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失败者回忆录》:念兹在兹要记下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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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辉煌时期,参加香港电台活动,旁为广播处长张敏仪。

李怡《失败者回忆录》:念兹在兹要记下的辉煌
李怡 / Matters

失败者回忆录95:

强权得逞,但强权永远不能代替真理。

经过麦加锡黑暗时期,美国法院给予言论自由较高地位,那时多数法官认为,凡是遇到与言论自由相抵触的情况,都应该首先考虑言论自由。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期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有一批黑人民权领袖,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控诉蒙市警察对那里的黑人实施种种暴行,当中有些叙述与事实不符。蒙市警察局长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诽谤,于是向刊登广告的黑人和《纽时》提出控告,案子闹到最高法院,结果法院判《纽时》无罪,理由是:对公众事务辩论,批评政府官员,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主要精神;在自由辩论中,错误在所难免,应该给言论自由留下允许搞错的空间;如果要言论必须与事实相符的话,那么很可能使原来想要说话的人不敢说了,因为他可能觉得不能在法庭上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或者觉得惹不起上法院的麻烦。

因此,言论涉及诽谤可以起诉,但政府或官员起诉报刊或人民的成功机会较低。同样,当权官员也不能与一般人民那样享有言论自由,因为他说话就是实行权力的一部分,比如财经官员不能像一般人那样评论股市,官员亦不能随便批评某机构或媒体,因为那就意味是行使权力的先声。

自从结束麦加锡黑暗时期后,连串案例使美国真正实施以「明显、立刻的危险」作为言论是否享有自由的唯一戒律。由此而使整个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大胆去发挥潜能,社会的新构想、新创意不断涌现,使美国在科技、经济和文化创意等方面领先全球。

香港在二战后,于困境中,也是因为言论自由激发企业界和流行文化,得以各显神通,懂得走位,懂得变通,某些工业曾经在国际占领先地位,流行文化更在亚洲独领风骚。

言论自由的好处在于让每个人可以发挥潜能,如果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每个人都只能政府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那就什么新构想、新创意都提不出来,社会顶多只能够靠低价劳工,和移植甚至偷取别国的技术去发展了。社会不会有活力。

言论自由的另一好处是可以让政府知道民怨所在,及早采取纠正、补救的措施。永远不要忘记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即使最好的掌权者,他或他属下的政府各部门,有时都觉得有些事要隐瞒或欺骗人民,因此布莱克大法官说,「出版工作的最大责任就是防止政府任何部门欺骗人民」。即使没有欺骗人民,政府也一定有不足之处,最精明的主管都未必看到,广大社会舆论会指出。 1999年香港主权转移两年,香港电台邀约了台湾驻港代表讲了一篇「香港家书」,解释当时台湾李登辉提出的「两国论」,受到香港左报和亲共人士排山倒海的攻击,时任广播处长的张敏仪表示,在香港人人都有言论自由;时任政务司司长的陈方安生则强调言论自由可使公众提出政府各部门看不到的缺失。

言论自由的另一好处是社会的安全活门,公众可以通过言论发发怨气,社会怨气若得不到发泄,往往会造成社会撕裂,或使怨气化为破坏性行动。

几十年来,我都以美国新闻自由的实践为榜样,信奉《纽约时报》的座右铭:「所有适合刊载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即不会因为任何非新闻的原因,不刊登适合的新闻。然而,近几年发现有了变化,美国许多主流媒体都不去刊登他们认为「政治不正确」的新闻,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甚至在选举中政治归边。将近100年前中国报人张季鸾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现时新闻事业包括网上媒体竟然大倒退。 2016年美国大选,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做了希拉莉的啦啦队,有媒体预言希拉莉有93%的胜选机率,结果翻了盘。 2020年大选主流媒体也全面向民主党归边,对亨特·拜登的丑闻不但不报导,连向拜登提出询问都避免。又刻意不刊登时任总统的川普的讲话。完全违反「所有适合刊载的新闻」的原则。

过去美国人对媒体有极高信任度,到2017年,蒙茅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 )所作民调结果,有67%的美国人认为传统媒体报导假新闻,到2018年这个比例增加到77%。

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沦落?我相信一是由六十年代延续的追求自由、平等的思想,发展到社会多元化后,将各种反歧视、促平等置于压倒自由的不可触碰的「政治正确」地位,这种违反开国元勋传统的名为进步、实是极左的思潮主导了学术界与媒体;二是中国因素, 中国的利益和对美国各界的金钱诱惑,使人性的贪婪盖过了道德原则和职业操守。

我一生追求的言论自由,在全球几乎挫败。我一生从事出版事业的地方的新闻沦落,就更不用说了。这促使我更念兹在兹地要把言论自由曾经带来的辉煌,记录下来。我深信掩盖事实,就是掩盖真理。强权得逞,但强权永远不能代替真理。

(原文发布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