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邢小群:韦君宜二十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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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是2002年1月26日去世的。享年85岁。她的二十周年祭日快要到来,我不禁想起了一段往事。

我妹妹丁宁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1998年春节期间,她告诉我,社里要推出《百年人生丛书》,内容是当代文化名人的回忆录。第一种已经问世,是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这本书我读后感到很有意思。周一良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毕竟是书生》不到十万字,重点叙述1970年代进入梁效写作组,打倒四人帮后受审查的尴尬经历,当时除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外,其他当事人尚未直陈其事。周一良回忆录态度比较诚恳,社会评价不错。于是该社想继续组织文化名人的回忆录。丁宁为此找了几位京城熟识的名人,希望他们供稿,收效甚微。有人写了回忆录,已经出版;有人没写回忆录,忙得顾不上写;有人有种种顾虑,表示不想写回忆录。她一筹莫展,于是问我能不能介绍有份量的书稿,支持她一下。

我听说韦君宜写了回忆录,并在《百年潮》、《黄河》杂志和邵燕祥、林贤治编的《散文与人》上读到部分章节。当时韦君宜已经中风多年,卧病在床,书稿托咐给牧惠。

李辉等人知道这部书稿的价值,曾为其出版作过努力,但未能成功。1997年12月,韦君宜过80岁生日,她的清华大学老同学于光远,还公开吁请牧惠帮助实现出版回忆录的愿望。

于是,我告诉丁宁,听说韦君宜的回忆录在牧惠手里,不知你们社是否愿意出版。

丁宁很快向社领导作了汇报。领导答复是,如果是牧惠的回忆录,可能不方便出,如果是韦君宜的回忆录,我们愿意出。

牧惠本名林文山,和韦君宜是儿女亲家。他本人是杂文家,和曾彦修、邵燕祥齐名。杂文多刺,十月文艺出版社不愿意考虑牧惠的书可以理解。其实,牧惠的回忆录此前已经公开出版,名《漏网》。韦君宜是出版家,也是小说家,曾位居中国当代文坛要津,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小说《洗礼》、《老干部别传》等。出版社领导或许看过韦君宜的作品,认为出她的书比牧惠安全。我想,他们可能心理准备不足。于是对丁宁说,我帮你找牧惠联系书稿没问题。但你们社能不能准备好合同书,见到牧惠,一手签合同,一手拿稿子,以示诚意。

丁宁请示了总编辑李志强,李志强一口答应。1998年2月底的一天,我和丁宁来到沙滩牧惠家里拿书稿。丁宁告诉牧惠,社里的稿费标准是千字45元。我说,要不要考虑以版税的方式付酬。丁宁说,如果改变条件,还得重新请示领导。牧惠表示,只求快出,没有其他条件。我说,能否两个月出书。丁宁说,还是三个月吧。于是,当场签约,承诺6月1日以前见书。

丁宁把稿子拿回家一看,书稿的分量竟然如此之重!她一则以喜,喜的是拿到了不同寻常的书稿;一则以忧,忧的是合同已经签了,如果书出不来怎么向牧惠交待!

好在总编辑李志强既有文化见识,也有责任担当。他看了书稿说,我看这部书可以出,个别地方删一点就行了。于是,他们一审、二审、三审,前后删了三遍,十二万字的书稿,删了约一万字,终于通过了终审。

这时,有人听到出书的消息,出面阻拦。此人是一位高官夫人。高官也是韦君宜的老同学,已经去世。韦君宜在1957年险些被打成右派,蒙这位高官相助,韦君宜幸免于难。韦君宜回忆录中提到了他的帮助,也提到了他把别人打成右派的事。那位夫人把长途电话打到美国,向正在国外公干的韦君宜女儿施加压力。韦君宜的女婿当时正面临提拔,也怕此时出书会影响个人前程,问能否推迟出版。

牧惠深知出版机会来之不易,他顶住了压力,坚决不同意推迟。1998年5月12日,《思痛录》终于印出,比合同的最后期限提前了18天

牧惠是《求是》杂志的离休干部,很少乘坐公车。这次破例向单位要车,和丁宁拿着样书,来到协和医院病房,送到了韦君宜的手上。韦君宜已经说不清话,但看得出十分激动。牧惠也十分激动,他说:”出了医院,我舒了一口气:我终于完成了任务! 我终于完成了于光远流着眼泪给我下达的任务!”

