但是片刻间响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下刘邓代表的党中央可尴尬了,中央文革顺势拿下话语权宣布:毛主席从来没有派出过一个工作组,工作组镇压学生包屁坏蛋,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即日起从各个学校如数全部撤出,镇压学生绝没有好下场云云。各中学已经打倒了学校党委,现在又撤走了工作组,红卫兵造反派们可是不得了了,比照着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无拘无束的到处批判打倒所谓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到处抄家造反破四旧毁坏文物,逐步演化成血腥的红8月。到8月13号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了一个10万人“声援外地造反派批斗小流氓的红卫兵大会”,当时北京中学工作组撤销后,整个形势就非常紧张了,开始出现炮打团中央的大字报。那天我也也骑着自行车,从清华大学一直骑到工人体育场去参加大会。大会前段是兰州大学造反派控诉省委书记裴孟飞,马继孔所谓镇压文革的“罪行”,批斗小流氓等等,最后一项是李富春讲话,李富春当时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党中央书记处是负责工青妇的书记,在大会上他说:“我代表党中央宣布,团中央书记处三胡一王,停职反醒”。三胡是指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一王是指王伟,当时我脑袋嗡的一声,后面还讲什么,我什么也没听见了。宣布完后周边的小将们就拼命鼓掌,然后就散会了。散会的时候我们往外走,看到我们小学低我一个年级的一个同学,忘了叫什么名字,我问他,你是育英小学的吧?他说,对。我说,刚才李富春说什么来着,我没听清楚。他说,宣布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停职反醒呀。看来这是真的了,千真万确不会有假了。我生怕会出什么事,就赶紧骑车往家赶。那天是8月13号,是红八月,就是所谓的红色恐怖时期非常非常乱,没有法治没有抶序,江青还传达了据说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也就是说怎么打人都没有关系都有道理,好担心呀。我记得到家就七点了,天都快黑了,我急急忙忙还没有到他房间,就看到有很多不认识的年轻人,我爸也在里面,从走廊里急急忙忙的往外走,我赶紧追上去说爸爸你吃饭了没有,他也没理我好像根本我就不存在,直直地从我身边走过,我感觉像是在梦境中一样。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回来,实际上他是被关起来了。那是1966年8月13号的晚上,他被关到团中央办公楼,(办公楼是用全国几千万共青团员们的团费建立起来的,文革当中被北京卫戍区所占据至今,理由是那里离天安门近,便于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我看到他的时候,实际上是被造反派革命小将们押走的历史现场。从那以后就没有了消息,他已经被停职反省,从各方面陆续听到消息,我也到团中央机关看他被批斗、殴打、侮辱、示众,所有大家能想到的殴打侮辱都在他身上实行了,他很早就一直需要安眠药需要香烟,团中央都会通知家里准备好我给他送过去。我一直都记得当时是在北京医院拿药,一种是速可眠,一种是巴比妥。文革前他一直是抽中华牌香烟,小学时我就经常带同学在他房间的纸篓里捡他抽过的烟盒,叠三角摔三角拍三角。他被关起来以后就交代我要买大前门香烟了,一开始是带锡纸的3毛1一包的精装版,后来就要我买不带锡纸的2毛9一包的简装版,最后就改成抽两毛一一包的恒大牌香烟了。

