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推荐此文，“买自由得发展’，“官员腐败，民众赎买自由”发展经济，该文对中国四十年经济高速发展进行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各抒己见以飨读者。

”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坚持了四十年，这种奇特的“官员腐败—民众赎买自由、两者利益共同体”得到了充分的应用与生长，，，一方面官僚权贵们愿意以权力贪污腐败获得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民间经济分润的）红利、另一方面民间企业在极权下不得不实行的对自由行动的“自由的赎买”（不得不然的次优选择），在卖与买两者之间，实际是达成了默许的共识，这样才有了数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样才有了一个哪里经济发展，哪里相对腐败现象越多；哪里腐败现象越多，哪里市场经济越自由发展的相得益彰的互动格局，，，这才是中国经济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

2012肇始之路—揭秘中国经济下行之因：“加速师”的“反腐败”是诱发中国经济衰退的多米诺骨牌第一步 

自由发展与放权是中国民众经济活力的根本前提与动力，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四十年的根本原因，而纯经济改革无政治改革极权体制，官民“一体双面”“腐败–赎买自由、利益共同体”是推动中国经济数十年发展重要润滑剂、奇特的中国现象。

1、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极权政治体制。

正常而言，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本来应该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如此。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辅相成，共同推进。这既是中国邓小平等中共领袖们初始规划，也是中国人民自文革后形成的共识，同时也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力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以经发促民主”演变之路战略。然而在中国发生198964事件之后，当局向左转，改革变成了：政治体制完全停滞，经济自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仍然继续、一条腿走路的“后改革开放”格局，这也是最近中国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面。

正常状态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行政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经济自由化与政治自由化相辅相成、共同促进，这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应有之路。

然而，中国是一个极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49-78年毛式模式下，党国控制一切、垄断一切，“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能极权垄断控制下，人们没有任何自由活动的空间，更不可能发展经济。文革后，中共领导们反思改革了此种极权体制，以“放权让利”、放开一个口子，向民众退让为根本，开展了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其实质就是让人们（经济）自由，这才是中国发展的真正内在因素。

二、一条腿走路的“中国模式”、奇特的经济高速发展现象。

八九年以后，政治体制改革被冻结，形成一条腿走路模式，所谓的“中国模式”，不过是半拉子改革发展体制。这种不从根本上改革极权体制、对全能党国体制不变的基础上进行的经济改革，注定是不完全的，存在极大的缺陷。但非常神奇的是，中国由于极权体制的官僚体制与民众经济自由两者达成了一个十分特殊的现实：官僚权贵与中国百姓，在制度上形成了一个非常怪异的“官民一体两面的腐败、赎买自由、利益共同体制”，中国体制内外共同发展经济成为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

   在极权体制条件下的改革开放，只是经济自由化的改革开放，不存在政治改革与民主化，正基于此，把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路径，简单化为经济自由的改革，不过是“人民以金钱—贪污腐败—来赎买中共的极权垄断控制一切的自由，“买自由，得发展”是经济的一个根本特征。

   其机制是：经济发展需要自由，—这在极权体制是专制与独裁是无法满足的；但在江胡时期，由于政府的某种程度上的“贪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这种非常普遍与正常的行为，恰恰是某种程度上，通过权力的寻租与自由的赎买，让全体中国民众，得以从这种腐败行为中，赎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恰恰是这两者，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意挨，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笔者称之为“官民一体双面的腐败利益共同体制”，双方心照不宣、形成了一种一体两面、互助双赢的合作博弈机制，让市场经济自由发展。

三、反腐败的效应：江泽民时期“闷声大发财”内在合理性，江规胡随的休养生息、不折腾策略，成为过去四十年经济发展黄金时代的关键：修正了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用主义。

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坚持了四十年，这种奇特的“官员腐败—民众赎买自由、两者利益共同体”得到了充分的应用与生长。原来的极权体制未能深入改革条件下，江胡领导继续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保持了权力对经济自由垄断与控制的“充分的内在张力”，我们即称之谓：一方面官僚权贵们愿意以权力贪污腐败获得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民间经济分润的）红利、另一方面民间企业在极权下不得不实行的对自由行动的“自由的赎买”（不得不然的次优选择），在卖与买两者之间，实际是达成了默许的共识，这样才有了数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样才有了一个哪里经济发展，哪里相对腐败现象越多；哪里腐败现象越多，哪里市场经济越自由发展的相得益彰的互动格局。外界评价江泽民“闷声大发财”和江规胡随，较好地执行了此政策，让人民相当时间内得到了自由发展的空间、休养生息，这才是中国经济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