出版以后,牧惠向文化界好友分送不下百册,一时间出现了争读《思痛录》的盛况,曾彦修、何满子、黄秋耘、邵燕祥、黄宗江、公刘、许觉民、宗璞、沙叶新等名家纷纷在报刊发表评论。新书一再脱销,两月内印了四次。

这时才想起当时签协议的付酬方式是稿费,不是版税。两种付酬方式差距不小。韦君宜的女儿找到出版社,要求变更合同。出版社说,可以从现在起重签合同,变为版税,以前的部分没法变。

本来,牧惠还想把他搜集的关于《思痛录》的评论文章再编一书。为了避免矛盾,他把文章全部交给了同事孙珉和邢小群,让他们合作,编了一本《回应韦君宜》。

恰逢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主编一套《中国当代文化现象》丛书,问有什么合适的选题,我推荐了这部书稿,经金涛审定,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其间金涛还咨询了政界高层朋友,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这本书使得《思痛录》的回声,得到了集中的展示。

五年后,韦君宜与世长辞。因为《思痛录》的影响,给她送行的不但有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也有许多思想界的新朋友。

其后,《百年人生丛书》又出版了杨宪益的《漏船载酒忆当年》、何济翔的《沪上法治梦》、叶笃义的《虽九死其犹未悔》、杜高的《又见昨天》、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等力作,得到读者的好评。

《思痛录》的篇幅只有十万字左右,为什么影响超过了韦君宜一生的其他著作?此书共十六节,讲述的都是作者参加革命后亲历的政治运动。从延安的抢救失足者,到镇反、三反五反、清理中内层,批俞平伯、批冯雪峰、批《武训传》、肃反,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批小说《刘志丹》,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斗黑帮、下干校、清队、整党、清查516、学大寨、反文艺黑线回潮,一直写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作者用一个个活生生的实例,让人感受到政治运动治国,必然伤害无辜,导致冤假错案

回忆和反思治运动的经历,韦君宜既不是第一个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人,只是诸多回忆者中的一个。为什么她这本书格外引起关注,流传了十八年,至今不衰,已经成为一本公认的名著,其中还有某些特殊的原因。

其一,韦君宜是个有才华的作家,但又不是那种无节制地抒情和卖弄词藻的作家。她以特殊的敏感体察人情世故,文字简洁却极有张力。本书篇幅仅为中篇,但密集的细节却胜过长篇容量,仅第一个章节就衍生出长篇小说《露沙的路》。而这些精心选择的细节,每一处都直指政治运动的逻辑的荒谬。

其二,韦君宜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圣人。她也讲述了自己在运动中的盲从、失误和怯懦。从而拉近了作者和读者的距离。

其三,韦君宜是体制中人。她多年在文化界从事领导工作,比局外人更熟悉体制的内在机理,因而她的反思更为彻底,更能切入体制深层的弊端

其四,韦君宜触及了一代革命人的特殊痛点。韦君宜出身富裕家庭,学业出类拔萃,父母有意送她赴美留学。她在清华的一些同学,学业上不如她,留美后成了著名学者。她冒险吃苦,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不曾想到从此开始,就像卷进了绞肉机,要么被整,要么整人,不戴上面具,就会引火烧身!暮年回首,实在惨痛!

其五,韦君宜选择了一种特殊的语境:彻底敞开思想,面向抽屉写作。有人误以为《思痛录》是韦君宜离休后在病中写作的。事实并非如此。此书开笔于1976年初,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军代表掌权。她就开始秘密写作。主体部分完成于1983年以前,她当时的职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国内最大的文学出版社的一把手。对于出版规定的言说尺度,她再熟悉不过。她知道这种尺度的可能空间,在任上帮助过一些文坛新秀破土而出;她也知道这种尺度的风险边界,阻拦过一些著作的出版。作为作家,她还知道怎样表达,媒体和社会易于接受。后来她告诉女儿:”我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可是,写出来却绝不可能发表。到了这稿子真能发表的时候,国家就真的政治清明了。”这种写作心态赋予《思痛录》某种超越性品质。

当然,《思痛录》问世后受到的不全是赞扬,也引起了一些质疑。最值得关注的批评来自与韦君宜资历相仿的冯兰瑞。冯兰瑞本人也是从延安走来的老共产党员,在改革开放和反思历史中也有独特的建树。她的批评主要是以当事人身份,质疑韦君宜所述与婚恋相关的史实。我没有能力考辩其中的是非。即使冯兰瑞的批评完全属实,《思痛录》仍然瑕不掩瑜

韦君宜深知《思痛录》在自己的笔墨生涯中的份量,但她在杀青之时并没有考虑拿到自己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并非避免瓜田李下之嫌,更多的可能是怕这本书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带来风险。韦君宜没有想到的是,事态并不像她最初估计的那么一成不变。

1990年代后期,反思早年的政治运动有了一定空间。国际形势的变化却让人们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走向深化。1998年出现了相对宽松的出版环境,于是,《思痛录》虽然没有像她希望的那样一字不改地出版,但主体部分还是成功地与广大读者见面。同一月份,其他出版社还推出了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朱正的《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都是可以传世的著作。这些著作问世后,也没有给出版者带来麻烦。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精装本的形式推出了《思痛录》的增订纪念版。这一版在印刷装帧上优于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第一版,还收录了一些韦君宜的其他回忆性散文。但《思痛录》本身采用的仍然是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删节版。

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思痛录》应当有新的版本。1998年初版时删节的内容,应当尽可能恢复。《思痛录》作为一二九知识分子的绝唱,已经进入了当代文学史、当代思想史和当代政治史。名著是一代又一代后世学人研究的对象,被删的文字也是重要史料,因而对于出版界来说,还原名著原貌就成为有意义的课题,版本学也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