9月30号上午,团中央革委会筹备小组又打来电话,说你们谁在家呀?我说,我在,他说你来接你爸回去吧。我说,太好了,是要放人了吗?他说,不是放人,因为马上到十一了,我们革命造反派也要放假休息呀,没人管走资派了,你接他回去吧,在家里待三天再送回来。然后我就骑上自行车,在团中央门口看见他一个人走出来,快两个月了,我一看他单薄消瘦的身影,眼泪就止不住地往外流,他却严厉的说:哭什么?这么没出息。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哭,可是……反正……。语无伦次地索性让眼泪痛痛快快流够了,然后就要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接他回家,当时车费我记得是两毛五。因为他的工作用车被造反派占用了,他的车是苏联产灰色的吉姆牌轿车,三排座,听说当时全北京就这一辆灰色的,而且还是苏联列宁共青团第一书记谢列平送给他的。到了家里我给他做了我有生以来第一顿中午饭。因为我一直住校吃食堂,也不会做饭。家里原来一直是我外婆操持家务,有炊事员还有我奶奶。后来我才知道我外公原来在李宗仁第五战区任国军的旅参谋长,打完台儿庄战役在撤退中失踪了。2015年去台湾旅游,我还去忠烈祠去找,看看有没有我外公的名字,结果也没找到。我问讲解员,他们说当时打完台儿庄很仓促,消灭鬼子后敌人很快又围了上来,部队建制也乱了,在撤退时失踪是很常见的。后来我大哥讲过去的人,除了有姓名,还有字,还有号。由于我外婆是国军军官的家属,在红八月时就让造反派都给遣送回原籍安徽宿县了。家里都没人了,炊事员工作人员也都撤了,只有我70多岁的奶奶受到惊吓躺在床上,说厨房里还有些挂面,你下给你爸吃吧。这可难为死我了,我哪里会做呀?可是不做又怎么办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饭,第一次做饭就是给耀邦书记做的。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做,也没有人可以问,就想着别人是怎么做的,要烧开水,要把挂面放到水里,切了点菜叶,还打了两个鸡蛋。当时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先烧开了水再下面条,结果加满凉水后就下挂面了,鸡蛋也打进去,然后就盖上锅盖闷起来,等了半天水也不开,等开了锅一看鸡蛋怎么没有了,后来知道是散了,反正是乱七八糟的一锅,就跟我爸一起吃。我问他,还可以吗爸,他说,不错,挺好吃的。(后来我估计是他也是饿了)这是我这辈子平生第一次做饭,做的是鸡蛋菠菜面条。这都是铺垫,历史背景。吃完饭,没有别人我就陪他说话,那是我第一次正八经地单独跟他聊天。我刚坐下爸就指着我说,要不是担心你们这几个孩子,要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早就豁出去,一定要到毛主席那里去问问他老人家了,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要这么搞?这么野蛮,为什么要搞人身侮辱?为什么要任由红卫兵任意动用私刑?我说,爸,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我们都知道甚至我都看到了,可是你应该“正确对待”啊(这是那会的报纸语言)。他说,这么对待干部,这么对待人,这么无休止的殴打、羞辱,用各种变着法儿的刑罚折磨人是不对的。我说,爸你可别这么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就是要把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而且就是要给他们戴高帽子来游街。那都是毛主席讲的,都是革命行动呀。他听后说,你知道毛主席还讲过什么吗?我说,那讲的可就多了,我哪知道你想要我说什么呀?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我说,那我当然知道了。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最后一条是什么?一下子我还真说不出来,我就在心里默默的唱到最后,说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呀,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他说,对呀,可是为什么不许虐待俘虏兵呢?还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呢?我说,那我哪里知道呀,反正就是这么规定的。他说,我们原来跟敌人打仗时候,对方拿着枪就是我们的敌人,但是当对方投降了放下武器了,原来的敌人这时就是俘虏,就不是敌人了,他前面的那个定语“敌”字就没有了,他就只是一个“人”。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尊重他最基本的权利,要尊重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中国古代不是也讲“士可杀不可辱”嘛?我们优待俘虏是表现出我们共产党人更高的胸怀。“可是,那也不管是什么阶级吗?”他坚定的对我说“对”!我那会还不满十八周岁,我们当时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待敌人就是要狠要仇恨。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不同的声音,甚至公然跟“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都不同,感到很震撼。