4、 习反腐败运动根本上破坏了一体两面的腐败赎买利益共同体。

2012年习上台执政，由于其理想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某些腐败现象十分反感，因而极力动真格的执行了一条全面反腐败的政策（其实是“反对他人腐败”、通过腐败打击其他反对派），以原教旨主义党的初心为名，倡导清廉，把一体两面机制打破了，官僚权力阶层不再能够实行权力寻租，恰恰是窒息了中国经济的“自由的赎买”的自由度、发展活力，造成2012年开始后的所谓经济“新常态”，是为习执政经济衰落的第一个决定因素。

当此时，既然权力阶层无法理所当然地进行权力寻租，那么，仍然保留着政治体制下的权力垄断权力、控制一切的权力条件下，官员们采取理性选择就是：放权让利办事，是要负某种行政责任的；在不能寻租条件下，就怠政惰政，—收不到好处，就让事情办不成，那样就没有任何责任。这种权力的傲慢，我们称之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办理模式。官员们拖着事情不办，—逐渐普遍出现了习在后来不得正式提出的反对的“怠政”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自由度，使人民本来要以赎买的某种程度的自由丧失了，经济发展一下子增速下降。习的错误执政行为，没有解决极权对社会的垄断与控制，反而把自由赎买机制打断了，因而导致了中国经济减速缓行的新常态。

习使中共内部存在的利益共赢机制失效，反作用于经济—极权体制基本面不变、权力不受制约，官员们有所作为则必有风险，推动行政必有风险，行事不能有所得，无法寻租的条件下，理性的当官者必然选择了怠政与懒政，不作为、躺平是他们理性的必然选择。

既得利益集团的寻租空间，相对地剥夺了中国普通民众以“贿赎买人民自由”的经济自由发展空间，最后变成了怠政与懒政，最终导致中国经济衰退，成为挫伤官员发展积极性、推倒加速经济下降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步。 

   官僚体制中本身由于缺乏权力制约的“经济扩张投资刚性”积极性，一下子被打压下来了，动不动追责任的“新习代”，官员们缺乏推动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寻租利益），理性考虑的官僚们当然不得不作出改变，“干多错多，少干错少，不干不错”，因此该办的事不办了，能办的事拖着办，慢办了，经济发展当然大受影响，不再高速进步，于是有了习时代所谓的经济“新常态”，其实是执政政策不当导致的人为错误，并不是真正的自然规律。

其后的中美贸易关系的破裂，让煽动爱国民粹主义、驱赶外资企业、发展房地产业、发展互联网产业以致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发展—-习重回毛时代计划经济的国进民退、党管一切，使简政放权的改革政策重归文革时期。。。。。这些一步一步的错误经济决策，使大好的高速经济发展在习那里“一付好牌，打成烂牌”。最后在新冠病毒的作用发出最后的痛苦悲声。中国经济自此步步下行。

五、中国仅经济改革不配套的政治极权体制改革，是治标不治本的半拉子“东施效颦”。譬如治病，光治发烧之表面特征，却从不触及内在极权的权力不受制约机制—肌体五脏问题，不从政治改革上下根本功夫，只是治标不治本，失败是必然的。偏生习总十分认真地反腐，以权力对付官僚主义，以大权力强力压制小权力，结果把表面病症强力压制了表面，烧倒像不烧了，不过此起彼伏的烧，贪污既不改，肌体亦大病变，最后必然死亡之路。

    自由才是人类发展的根本动力因。当然中国经济发展还有诸多的因素，如世界体系的融入一wTO与全球化、人口红利、务实主义（邓江胡休养生息）、不援外、回归平等的国家外交、良好的大国博弈下安全和平环境、美欧支持的大量人、材、物；减少政治干扰运动（如文革）无效率社会浪费、尤其是技术引进与学习、市场经济导向推动中国升级发展等等。

五、两条腿走路的正常社会，必然要求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中国89年已经开始的失误，变成今天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

应对现实的做法，上策是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重新开始；中策是维护现状，适应容忍贪污腐败现象，重归容许经济适度贪污的路径，重新形成共赢的一体两面体制；下策则是重回计划经济闭关锁国的毛式老路，让经济成为计划的“短缺经济”。但从目前习深入执行了一个自以为打击政敌的好工具（反贪），又似乎得到了全国人民（其实是不明真相、不知道贪污腐败的经济润滑剂作用）的全心拥戴，习中共内部又无人敢于提出此种违背“常识”的经济特殊发展现象，相信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内，至少在习执政期间，这种反贪运动的常态化仍然会持续。此反腐运动大刀不断，是上上下下官僚阶层与民众达成的共同体互利机制无希望，而中共极权体制不变，则中国经济断无上升的可能。所谓无知者无畏，这才是当下社会经济的大问题。

不但如此，近期的房地产经济崩溃、股市衰退、实体经济下行、中央地方财政收不抵支现象、到通货膨胀严重、社会人群失业流民，种种问题集中，将在未来某一个时点突然爆发社会事件，成为推倒社会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历史大潮势不可挡。

2021、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