后来我就听见有人按大门铃,我就跑出去,那会其实大门都是打开的,因为那会武斗、抄家、批斗都是常态,人命也不值钱,说打死就打死了。我一看进来四个老高老高的解放军,把我吓一跳,我问你们来干嘛的?我以为又来抄家了。他们问,这是胡书记家吗?一句胡书记就让我直到今天还感觉心里特别温暖,因为那会造反派的脾气没有人这么尊重你,况且还是被红卫兵造反派封为了走资派,都应该是横眉立目,打打杀杀的。我说,是,你们找谁啊。他说,我们来看看胡书记。我觉得特别和蔼,就带他们进去了。我说,爸有人来看你了,不是来批斗的。他们依次握手说,胡书记您好。我爸疑惑地说,你们是哪里的。这四个解放军说,我们都是军队院校的,现在十一放假,我们特别不放心,特意来看看你。因为当时没有人说这么温暖的话,当时我爸也特感动,他就问,你们都是谁啊。为首的大个子说,我叫秦铁,我是秦邦宪的儿子。“哦”第二个说:我叫袁勃信是海军袁也烈的儿子,“噢,大革命时期的老资格哟。”第三个是我们当时国家体委副主任黄忠的儿子黄安生,“好啊,我们是邻居呀”都是革命的后代战友的儿子,所以气氛就轻松多了。到了最后一个我爸就问你是谁呀?他说我父亲没有什么名气,你一定不知道的。我爸说:那可不一定,你说说看嘛,他说我叫杨晓明,我父亲叫杨春茂。我爸就说:哎,杨春茂我怎么会不知道呢?然后用食指着自己的鼻子,开心神秘而调皮地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专做审查工作的,你爸爸是七大代表对不对?七大的每一位代表,都是我们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审查通过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于是大家都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我知道杨春茂在燕山石化当过老总)我爸说,你们的父亲我都认识,而且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原来是咱们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而且记忆力超强,过目不忘,他熟悉每一个干部,所有干部的情况他都烂熟于心。难得大家的好心情,于是就看他们天南海北的聊,聊完了,我就送他们出门。回来后,看到爸爸还沉浸在多少天都没有的轻松愉快的谈话气氛中,就焦急地说,糟了,糟了爸,这个秦邦宪不是博古吗?我爸笑着说,哦,你还知道博古就是秦邦宪。我说,我当然知道了,这些毛选里都有。我说:爸,这王明博古不是都是坏人吗,咱们应该划清界限才对,你怎么还跟他们谈得这么好呢。我爸本来还挂着微笑脸,一下子就凝固了,拿着香烟的右手停在了半空中,好长时间沉默着。我还不知深浅地继续说,现在报纸文件,还有《毛选》里都说,王明博古都是坏蛋,他们反对毛主席,丢失了根据地,让革命受到了巨大损失……..他默默地,但是异常严肃地听着我说,可能一直在想怎么回答我这个又懂又不懂的半吊子,既要让我知道真实的历史,又不能让我因言获罪陷于灭顶之灾。他知道,我们家这胡老三直性子嘴巴不严,肚子里存不住东西,老爱乱说,他眼睛看着远方,最后他一字一顿地说:你记住,博古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高级领导人。我又一次被震撼了,怎么说的跟当时广播里、报纸上甚至跟毛选里都不一样啊,我还真不知道博古是高级领导人,我只知道他是坏蛋。因为博古,我们党我们中国革命受了多少损失,但是我爸却非常尊重他。从这以后我就特别注意我爸,注意他的观点,就不再人云亦云了,这是我第一次朦朦胧胧地认识了他。

因为在延安他一直是在八路军做组织工作的,所以在文革中,我看到找他做外调写证明的人非常多,甚至还有很多他不认识的人也来找他。他就非常和蔼地跟来人说,我不记得你呀。来人说:是的,我们没有单独见过面,可是我听过你在抗大作报告,我就记得你。爸说:那你应该找你们学员队的领导,像队长呀,政委呀,给你写证明材料才对。来人说:战事紧张很多都不记得了,有的牺牲了有的现在被关起来的,被打倒见不到的,在位的也有不肯管我们不愿意见我们的,没办法就只能找你了。于是他就先和来访者一起回忆他的领导,并认真帮助联系,实在回忆不出来联系不上的,就亲自动手写道:在我担任什么什么干部负责的时候,没有审查出他有什么问题等等。这一时期我看到每隔一段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都堆积有2,30公分用复写纸写就的报告和证明材料,文革后听说一共有好几大纸箱子,说可能都在团中央档案馆或者是在中央档案馆,也可能几次搬家失散了。

但是我也看到他对那些造反派要他写假材料假证明,要他造假做交易时,却是一点不客气一点不买账的,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甚至跟造反派拍桌子瞪眼睛对骂。大概在1967年2月的某一天,突然来了一大帮带着红领章红帽徽的解放军冲进我们家,着实把我吓了一大跳,一个个膀大腰圆,横眉立目,他们毫不顾悸地破门而入,进了院子就旁若无人地大喊大叫:这是走资派黑帮分子胡耀邦的家吗?我赶紧跑出来才知道,那是北京军区体工大队的造反派,都是些踢足球打篮球的,他们也不系扣子披着军大衣,目中无人地横着就进来了。推门就厉声呵问耀邦书记:你交代,你跟贺龙是什么黑关系,他是怎么反对毛主席的?耀邦书记一开始还礼貌地让他们请坐喝水,请他们好好谈问题。结果这些解放军造反派大耍造反派脾气始终是大喊大叫,无理取闹,于是耀邦书记索性也不理睬他们了,并投以鄙视的目光。那些造反派们被激怒了,拍着桌子大喊道:贺龙是土匪,到今天你还敢包庇他。耀邦书记终于按捺不住了,也一拍桌子大吼道:贺龙同志是共产党员,是共和国元帅。造反派们一怔,可能还从来没见过走资派竟然还跟还敢跟他们拍桌子对骂,说,江青同志都说贺龙是土匪,是军阀,中央文革都给他定性了,你还胆敢说贺龙的好话,你就是十恶不赦的走资派。耀邦书记依然对他们的乱吼乱叫报以轻蔑的目光,这时一个造反派,抛出一个自认为王炸的重磅炸弹,大喊: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反革命分子杨勇是你表哥!他要配合贺龙搞二月兵变,你敢抵赖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将军,在1月份就已经被中央文革无端打倒,按当时的风气,每个人都要划清界限,都要摘清与被打倒人的关系。造反派等着耀邦书记回答,沉默了难熬的几分钟后,耀邦书记平静地但是严肃地问,你们了解你们的司令员吗?你们了解贺龙元帅吗?杨勇司令员出生入死,负了多少伤你们知道吗?你们都认为杨司令不苟言笑很凶,那是因为他面部受了枪伤,昏迷了多少天你们知道吗?还给他们讲贺龙元帅对八一南昌起义对我们人民军队的巨大贡献,对革命战争的巨大贡献。那些造反派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听着听着就听入迷了,等走的时候好像还成了朋友,一一握手,还说,耀邦同志,对不起啊,我们有空还来看你。等他们走了之后我才敢进去,他说,你都听到了。我说,我当然都听到了,你们吵得那么凶都把我吓坏了。他说,你没事就坐坐吧。我坐下后说,爸,你别跟这些造反派硬顶,他们可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现在满街的大字报大标语都是打倒贺龙的,都说贺龙是土匪。这种情况下,你就说他一句是土匪也没关系,那样你会少吃好多皮肉之苦呀。他坐着登的一下就站起来说:你这么没有出息呀,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说,现在谁还讲历史考验,谁还在乎你真话假话呢,还是先保住命要紧,好汉不吃眼前亏。大家都在那里打倒贺龙打倒刘少奇,你救不了他,谁都救不了他们,谁还管什么历史不历史的。他说,这个不行,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最终在历史上站得住脚,我不能为了少挨打少受苦就胡说八道,让别人多少年后指着我的脊梁说我软骨头,我不能这样,我觉得我们党不会是这样的。写那些大字报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们党最终绝不会这样的,最终还是会实事求是的……多么纯真,多么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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